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雅)西方精神历险中最绝望的一个。”—安德烈.马尔罗


1、 进取的青年画家

1746年3月30日,西班牙阿拉贡自治区萨拉戈萨附近一个名为丰德托多斯的小村庄中,一位镀金师与他的妻子迎来了他们生命中的第四个孩子,取名为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卢西恩特斯(Francisco José de Goya y Lucientes)。

戈雅14岁时,开始跟随当地艺术家何塞.卢赞.马丁内斯学习绘画。他出生普通家庭,因此深知得到画坛权威的认可,才是通往功成名就的正经路子。像大多数那个时代的年青画家一样,戈雅选择参加学院派的考试来打响名声。17岁至25岁,从西班牙到意大利,他前后参加了三次学院派组织的考试,但都落榜而归。

1771年,戈雅在意大利的考场上失利,回到了西班牙。尽管没能得到学院派的肯定,但就在这一年,他接到了第一个委托,为比拉尔圣母大教堂绘制6x15米的湿壁画。这幅名为《以主之名的礼赞》的天顶画引起了阿拉贡上流社会的关注,他的前途开始明朗。之后戈雅经过几年的努力,过上了承接皇室订单的稳定生活。他为宫廷创作了大量挂毯画。内容多为轻松、祥和的民间日常生活题材。他甚至成功逆袭当上了曾两度否定他的圣费尔南多皇家艺术学院绘画部的副部长。

《阳伞》,1777年,   布面油画, 104*152cm 马德里,  普拉多博物馆

到此为止,以上都还是一个普通青年的励志奋斗史。如果欧洲没有发生随后一系列的变革,也许戈雅始终“只是”个成功的宫廷画师。



2、 信仰的流亡

曾经在大航海初期风光无限的西班牙,却在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大发展队伍中掉链了。18世纪末,这个国家仍维持着传统封建格局。当启蒙主义思潮上升到意识形态的时候,冲突与暴力随之而来。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随后西班牙被卷入乱局,戈雅在国内也受到了排挤、放逐。他在1793年初大病了一场,之后听力开始衰退。但很快地,戈雅在第二年重振旗鼓回到了众人的视线中。“为了让他那被反省罪恶的思绪占据的想象力重新活动起来。”

旧权威的动摇造成了现实社会的混乱,人们开始在乱象中找寻自身定位和精神归属。现实冲突和思想裂变为当时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全新的题材和可能性。这一时期,是戈雅绘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他开始了突破性的尝试。他充满隐喻的讽刺风格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

然而戈雅对西班牙权力体系的不满,却是在更早之前就已埋下了伏笔。1780年,戈雅结识了当时西班牙自由主义思潮的领军人物霍韦利亚诺思,从而接触到一批在启蒙思想下成长起来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这个契机给戈雅开启了全新的精神之门,他开始对社会制度和信仰归属有了更多的关注。

1797年,戈雅已经51岁。随着听力不断下降,声音几乎从他的世界消失了。这一年他着手创作系列版画《狂想曲》。铜版画技术诞生于15世纪的欧洲。16世纪初,宗教改革运动爆发,天主教会内部开展了反宗教改革的自我革新。各大修会印刷了大量的圣像和圣经故事铜版画,用来传播信仰。当时,这门图像复制技术成为了天主教与新教抗衡过程中的辅助力量。同样的媒介,在戈雅手中摇身一变成为了嘲讽教会和政权的工具。他在《狂想曲》中讥讽了西班牙权力结构中僵化、腐朽的事物。最出名的是开篇第一图《理性沉睡,心魔生焉》。面对这些画面,观者很难不去联想当时西班牙社会的糟粕。在启蒙思想中浸染许久的戈雅,呼唤理性时代的到来。

