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中国国家历史·玖》,《<都铎王朝>中的教权与王权之争》,有删节

英国都铎王朝的第二代国王亨利八世一直以来都是历史学家热门的研究对象和大众历史认知中的话题人物。最被广为津津乐道的,是他一生之中的六次婚姻经历,以及在这期间他领导英国教会脱离了罗马天主教的惊世骇俗之举。此外,亨利八世也是一位政绩颇多的国王,正是在他的治下,英国从一个中世纪王国步入了近代民族国家。

亨利八世个人及其时代的话题性和戏剧性,一直不断吸引着剧作家以此为题材创作出大量的影视作品,1933年的电影《亨利八世的私生活(The Private Life of Henry VIII)》,1969年的《安妮的千日(Anne of the Thousand Days)》,2008年的《另一个博林家的女孩(The Other Boleyn Girl)》以及2015年BBC剧集《狼厅(Wolf Hall)》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不过在中国观众中影响更大的,可能要数2007年至2010年,美国Showtime电视台播出的一档由美国,英国和加拿大联合制作的四季38集电视连续剧《都铎王朝(The Tudors)》(以下简称《都铎》)。该片将视角集中聚焦于亨利八世从青年到晚年的爱情,婚姻和宫廷政治生活,并辅以大量Showtime标志性的暴力和色情元素,成为一时的热播剧集。

当然,影视剧毕竟不是正史,不会将重点放在观众观之乏味的政治活动上,剧情主要还是以亨利八世的人际关系和情感经历为主,也不乏诸多杜撰戏说之处。不过,《都铎》制作相当精良,明星云集,有着绚丽旖旎的田园风光,以及华美考究的宫廷布景、服饰。它的大脉络也基本符合亨利八世时代宗教、政治和文化史,从剧情的诸多方面,我们都能感受到那个时代英国历史独特而崭新的脉动。

《都铎王朝》第一季主要人物定妆照(从左至右),托马斯•莫尔,玛丽•都铎(后来的玛丽一世),阿拉贡的凯瑟琳,沃尔西红衣主教,亨利八世,威廉•康普顿爵士,安妮•博林,萨福克公爵查尔斯•布兰登,罗奇福德子爵乔治•博林,玛丽•都铎 (亨利八世之妹),白金汉公爵爱德华•斯塔福德

国王的婚姻与宗教改革

亨利八世前后娶过六个妻子,还砍掉了其中两个的脑袋。这让他在后世大众的口碑中成为一个耸人听闻的八卦人物。他留下来的画像也大都是一副强悍专横的胖子形象。但《都铎》有意另辟蹊径,保留了亨利八世聪明过人又刚愎自用,喜怒无常的专制君主形象的同时,又将他塑造成一位英俊、性感,富有魅力的娱乐明星。其实这样的定位相较于历史,虽不中亦不远矣。青年时代的亨利的确是个潇洒迷人的大众偶像。外国使节曾评价道:“亨利陛下是世上最漂亮的君主,他身材高大,小腿匀称,肤色白皙,金棕色的头发照法国时尚剪短梳直,圆脸庞非常标致,即使扮成女人也风姿绰约……他能讲法语、英语和拉丁语,还会一点意大利语;善于吹笛和弹奏弦琴,拿起歌谱就能立即演唱;拉弓的力气胜于任何人,骑马比武的技艺也令人叹为观止。”

亨利八世是家中的幺子,若不是哥哥亚瑟早逝,原本不会继承王位,因此他的父亲亨利七世是以进入宗教界为目标对他进行的培养的。当时,文艺复兴之风已经吹遍英国,从意大利传来的人文主义文化方兴未艾,亨利八世在这样的学习氛围中,掌握了多种外语,对科学、神学、音乐和诗歌等都有着独到而卓越的见解。

