文/子非鱼, 转载与我联系(公众号:浅见)


一、《景观社会》与情境主义国际

情境主义国际成立于1957年,最初承袭于先锋派艺术,包括实验艺术家国际、字母主义运动以及包豪斯印象运动国际等团体对早期情境主义国际的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早期情境主义着眼于日常生活的批判,积极要求建构具体的生活情境,以此获得真正的生存状态。在1957年于意大利的国际会议上成立以后,情境主义国际由介入政治的艺术活动理念转向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景观的批判,并在《景观社会》出版之后被推向学术巅峰。

《景观社会》

在情境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已由马克思时期的生产异化阶段过渡到了消费异化阶段,商品拜物教被景观拜物教所取代,所以必须通过发起情境建构——主要以“漂移”和“越轨”为手段——来破除景观,最终变革和解放束缚人的社会生活。

情境主义国际及其理论来源历来较为分散,同时其理论本身意涵也比较晦涩,所以研究情境主义国际,主要集中在了对居伊·德波和他的《景观社会》的阐释上。

居伊·德波既是情境主义国际的创建者,也是情境主义理论的主要创建者,其人是上世纪下半页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其理论则深刻影响了后现代消费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而《景观社会》既是居伊·德波最重要的著作,也是情境主义国际的理论基石。

居伊·德波

在此简略对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部分进行介绍。

在《景观社会》开篇,徳波便指出了“景观社会”的本质:

“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积。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

而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

两相对比,便可看出徳波在新时期对马克思理论的创见。

在马克思生活的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正狂飙突进地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生产力极大发展,商品社会初露端倪。在此情境下,马克思敏锐地发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在生产关系中异化,而这种颠倒是经济物化颠倒。

而在战后,尤其是六十年,工业社会开始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商品社会进阶为消费社会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由“存在到占有”向“占有到显现”过渡,徳波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指出了又一次颠倒,即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在消费社会演变成为物化后又表象化的颠倒。

“景观,就是商品完全统治了社会生活的那个是时刻。”(《景观社会》42论)

“景观是货币的另一面;它是所有商品的一般抽象等价物。”(49论)

由此产生的异化是,人们不再沉迷于商品,而是被景观所迷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再由商品消费判定,而是由景观所主导。在此,“景观不是影像的堆积,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而“现实显现于景观,景观就是现实。这种彼此的异化乃是现存社会的支撑与本质。”

那么在对景观社会的批判之下,情境主义国际的实践要求又是什么呢?

徳波认为的变革,是所谓情境主义式的对生活的艺术化改变,进一步说明则是,只有来自于青年人的艺术革命才是摆脱景观支配的真正途径。

如此一来,情境主义国际的要旨及其行动主张,便一目了然。

二、“五月风暴”始末

“五月风暴”的爆发,缘由复杂,成分复杂,国内外因素在共同作用,学生、青年群体、左翼思想家、法共、工会、政府,甚至大众媒介,也都或多或少参与其中。

战后西方经历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社会由工业时代转型到信息时代,社会繁荣,物质丰裕,但由此也引发了诸多问题。科学至上、技术之上的观念消解了文艺复兴以降的人本主义,“组织人”、“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的人”出现,大公司、科层制与工业复合体在吸纳社会人才的同时也泯灭其个性,个人异化现象严重;

依托于科技发展,西方社会在战后由生产社会迈入消费社会,“商品的使用价值趋向没落”(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处处是消费构建的符号所产生的伪效用与虚假需求,大众在这样的社会转型中逐渐麻木、冷漠,消费主义在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压抑与异化;

与科技革命、消费社会一并来临的,还有大众传媒,其中最突出的便是电视的普及。信息传播速度和渗透力的无限制,使得传媒信息对社会的影响大大加深。新的文化基于电视、广播和新闻媒体被迅速构建,而青年的生活状态也由此改变。

科技革命导致的技术异化、消费社会构建的虚伪景观、大众传媒改变的青年交流媒介,本就显现出危机,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聚焦法国,就更不难看出“五月风暴”完全其来有自。

战后法国经历了将近三十年的经济繁荣期,不仅总体经济水平追上并超过战前水平,在戴高乐执政的十年(1960至1968)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5.7%,高于美英德。但伴随经济高速发展而来的,是社会阶层分化加深、失业人口增多、通货膨胀加剧,直至1968年,全国失业人口已达45万;