《理性沉睡,心魔生焉》,选自《狂想曲》,1797-1797年 , 凹版蚀刻画,21.6cm*15.2cm

然而这一系列铜版画,只是戈雅展露内心的开端。同一时期,他还创作了油画《裸体的马哈》,再次悖逆了保守的西班牙天主教会。画面上的“马哈”是一个头枕双手,双眼直视观者的侧卧裸女。今天我们对裸露的人体都有丰富的视觉经验,一幅裸女画像很难让人产生过度的关注。但在当时,西班牙是不存在普通裸体画像的。除去委拉斯开兹借着神的名义,100多年前在国王庇护下画了《镜中的维纳斯》之外,只有戈雅突破了这个禁忌。

委拉斯开兹 《镜中的维纳斯》,布面油画,约1648-1650年,122.5cm*177cm

“马哈”不是某一位女性的名字,而是当时对庶民阶层中艳丽女子的统称。也就是说,戈雅毫不掩饰地告诉人们,画里的裸女也许就是某个曾经在大街上与你擦肩而过的普通女人。这幅作品还有一个姊妹版本,叫《着衣的马哈》。两幅作品构图与人物姿态几乎一样,但色调和光线的描绘都有所不同。

《裸体的马哈》1797-1800年,布面油画,97*190cm,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
《着衣的马哈》1800-1805年,布面油画,95cm*190cm,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戈雅明白,一旦失去宫廷画师的名头,他将落到一个没有金钱来源和名誉保障的境地。因此,他一方面创作了《女巫安息日》、《随想集》这样自我意识强烈的作品,另一方面仍然继续为皇室服务。他创作了大量肖像画,其中《查理四世一家》在后世得到最多的关注。

《女巫安息日》1797-1798,布面油画,44cm*31cm,马德里,拉查罗.加迪亚诺美术馆

这时的戈雅已逐渐将自己的个人艺术语言融入到了官方的定制作品中。即使画中人物个个身着象征身份的华服,并且皮肤自带光源。但除去这些外在的修饰,我们看到的是平凡的一家人。他没有因为皇室的身份而美化他们的样貌,没有在画中给人物塑造模板式的崇高感,而是以放松的笔触勾画出面部表情与动态。

《查理四世一家》1800-1801年,布面油画,280cm*336cm ,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1807年,拿破仑以保护西班牙免受英国侵略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入侵了自己的盟国。国王被赶下王位,教会被摧毁权力。西班牙人民和占领军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反抗的平民死伤无数。当时西班牙国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政治选择。支持民族主义政府?或是支持拿破仑政权?

1810年,戈雅用系列版画《战争的灾难》告诉世人他所作的选择。画中的人物仿佛个个身处人间地狱。值得注意的是,戈雅描绘的并不只是法军单方面对西班牙人民的伤害,其中还充斥着大量西班牙游击队对敌人的酷刑反击。戈雅毫不避讳地用绘画诉说着战争的残酷。不论是哪一方,都在战争的名义下释放着无理性的残暴。

“我无惧神巫、幽灵,也无惧任何其他上帝的创造物,但人类除外……”

也许戈雅认识到不论有着多么堂皇的动机,战争实质上仍是以无数生命堆积而成的暴行。他看到的是生命面对极端暴力时的无助和绝望。

选自《战争的灾难》1810-1820,蚀刻画
《英勇之举!壮烈成仁!》选自《战争的灾难》,1810-1820,蚀刻画,15.7cm*20.7cm

1813年拿破仑军队撤离西班牙。次年,戈雅创作了油画作品《5月2日的起义》和《5月3日的枪杀》。

“5月2日早晨,”炮兵说,“法国还是我们的盟国;但从今夜开始,对所有的西班牙人来说,他就是我们的敌人。”

其中,《5月3日的枪杀》从地点、人物身份到精神内涵都被后人反复讨论。这幅作品的背景是1808年5月3日夜晚,法军枪决起义军的事件。面对这个大事件的命题,他选择呈现起义军被枪决的前一刻与拿破仑军队的对峙。画面中的双方被一盏置于地上的灯分成左右两组,呈现出生与死的临界点。行刑者身着统一军装,高举枪支,背对观者站成一排。另一边的起义军则是身份、衣着各不相同的平民。他们中有高举双手,有低头祷告,有俯首遮面,有义愤填膺。画面中心的男子身着白衣,面部发光,犹如殉道士般张开双手。在戈雅眼中,这是否是新时代的殉道?