与此同时,中世纪的骑士文化却回光返照似的在当时的欧洲盛行一时。原本,亨利八世的上一代君主,包括他的父亲亨利七世在内,还有法国的路易十一,神圣罗马帝国的腓特烈三世等,或许出于结束战乱,重建国家的需要,都不约而同的带有一种不喜娱乐,生活简朴,热衷于敛财,锱铢必较的市侩气。世人因此曾哀叹华贵、典雅的骑士精神的没落,但到亨利八世这一时期,随着勃艮第文化的发扬光大,君主们又再次变得派头十足。亨利八世也不例外,他尤为热衷并精于马术、狩猎、比武等有骑士派头的活动,经常“不累垮八匹马不罢休”。

19岁刚刚加冕时的亨利八世

亨利八世的婚姻还要从1501年说起,当时都铎王朝的开国之君亨利七世为了维护与西班牙的外交关系,让长子亚瑟迎娶了西班牙公主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不料两人婚后几个月内,亚瑟王子就因病去世。亨利七世不想放弃两国联姻,于是便做主让凯瑟琳和当时年仅12岁的亨利八世订了婚。

虽然这是一桩政治婚姻,但在日后的相处中,热情年少的亨利八世非常喜欢大了他六岁的凯瑟琳。7年之后父亲刚去世,他就与凯萨琳完婚并一起加冕。当然,指望生性风流的亨利八世从一而终是不现实的,不过虽然一直不缺情妇,但他和王后早年的婚姻生活还是相当美满的。这在《都铎》剧中也表现得很明显,故事一开始,亨利八世和凯瑟琳王后已经育有一女,彼此感情很融洽,王后虽韶华渐逝,但气质高贵大方,在各种政治外交场合都能表现出母仪天下的强大气场。

让亨利八世耿耿于怀的,是他和凯瑟琳所生的六个孩子中,除了玛丽公主全部早夭。虽然英国王位并不排斥女性,但上一任女性统治者还要追溯到400年前,亨利一世的女儿玛蒂尔达(Matilda),她虽然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但贵族却普遍拥护她的表弟斯蒂芬。二人争位给英国带来近30年内战,并终结了诺曼王朝。这显然不是亨利八世期待的未来。

《都铎》第一季,凯瑟琳已年逾40,逐渐没有了生育的可能。而亨利八世爱上了王后的侍女,年轻漂亮的安妮•博林(Anne Boleyn),两人打得火热。宫廷中的野心家们针对国王求子心切的心理,不断投其所好,煽风点火。亨利八世逐渐不满足于婚外寻花问柳,而是想到了离婚再娶,把情妇扶正,好生下合法的男性继承人。英国的宗教改革便是以此事为起点。

传统上,英国王室在西欧各国中与罗马教廷一直保持着最友好的外交关系。如剧中所提到,1521年时,亨利八世还曾亲自撰写了一篇名为《七圣事辩护(Assertio Septem Sacramentorium)》的神学论文,反对欧洲大陆上正如火如荼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坚持正统天主教信仰。当时的教皇利奥十世(Leo X)甚为感谢,赠送给他基督教君主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金玫瑰,并授予了“信仰捍卫者”的称号(这个头衔在宗教改革后仍然被英国君主保留直到今天)。

因此,为了报答英国王室和亨利八世对教会的忠诚,罗马方面本该很乐意满足他的离婚要求。但此事出现了两个障碍,其一在于亨利与凯瑟琳当初结婚就是教皇特批,亨利续娶了寡嫂,本就与教会法不合,只是当时的教皇特别恩准,解除了凯瑟琳原先与亚瑟的婚姻关系,亨利的婚姻才得以合法化。因此,此时亨利再谋求解除与凯瑟琳的婚姻,就意味着教皇克雷芒七世(Clement VII)要否定前任的判决。更重要的是,在亨利八世离婚请求开始协商不久,在1527年,欧洲国际局势环境发生了新变化,教皇与法国结盟,引起了正与法国争霸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Holy Roman Emperor)的愤怒。在亨利八世离婚请求开始协商不久,罗马就被查理五世的军队所洗劫,教皇也成了阶下囚,陷入皇帝的控制。查理五世正是凯瑟琳的外甥,他的家族观念和王朝尊严使他必然不会允许解除其姨妈的婚姻。