法国在战后之所以能恢复国际地位(分区占领德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戴高乐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虽然在战后初期下台,但在1958年复出之后戴高乐声望不减,并利用这次机会将权力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他通过全民公决建立起个人威权,打压议会,干涉立法,最终成为法国共和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总统,但权力过大最终还是导致了社会的反抗;

其时法国面临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危机也是重要诱因。当时法国面临着教育系统僵化、教学模式陈旧、教学内容脱离实际等诸多问题,而之所以被称作“大众化危机”,是因为更多来自中下阶层的学生进入高等学府之后,感受到的与来自上层社会学生之间的差异,随之而来便是对社会公平、阶级差异等问题更深刻的认知,最终是难以平抑的不满;

而与此同时,在美英等国,早在六十年代初便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早已在法国学生中间引起了共鸣,第三世界中毛泽东、切·格瓦拉掀起的共产主义革命,也使年轻人莫名向往。

正是在以上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以抗议教育体制为导火索,“五月风暴”最终在1968年的夏天爆发:

1968年3月18日至22日,巴黎学生举行了规模庞大的反越战游行,22日凌晨,当局逮捕了南泰尔大学的一名学生。是夜,后来成为运动核心人物的丹尼尔·科恩-本迪特占领了学校行政大楼,并成立了“3·22运动”组织,校方求救于政府后驱散了学生,是为3·22事件。

3·22事件爆发后,全国各地学校都掀起了类似的活动,要求学校改革、抗议政府行径,并开始将重心逐渐转向批判资本主义制度;

5月3日,大批学生聚集索邦大学抗议对科恩-本迪特的审讯,遭警察遣散,学生就地筑起街垒、进行巷战,冲突长达5个小时,索邦大学被迫关闭;

5月4日,法国大学生联合会与全国总工会成立行动委员会,号召学生、教师罢课,戴高乐给出指令“绝对不能退让”;

5月10日晚又被称为“街垒之夜”,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在巴黎主要街道建起60多个街垒,与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

5月13日,戴高乐就职十周年纪念日,法兰西劳动者民主联盟和全国总工会发起总罢工,学生、教师、工人、知识分子、左翼政客们高喊“十年,够了”;

之后两周,法国南方航空公司罢工、雷诺汽车公司罢工、新巴黎报刊发行公司停止报刊发行,到20日,全国一千万工人罢工,法国陷入瘫痪状态;

5月24日,法国农民加入斗争,宣布发起全国斗争日,危机开始威胁法国政权;

5月27日,学生、工人和各派政治人物集会反对戴高乐统治;

5月28日,左派提出组建政府,迫于形势,政府答应了工会和法共的条件;

5月30日,戴高乐在获得法国驻德国武装总司令马絮的支持之后,匆匆返回巴黎,宣布用武力维持秩序,政府随即组织了右翼势力示威,打压学生运动;

此后事件才逐渐平息。

然而如前所述,“五月风暴”成分复杂,不仅仅是学生、工人在参与示威,各界知识分子也纷纷投身其中。

早在5月8日,萨特就和波伏娃一道上街参与游行,并联合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发出呼吁:“所有劳工和知识分子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由学生和教授们所从事的斗争运动。”

5月18日,戛纳电影节正在进行中,特吕弗带领着让-吕克·戈达尔、米洛斯·福尔曼、路易·马勒和罗曼·波兰斯基占领了戛纳电影宫,夺过话筒说:“鉴于目前所发生的事件,我们在沃吉拉路的同志们已经举行罢工,我建议,我们在戛纳也停止活动,以配合电影界的整体行动。”

戈达尔后来也对公众大喊:“我们什么都慢半拍。巴黎发生的事情,我们慢了一个半星期。学生们被打得头破血流,而我们的电影却完全无视社会现实。我要求你们与占领雷诺汽车厂的工人们团结起来,你们却跟我讨论镜头的推移和近景!”