《5月3日的枪杀》,1814年,布面油画,266cm*345cm,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法军撤离西班牙之后,国王费迪南多七世收回了西班牙的主权。在他的支持下,曾被拿破仑关闭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恢复了。这个成立于15世纪的异端审判机构,在过去几百年里,结果了无数人命。1815年,皇后的情人、宰相戈多伊失势后,宗教裁判所没收了他收藏的《裸体的马哈》,戈雅面临着猥亵罪的指控。

然而,戈雅并没有就此被击垮,他紧接着画了一幅《宗教裁判法庭》。这也不是戈雅第一次以宗教裁判所为题材了,早在《狂想曲》系列中,就有与其相关的画作。戈雅的作品中能够出现这样的题材,正是旧时代即将翻页的预示。当固有社会结构动摇,他才能在权利的缝隙中谋得这些作品的生存空间。这次风波之后,戈雅依旧继续他的绘画生涯,并且不断更新着那个时代的视觉经验。

《宗教裁判法庭》1812-1819年,嵌板油画,46cm*37cm


3、 内心的回归

“戈雅,噩梦中充满了未知的事物;在巫魔夜会中被煮食的婴儿,镜中的老妇,赤身露体的女童,引诱魔鬼把最深处的邪恶暴露出来。”—波德莱尔

1816年至1823年,戈雅完成了他人生中最后一组系列版画《荒诞集》。晚年的戈雅已经超越了现实的叙事性题材。在这个系列中,所描绘的面庞大多不是介于人鬼之间的扭曲,就是模糊不清。他用强烈的明暗对比和交织在一起的长线条配合荒诞、怪异的人物形象和主题,使画面给人留下强烈的视觉印象。

《蠢人的愚行》选自《荒诞集》 ,约1816—1823年,凹版蚀刻画,24cm*35cm
《飞行的方式》选自《荒诞集》约1816-1823年,凹版蚀刻画

1819年,73岁的戈雅在马德里郊区买下了一栋叫做“聋人之家”的乡村房屋,他开始在家里的墙壁上画画。客厅、饭厅、卧室,一共14幅干壁画,画面充满了黑暗幻想和死亡气息。这些壁画在技法上已跳脱了当时绘画的规范,与上述铜版画作品《荒诞集》一样,这些作品充满了让人不安的视觉体验。血腥、暴力、阴郁的场面充满其中,被后人叫做“黑画”。这些画在当时看来是那样的超脱常规,戈雅本人没有为它们留下只言片语,这个系列被后人不断诠释。

《噬子的农神》1820-1823年,油画,从灰泥墙面转移到画布,143.5cm*81.4cm,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奇幻景象》(阿斯莫迪亚)1820-1823年,油画,从灰泥墙面转移到画布,123cm*265cm,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圣伊西多雷的朝圣之旅》1820-1823年,油画,从灰泥墙面转移到画布,140cm*438cm,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新旧思想的博弈,不同势力的竞争,这些冲突打乱了现实的社会秩序。政治乱象连带着混乱了人们原本的价值观。原本对天主教信仰坚定不移的西班牙人,突然之间就被启蒙思想冲击,开始对信仰归属产生疑惑。随着权力的天平不断摇摆,人们也不断经受着精神与肉体上的胁迫。

老年的戈雅在作品中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精神释放。艺术家根据自己喜好决定作品内容,现在看来没什么好大惊小怪。但当时戈雅的创作,却意味着他打破了欧洲传统艺术雇佣模式的桎梏。回顾戈雅的绘画生涯,他的服务对象由天主教会和皇室逐渐转为自己的精神世界。戈雅的绘画是现实的镜像,是对混乱秩序的无声抗议。他不断探索自我精神领域,不断突破艺术创作的传统。毫不遮掩对生命意义和精神归属的思考。乱世给了他创作的土壤,让他见证了这个时代。而他用画笔描绘了自己一生的精神流浪,馈赠给这个荒诞的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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