英国当时的二把手,大法官沃尔西红衣主教(Cardinal Thomas Wolsey)在与教廷的谈判中,一直无法实现亨利八世的离婚要求,让他饱受政敌攻击和君主的愤怒,最终失了宠倒了台。

托马斯·沃尔西红衣主教

罗马教廷批准离婚没了希望,安妮•博林的怀孕又让亨利八世焦急万分。国王最终下定决心,与罗马分道扬镳。在教俗两界,亨利八世启用了一批以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nwell)和托马斯•克兰默(Thomas Cranmer)等为代表,深受马丁•路德思想影响的宗教改革派,同时高调宣布与安妮•博林结婚。

在国王的授意下,克伦威尔推动议会通过了一系列统称“至尊法案”(包括1532年“首岁教捐法”、1533年“上诉法”、1534年“至尊法”、1534年“第一嗣位法”、1534年“叛国法”和1536年“反教宗权力法”)的立法,宣布英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英国国王在教俗两界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英国的教俗事务完全由国王决断,无须教会和教皇等的首肯,每个英国人都必须宣誓承认这一点,否则就犯了叛国罪——就这样,通过宗教改革立法,英国君主权利急剧膨胀,迎来了英国近代绝对主义的高峰,而另一方面,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也因此初步形成了。

和阿拉贡的凯瑟琳一样,安妮•博林在生下伊丽莎白公主之后,经过多次流产,最终也没有为亨利八世生下王子,导致两人的关系迅速冷却。《都铎》剧中没有将安妮最终的悲剧结局诉诸于野史,而是采用了较为符合历史的处理:结婚后的安妮表现得个性刻薄,性格尖锐,令亨利八世越发厌恶。克伦威尔一派为了扳倒博林家族,利用国王这一心理,处心积虑加以构陷,指控安妮犯下通奸、乱伦、叛国、施巫术等严重罪行,最终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于1536年将安妮斩首。

亨利八世的第三任妻子简•西摩尔(Jane Seymour)是安妮的侍女。这次婚姻终于为他带来了期盼已久的男孩——爱德华王子。但1537年简•西摩尔生产后突发产褥热去世,使这次婚姻仅仅维持了一年。

亨利八世的后三次婚姻没有太多值得一书的历史影响。第四次的对象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克莱沃公国公主安妮(Anne of Cleves),这是一次由克伦威尔策划的新教国家政治联姻,但却因为亨利八世与克莱沃的安妮“见光死”而流产:公主的相貌与国王此前看到的美丽肖像差距太大,亨利八世大失所望。权臣克伦威尔也因办事不利和政敌的大肆攻击而倒台,被国王斩首。

1540年亨利八世迎娶的第五任妻子名叫凯瑟琳•霍华德(Catherine Howard),是安妮•博林的表妹。但仅仅三年之后,她也和表姐一样,因为通奸被国王砍了头,只是这一次有历史记载表明,事实可能的确如剧集所演,并非政敌的栽赃陷害。

第六次婚姻时亨利八世已经年迈,而王后凯瑟琳•帕尔(Catherine Parr)也是有过两次婚姻的寡妇,两人像朋友多过情人。晚年的亨利八世,肥胖严重,疾病缠身,多疑易怒。只有凯瑟琳•帕尔的悉心照顾给了他些许慰藉,让他在1546年平静的离开人世。

从亨利八世的婚姻故事中,我们能看出,英国的宗教改革之路与他国大不相同。在欧洲大陆,教义分歧引发出自下而上的动乱,并伴随着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的重建,而英国脱离罗马是自上而下,由政府领导的,原因完全出于君主的一己之私,与教义信仰关系不大。然而,欧洲宗教改革的某些共通因素,并非在英国就不存在。如果剥离教义因素,英国宗教改革的性质也和欧洲大陆一样,都是君主加强中央集权,新兴社会阶层打破旧有既得利益集团经济和政治权利垄断的社会运动。在《都铎》中,这些历史都或明或暗的得到了体现。


