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目副标题里“流散”一词,让我联想到了古希伯来的大流散:以色列数度亡国,犹太人出离耶路撒冷,流亡各地。流俗之见认为中国人安土重迁,但是从周朝封建诸侯、魏晋衣冠南渡算起,华人已历经了十多次迁徙。近代最大的一次移民潮,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华人下南洋,北美、东南亚都是人们熟知的侨居地区。在这本书里,胡其瑜的目光转向了格兰德河以南,更辽阔、也更容易被忽视的拉丁美洲。

近代的西属美洲极其类似亚历山大东征后的希腊化世界,希腊人(西班牙人)攻城略地、修整文教,和当地的波斯、埃及(印第安)的贵族联姻交通,华人则处于犹太人的境地,颠沛流离,在各民族大熔炉里煎熬。

拉美地图


漂浮的地狱

19世纪中叶,西方人揣着洋枪洋炮,半威胁半利诱,带走了100多万青年少壮。为了吸引华工,劳务公司欺骗道:美洲的年份相当于中国的一半,签订一个8年的劳动契约,其实是4年,但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半年”历法。还有一些年轻人不知道古巴、墨西哥在哪儿,以为目的地是宗亲常去的越南、泰国。踏上运输船的甲板后,华人子弟便卷入了全球贸易,成为其中一条环节。

任何一本讲述美洲拓殖开发的书,都不会漏掉大西洋“三角贸易”。很少有人知道,地球另一边隐藏着范围更广的“三角贸易”:欧洲商人带着枪炮、钢铁和纺织品,绕过好望角来到亚洲。他们在福建、广东的通商口岸,卸下货物后,装上了移民,横穿太平洋,运到南美洲;最后装载加勒比的蔗糖、咖啡,运回伦敦的大宗商品市场。(第六章《黄色贸易与大西洋中央航线》)

19世纪中叶正好赶上造船业升级,蒸汽动力船取代古老的风帆桨板,航船载重最多可达1000吨。可运输的时候,吨位总是嫌不够,超载是常有之事,原本客载名额300的,实际装400多人。一名乘客占1吨货物的空间(2吨货物占1.3平方米,大约是一口棺材尺寸,1吨的空间可想而知),人们把运输船“漂浮的地狱”。

华人在船上缺的是粮食,多的是疾病,卫生设施形同虚设,洗漱、寝具、衣物晾晒全挤在一块。前往秘鲁的运输船曾在三年内保持30.4%的高死亡率,去古巴的稍微人道点,死亡率大约是10%,最高的死亡率是一艘叫“蒙塔古女士号”创造的——66.6%,一个在汉语里代表吉祥的数字。漂泊海上的日子仅仅是苦难的开始,到了陆地后,迎接华人的不是解放,而是种植园,19世纪自杀率最高的地方。


种植园·失乐园

单纯看劳务契约,华人的待遇似乎不错,合同把苦力称作“亚裔定居者”(Colonos asiaticos),把新型奴役称为“工业性拘留”(industrial residence),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些法律术语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华人的处境就是奴隶,广东人把劳务公司的经理称为“猪仔头”,把苦力住的地方叫做“猪仔馆”。

由于19世纪英国带头取消奴隶制,南美无法从非洲获取黑奴,便引入中国、印度劳动力。古巴种植园主Pedro Diago回忆1847年第一船中国苦力上岸时,激动地说道:“这些移民将成为我们的手臂,取代那些日益匮乏的黑奴。”华人曾经是秘鲁种植园的唯一劳动力,一度占古巴人口的3%(1877年五万三千八百一十一人)。

从凌晨四点半点名开始,中国苦力持续工作12个小时,晚上睡在肮脏的简易木板房,没有双休日,没有法定假期,监工用皮鞭、棍棒维持庄园的统治。1849年秘鲁移民条令甚至规定了私刑合法,雇主可以体罚“逃跑”和“不服从”的捣蛋分子,异族统治下的华人失去自由、尊严,甚至结婚也需要主人的批准。一开始体罚还有个规矩:当有黑奴在场的时候,白人监工不可鞭打华工。取缔奴隶制后,那些刚获得解放的黑奴当上监工,管起种植园的事务。华人沦为最底层的族群,就像巴比伦之囚的犹太人。

在恶劣的生存的条件下,很多人丧失活下去的信念,轻生上吊、投井。美洲有一种甜蜜而又残酷的自尽方式:大部分种植园用甘蔗炼糖,自杀者跳入炼糖的容器,溺糖而死。讽刺的是,一些种植园在管理本上把自杀列入犯罪事项,因为按照天主教的观点,自杀是为罪孽。(第四章《自由劳动力抑或新型奴隶制——19世纪古巴和秘鲁的中国苦力》)

各种死亡当中,吸过量鸦片慢性自杀很常见。在契约八年的为奴岁月里,华人百无聊赖,只能用鸦片来排解忧愁,这反过来又恶化了华人的形象。秘鲁首都利马的报纸,鸦片广告是专门用中文写的。鸦片和辫子是华人的标志,成为外国人最厌恶的两样事物,甚至黑人在华人面前有了道德优越感(黑人很少抽鸦片,但是酗酒较多)。

华人喜欢鸦片,种植园主也喜欢鸦片,因为它能麻痹人的斗志。一个古巴历史学家统计华人犯罪时,发现18年间,只有12起武装叛乱,许多种植园容许乃至纵容劳工抽鸦片,甚至拿鸦片来付工资。(第五章《鸦片与社会控制》)