米歇尔·福柯当时正在突尼斯任教,运动期间赶忙回到国内,在目睹了学生游行示威之后对友人说:“这不是在闹革命,这就是革命。”

萨特、福柯在“五月风暴”中

三、情境主义国际与“五月风暴”

那么,情境主义国际在“五月风暴”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徳波后来多次提到“五月风暴”,在《景观社会》意大利语1979年版第四版序言中他写道:

“情境主义国际此时作为激进主义组织竭力在现代社会中推行革命主张。人们很快发现,他们已经在批判理论的领域中夺取了胜利,并巧妙地配合着现实领域的斗争,很快,他们的活动就达到了历史的顶点。”

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在徳波看来,情境主义国际在“五月风暴”中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其实早在1966年,情境主义国际就已经与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学生取得了联系,并在大学学生会的资助下出版了情境主义者、突尼斯学生穆斯塔法·凯亚蒂的《伦学生生活的贫困——对经济的、政治的、心理的、性别的特别是智力方面的关注及其补救的可能性提议》。

《论学生生活的贫困》对大学生生活状态作了十分严肃的批判,进而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斗争对象:“他们了解整个系统,明白消费社会及其现代仆人是他们的敌人。他们公开地说他们从学术体系中学到的东西是为毁灭体系服务的,学生若不造自己的反,那么一切造访都是空谈。”

所谓“学生的贫困”,指的就是景观社会控制下,被异化的学生思想的贫困,生产机制钳制下,丧失阶级意识的行动力贫困。这份小册子再版多次,在各个高校之间广为流传,在学生中间产生了巨大共鸣,批判意识被有意识地调动起来,学生之后的两年中由反思走向愤怒,这种情绪经过反复酝酿最终,走向拒绝与反抗,直至引发南泰尔大学“3·22事件”,导致“五月风暴”爆发。

而1967年《景观社会》的出版,更是直接成为情境主义国际的理论指导,学生的反抗情绪在蓄积,工人阶级在失业中煎熬,革命显然一触即发。就在这样的时间点,《景观社会》切入要害,指出了资本主义在其时的根本问题所在。

“五月风暴”爆发之后,《景观社会》被涂写在了巴黎、重要城市以及外省城镇的墙壁上:“给予工人委员会权力”,“打倒景观-商品社会”,“大学终结”。

情境主义者们,连同共产主义者、托派分子、毛主义者、左翼人士和无政府主义们,在运动期间带领学生们占领学校大楼,在索邦大学和南泰尔大学墙上贴海报:“把你的欲望视作真实的东西”、“绝不工作”、“冷漠就是反革命”、“工会与妓院无异”、“快跑,同志,旧世界就在你身后!”

徳波作为情境主义国际的领袖,自然身处学生中间,他当时36岁,几乎是参与运动大学生年龄的两倍。所以在很多读过《景观社会》——不管读懂与否——甚至没读过《景观社会》但了解情境主义国际主张的学生看来,徳波无疑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领袖人物。实际上徳波在运动中热切地阐发情境主义的理论,并以其理论家的丰富经验,引导、组织学生参与斗争。

虽然到最后“五月风暴”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情境主义国际无疑在这场运动中走向了自身发展的顶点,徳波身处风暴中心,亲眼目睹了情境主义者们带领学生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辉煌历程。

“日常生活批判之父”、深刻影响情境主义国际的现代思想大师列斐伏尔后来曾评论道:“……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乌托邦,相反他们的乌托邦非常抽象。”“3·22运动是由学生构成的……这支充满活力的队伍是随着事态发展而形成的,没有安排、没有计划——它被情境主义者联合起来,但却并不是由他们创建的。”

徳波自然不赞同这样的说法,在60年代末期他与列斐伏尔公开决裂,斥责他是“秩序保护者”,不过就现在的研究资料看,列斐伏尔似乎代表了某种主流的看法,即情境主义者在“五月风暴”中仅仅起到了联合的作用。

那么徳波怎样评价呢?情境主义国际在“五月风暴”的辉煌之后逐渐衰落,这场运动似乎就是它的终点,徳波浪迹西班牙和意大利,晚年在奥弗涅隐居,最终自杀,“五月风暴”似乎也是他个人的终结。但可以认定的是,就像他自己对《景观社会》的评语一样,情境主义国际理论对“五月风暴”的启发与引导的重要性,“从未言过其实”。

所以,伴随后工业时代消费社会而诞生的情境主义国际,面对景观社会对人的异化、景观本身对现实的架空,直指其要害并提出了以青年为主导的、破除景观社会的行动理论;而在同样的背景下,战后青年一代渴望揭露和批判异化的消费社会、压抑的工业文明,宣泄心中的不满,实现个性的解放。这两股力量最终在1968年这个节点完成了汇合,情境主义国际在精神上影响了青年一代,在行动上为青年提供了指导,并以此深刻左右了运动的走向,推进了整个运动的发展,成为这场被认为是“西方文化分水岭”的运动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简言之,它是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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