英国宗教改革的政治逻辑

自中世纪以来,西欧各国的王权都是依靠封建贵族和教会,分别从世俗和信仰两个方面统治着国家,只是这两大支柱和王权之间既有互相合作的一面,也有彼此对抗的一面,国王的权力因此被平衡在一个有限的框架内。但到了都铎王朝时代,英国的封建贵族和教会这两大阶层都遇到了很严重的危机,旧的政治均势格局再也无以为继了。

教会遭遇的是信任危机,这是欧洲中世纪后期的普遍现象。教会神职人员普遍聚敛财富、广占土地、在政府中兼职、任人唯亲和男女非法同居,却对他们的本职工作——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毫不关心。而教士群体偏又人数众多,构成了一个不事生产的特权阶层,因此很难不招致公众的反感。文艺复兴以来,民间大量流传着《十日谈》式的神职人员劣迹的故事。就连亨利八世在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通信中也承认:“如果马丁•路德不要求推翻教皇,而只是要革除教会积弊的话,我们都会赞同他。”

《都铎》第一季的核心人物,托马斯•沃尔西红衣主教全面具体的体现了教会当时的一切弊端。剧中,沃尔西权倾朝野,富可敌国,有上千名仆人服侍,他的汉普顿宫之富丽堂皇胜过王宫。他大兴土木,在牛津大学建立了一座空前宏伟的红衣主教学院(后更名为基督教会学院),这在文化上是一项功绩,但他为此花费的巨款却让当时很多人震惊。亨利八世在参观过后都不满的说:“你能筹集这么多钱来建你的学院,却没钱来供我打完战争,真是奇哉怪也!”

历史上,沃尔西自1515年起管理着英国教会和政府,实际统治英国长达14年之久。他是个文艺复兴时代典型的世俗派宗教领袖:在治国理政和外交斡旋上,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在艺术和学术领域,也是个杰出的鉴赏家、赞助人和保护人,但对于本职的宗教信仰,他仅仅给予了形式上的关注,基督的诫命根本无法阻止他寡廉鲜耻的追名逐利、滥用职权。他把教会和政府的肥缺分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他的一个私生子还未成年,就兼任了11个教职,享受着这些职务的俸禄。

总之,教士群体普遍的尸位素餐和腐败堕落,使他们越来越与文艺复兴以来各个社会阶层蒸蒸日上的精神追求格格不入。

贵族的危机则是后继无人,因为都铎王朝是建立在 “玫瑰战争”的废墟之上。英国被以红白玫瑰为各自象征的兰开斯特和约克两个王室支系的王位争夺战撕裂,混战了三十余年。残酷的内战导致传统贵族世家和地方实力派几乎损失殆尽,亨利八世即位时的1509年,英国贵族数量跌至历史最低点,只有42位,根本不足以承担起参谋国政,拱卫王权的使命。因此,国王不得不大量提拔新人进入“蓝血阶级”的行列。《都铎》的男二号,被亨利八世封为萨福克公爵的发小查尔斯•布兰登(Charles Brandon,Duke of Suffolk),只是亨利七世御前一名旗手的小儿子;受封南安普敦伯爵的托马斯•赖奥斯利(Thomas Wriothesley,Earl of Southampton)是一个纹章官的儿子;威尔特郡伯爵、赫特福德伯爵等因为和国王的姻亲关系而一步登天的显贵,原本也只都是一介乡绅骑士出身。

但是,谴责教会积弊,提拔新人贵族不代表亨利八世想回到过去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文艺复兴以来,以科米纳的《回忆录》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为代表,强调功利主义和集权思想的新型统治哲学开始讲述与中世纪关于仁德政府的说教截然不同的政治观;社会上,随着海外贸易和“圈地运动”的发展,以城市工商业者和农村乡绅农场主为代表的“第三等级”开始崛起。因此,国王必然会抛弃不合时宜的传统封建秩序,与新兴阶层结盟,走上加强集权的绝对主义之路。