排华就是爱国

华夏也曾有过被异族奴役的时刻,在蒙元、满清的统治下,华夏失去了权柄、国度,但保持了宗族、团练、帮会等自治团体。然而这一次不同,华夏面对的不是匈奴、鲜卑、西南夷,而是欧洲文明,论繁荣程度西班牙仅仅是它的二级梯队,但这个次级文明结出的果实仍可媲美华夏: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比中国功夫更实用、审美的巴西柔术,还有圣保罗的耶稣像。

就像《圣经》年代的犹太人面对先进发达的希腊人,失去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中国人向西方文明臣服:皈依天主,放弃祖先印迹,改用西班牙姓氏、基督教的教名,娶本地女子,在圭亚那华人结成不少天主教社区。下南洋的华人离母邦较近,还能保持精神上、组织上的联系,南美华人则一无所有,只能依靠经商的天赋挽回局面。

19世纪末种植园主削减华工,转而招募高原山区的土著;再加之社会改革,大型种植业分散化,华人逐渐告别种植园,有点小本事的靠手艺吃饭,当厨师、司机,工匠开作坊,小本经营,华人中产阶级逐渐形成。尤其是自然环境不适合种植园的墨西哥,华侨发展尤为迅速,在这个国家的大城市里,总会有一两家华人的贸易公司,西北部的一个省份(索诺拉州,对面就是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华人企业共有572家,墨西哥本地企业只及其一半,华人垄断了零售业。美墨边境城市墨西卡利,80%的棉花由中国人种植。(第二章《移民与发展中的社会——墨西哥北部的华人》)

一向繁华的加勒比海地区也有了中国人的立足之地,19世纪五六十年代,特里尼达岛的中国商店遍地开花。1925年牙买加30%的零售业执照在华侨手里,在当地人的语言里,中国人和商店老板是同义词。没有华侨的贸易网,香蕉、可可、咖啡豆只能烂在地里。

美洲人有时候也会拿犹太人和华人相提并论,但这并不是什么好话,他们眼中的华人形象,如同反犹主义塑造的犹太人:自私狡猾、放高利贷,通过压榨他族的血汗过着富足的生活。种植园主仅仅把华人当做“手臂”,可现在这只手臂挣脱了,而且还抓住了钱袋子。当华人做苦力的的时候,美洲人讥笑蔑视;当华人有了物力财力后,美洲人恐惧、痛恨。他们攻击华侨,烧抢店铺。

联共(布)史观说闹事的只是一小撮流氓无赖,事实上排华是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底层抱怨华工抢饭碗,商人想抢占华商的市场,牧师要捍卫本地妇女的贞操。每一个民族主义政党都会把排华写入党纲,激进者提出了“排华就是爱国”的口号,政府法规禁止中国人拥有地产,警察对群众排华袖手旁观,最残酷的暴行发生在墨西哥的托雷翁城,300多名华侨在一天之内全部毙命。(第七章《假想敌还是替罪羊?——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排华运动的检视(1870-1930)》)


中国版“昭昭天命”

多年前学界兴起了航海热,谈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郑和的某支船队去了澳大利亚、哥伦布是拿着中国地图发现新大陆等。奢谈蓝海强国的“大中华费拉民族主义者”,不会想“娜拉出走后”的问题。即使大明宝船真的跨过了太平洋,也无法把美洲变成华夏子民的应许之地。假如郑和真到了秘鲁,情况恐怕和南洋相同,赐予印加国王财货,当成朝贡体系的美洲分部,或许留下一个叫三宝港的地名,除了增添明王朝的荣耀外,别无他用。

即使学者考证出郑和比哥伦布先到了美洲,建立世界新秩序仍然是日耳曼—拉丁民族,中国只能在后面亦步亦趋地跟从。西班牙人开创大航海时代,华人被卷入西方体系;英国废除奴役制度,华人成为奴隶的替代品;欧美三十年代大萧条,华人做了替罪羊。

流落异乡的中国人,品尝到了犹太人那种深刻的苦楚。但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争取的自由机会,华人反抗统治者,兴兵起事(在古巴十年战争中对抗西班牙当局),结交外国(秘鲁华人在南美太平洋战争中协助智利军队)。古巴成功获得独立后,迪哥沙达将军赞叹:“在古巴独立战争中,没有一个华人当叛徒,没有一个华人当逃兵。”

古巴独立战争

华人翻身为主的机遇到了,在古巴,中国裔领袖Jose Bu被奉为开国元勋,地位和总司令马克西莫·戈麦斯等同。祖籍广东大埔县的客家人钟亚瑟,在圭亚那共和国独立后,被推选为首任总统(1970年3月17日至1980年10月6日在任),他也是首位亚洲以外国家的华裔总统。

心灵鸡汤告诉人们:“上帝给你关闭一道门的时候,也会给你打开一扇窗。”当华北、东北逐渐散沙化,失去“诸夏”成员资格时,美洲将成为中国人的迦南,广阔的新世界大有所为。耶稣会士把巴拉圭变成了基督教小天堂;“犹太复国之父”西奥多·赫茨尔,考虑把阿根廷作为巴勒斯坦之外的另一处复兴基地;纳粹余党亡命南美,图谋重建第三帝国。晚清康有为向光绪上奏疏,计划开垦巴西建立新中国,作为救亡图存的海外基地,这一伟大梦想仍未过时,南美洲已经有了华侨40万人,“昭昭天命”在等着,新的邦国就在前面。



文/柳展雄

刊登于《新京报》 

原题目为:拉美华人的血与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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