一方面,亨利八世延续其父的法律政策,取缔封建主雇用家臣私兵和拥有私人武装的权利,同时严厉打击对王权构成威胁,或违逆王命的传统贵族和教会势力。《都铎》第二集中阴谋篡位被亨利八世斩首的白金汉公爵(Duke of Buckingham)就是这一政策的牺牲品。历史上,白金汉的叛逆罪行并无确凿证据,但他作为身负王室血统的头号大贵族,又是国王宠臣沃尔西的政敌,已经足以引起国王的猜忌,欲除之而后快了。据传说,在亨利八世统治期间,他一共处决了72000人,这一数字显然有夸张,但有据可查的死刑中,起码包括了二十位贵族,四位高级官员,六名近侍、一位红衣主教和众多的修道院住持。

另一方面,国王大力提拔出身市井之辈的出任位高权重的政府官僚。沃尔西的父亲是伊普斯维奇市的一个屠夫,曾因出售臭肉受罚而被记入该市的档案中;他的继任者托马斯•克伦威尔出身于酒商家庭,不过是个小小的律师和书记员;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原本只是个默默无闻的神学院讲师:国王任命、提拔和奖赏政府官员时主要依据的是个人能力和忠诚程度,而不管其出身和玫治背景如何,官职任命也被当成进行政治控制和加强王权的武器。

宗教改革前后,沃尔西和克伦威尔主政期间,英国行政和司法领域的集权趋势特别明显。在《都铎》剧中,沃尔西屡次亲自审案的星室法庭就是他的一大政绩。这个法庭本来是一个内廷部门,由枢密院的若干成员组成,审理与王室直接有关的案件。沃尔西扩大了它的裁判权,将有关伪证罪和诽谤罪等的诉讼,从教会法庭转移到星室法庭,通过它惩治各种暴乱和骚动,特别是对叛逆贵族实行审判。星室法庭可以秘密逮捕,刑讯逼供,也不需要陪审团就可以直审即决。如此强大的权力使星室法庭成为英国司法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专制君主的便利工具。

星室法庭所在的威斯敏斯特宫星厅

在地方上,沃尔西延续亨利七世的政策,用不领报酬的乡绅管理司法和行政。这些乡绅的权力非常大,从维护治安到征缴税款,基层的日常事务全部由他们负责。沃尔西主持出版了多套地方法官手册,指导他们执行复杂的政令和法规,其中几乎包罗地方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特殊情况。这一制度几乎原封不动地维持到维多利亚时代,正如丘吉尔在《英语民族史》中的评价,“都铎王朝确实堪称英国地方统治制度的建筑师。”

克伦威尔的政府改革更是大刀阔斧,他以宗教改革为突破口,把国王的集权要求和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融为一体。他推动的“至尊法案”把教会独立的司法和财政权利转移到国王的政府手中;枢密院也被他从临时性的松散咨政班子改造为一个由国家重要官吏组成,独立于议会和宫廷,具有固定结构和工作程序的的中央常设行政机构;他更藉由宗教改革导致的教士阶层的衰落,加强国会下院的立法权力,使市民和乡绅代表组成的下院成为国王的主要合作对象,给予国王巨大的支持。这一系列被称为“都铎政府革命”的举措,极大的提高了政府效率,并延伸到了英国的各个角落。

克伦威尔的另一大“政绩”是主持解散英国的修道院,这也是贯穿《都铎》第三季始终的剧情之一。在简•西摩尔当上王后的1536年,亨利八世的财政破产了。为了充实国库,也为了安抚、贿赂世俗贵族和乡绅支持宗教改革,亨利八世授意克伦威尔成立税收增收委员会,清算并解散了英国大部分修道院,将它们的地产没收、拍卖。这个运动受到了有产阶级的普遍欢迎,无论是豪门显贵、富商巨贾,还是市民和乡绅,都能以优惠的价格得到了富庶的土地。解散修道院一方面大大充实了亨利八世的国库,另一方面也巩固和加强了新兴阶层的经济实力,并且为英国消除了最后一个潜在的威胁王权的堡垒。

不过,解散修道院也有着极其严重的负面后果:《都铎》第三季中,让亨利八世气恼不已,不惜背信弃义,大开杀戒的“求恩巡礼(Pilgrimage of Grace)”起义就是在圈地运动中不断贫困化,又失去传统精神慰藉和教会的慈善救济的下层民众的绝望反抗。解散修道院还伴随着中世纪百年历史的哥特建筑被毁坏,价值不菲的贵金属器皿被熔化,珍宝被变卖,图书馆被洗劫,是英国文化艺术史上的一场空前的浩劫。这些宗教改革给社会带来的严重缺陷,都被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通过其名著《乌托邦》一书,向他同时代的人提出了严正警告,不过他生前来不及看到自己预言的实现。


宗教改革的文化背景

《都铎》剧中,较之亨利八世与诸多女性的爱欲纠葛,他和托马斯•莫尔从亲密无间的伙伴,到势难两立的政敌的转变,更令人唏嘘感叹。编剧的这一情节安排有着详实的历史记载做支撑,原本被亨利八世当作良师益友,却因为坚持天主教信仰而死于非命的莫尔也成为该剧最打动人的角色之一。

托马斯•莫尔出身伦敦市民家庭,曾先后在牛津大学和林肯律师学院学习古典文化和法律。长期从事的法律工作让他接触了大量涉及到下层社会的讼案,目睹了广大人民在社会转型中所遭受的苦难。正如《都铎》剧中所演,亨利八世非常钦佩莫尔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人品,不断加以提拔。除了公务以外,两人还经常讨论天文、几何和神学,有时亨利八世甚至会在夜里把莫尔拉起来,一起到宫殿屋顶上去观星。但莫尔始终对亨利八世与自己的交情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曾对自己的女婿说:“我对此(与国王的亲密关系)没有理由感到骄傲。如果我的脑袋能为他在法国赢得一座城堡,它肯定会被砍掉的。”他的结局证实了自己的预言。

莫尔的死是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中最著名的悲剧,也标志着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文主义者的治世理想的最终破灭。

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它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教会的思想垄断和精神权威,宣扬个性解放,追求人生幸福,自由平等,反对等级观念,崇尚理性,反对蒙昧。十五、十六世纪之交,一批意大利学者如萨沃纳(Savona)、奥贝里诺(Auberino)、苏里格内(Surigone)和维泰利(Vitelli)等,来英国宫廷和牛津、剑桥等大学讲学。同时,英国学者格罗辛(Grocyn)、科利特(Colet)、利纳克尔(Linacre)等也远赴意大利留学,将新知识传播回国。他们共同促成了英国人文主义的兴起。

首先,他们将拜占庭帝国灭亡以来流入西方的大量希腊文献翻译、介绍进来,又传播了意大利人文主义巨匠马尔西利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和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的哲学,主张用新的哲学思想和文学知识对《圣经》进行研究。在他们的教导和影响下,英国乃至整个北部欧洲最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托马斯•莫尔涌现出来。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是鹿特丹人,曾在牛津大学向科利特学习希腊语。1503年,伊拉斯谟发表了《基督教骑士手册》,吹响了西欧人文主义改革的号角。这是一本教导人要寻求自己内心世界精神生活的书,浓缩了他从前辈学者吸取的人文主义、福音主义和政权还俗主义,指出教会精神特权的不合理性。1509年,意大利游学归来的伊拉斯谟,目睹罗马教会种种不堪的现实,挥笔写就了《愚人颂》。此文以极其幽默的才智和不朽的文笔,谴责教会的腐败,嘲笑经验哲学家和僧侣们迂腐无谓的空谈。伊拉斯漠曾先后三次访问英国,并在1511至1514年在剑桥大学任教。这期间,他在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考证的基础上,编写了自己的希腊文版《新约圣经》,修订了拉丁文版的《圣经》。他的著作犹如一阵暴风,在欧洲知识界吹起了层层激浪。

伊拉斯谟与托马斯•莫尔交情甚笃,在《都铎》剧中莫尔经常向亨利八世提到这位老朋友的名字。《愚人颂》正是伊拉斯谟献给莫尔的作品。1515年,莫尔在出使欧洲期间,完成了自己的名著《乌托邦》。这本书全名《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它虚构了一个理想的异教徒社会,含蓄的用乌托邦良好的社会习惯、开明的宗教态度和幸福的人民生活与欧洲基督教社会的日益沦丧的道德、狭隘的宗教偏见和下层民众的苦难相对比,无声而有力的批判了政治专制、思想专制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罪恶。

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沃尔西红衣主教于1525年创办)食堂大厅的彩窗玻璃,从左至右分别是伊拉斯谟、沃尔西和托马斯•莫尔。

然而应该强调的是,人文主义学者们虽然对现实有着诸多不满,却并不主张推翻欧洲的现行秩序,他们希望的是人们藉由他们的批判和启迪,共同实现国家和教会的自我改良、革新和净化。但是马丁•路德的出现无情的粉碎了他们的幻想。就像世人评论的那样,“伊拉斯谟下蛋,路德抱窝。”人文主义者们悲哀的发现,他们激起的社会反教权情绪让路德的学说获得了开枝散叶的土壤。自己不知不觉又无可挽回的为新教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但是宗教改革中建立起来的新教国家,其宗教偏见和政治专制,以及对人民的压榨,一点也不逊于天主教国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注定了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派的对立。

在欧洲大陆,马丁•路德对伊拉斯谟从一开始的惺惺相惜,演变成势同水火的口诛笔伐。在英国,如《都铎》剧中所演,托马斯•莫尔也被克伦威尔、克兰麦等改革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亨利八世更是对莫尔反对自己离婚,不愿服从“至尊法案”,宣誓承认国王为教会最高领袖而恼羞成怒,最终将他以叛国罪处斩。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曾说过,新生事物在诞生之初,最激烈对抗的,就是曾经孕育它的母体。这一论断在托马斯•莫尔的悲剧里,在宗教改革与人文主义的血腥冲突中,体现得尤为显著。它也证明,在英国社会大转型时期,人文主义者所提倡的温良恭俭让,所奉行的有节制的中庸之道,是最终无法实现的。

英国宗教改革虽然开了头,不过亨利八世到死都认为自己信仰的只是没有教皇的天主教,他解散修道院,强迫僧尼还俗,掠夺教产只是由于财政需要,由于他们违反“至尊法案”。这种自欺欺人的荒唐态度导致众多热心于教义改革的新教徒和拒绝妥协的天主教徒一样,或人头落地,或上火刑架。但天主教会的旧有秩序、制度和机构毕竟已经瓦解,人们的改革热情已经被激发了出来。亨利八世之后,经过玛丽女王的短暂反动,英国的宗教改革将会在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的时代迎来高潮。



《都铎王朝》剧中的查理五世由西班牙演员Sebastian Arnesto饰演,与提香的肖像画对比,明显突出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大下巴特征。


宗教改革之外战场

自从英法百年战争结束以来,英国除了保留加莱一城,已经被完全逐出了欧洲大陆。战争之后的法国是一个土地、人口和财富都数倍于英国的统一国家,英国没有继续与其分庭抗礼的实力。意识到这一点的几代英国国王一直奉行着和平务实的外交政策。虽然与西班牙公主凯瑟琳的联姻将都铎王朝卷入了西班牙和法国的争霸阵营之中,但亨利七世满足于每年领取法国人一笔补贴,就不再对法国王位和土地提出什么要求了。

《都铎王朝》编剧用一次子虚乌有的刺杀打破了英法之间的和平。事实上,是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使亨利八世按捺不住,很早以前就主动挑起了战端。亨利八世执政初年,本延续了其父的和平路线。但是,法国自15世纪末以来,一直积极在意大利扩张,这种咄咄逼人的攻势激起了西欧诸国的警惕与不满。在联合对抗法国的过程中,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威尼斯和教皇都有所斩获,令亨利八世的眼前也浮现出在法国开疆扩土的诱人前景,幻想重建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和亨利五世的伟业。

伦敦塔博物馆中的亨利八世及战马盔甲

1511年,在岳父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二世(Ferdinand II of Aragon)的怂恿下,亨利八世打破沉默,加入了由教皇尤里乌斯二世(Julius II)主导的反法神圣同盟。就是在此时,沃尔西走上核心政治舞台,为亨利八世筹措战备,而英军统帅正是他以前在牛津任教时的学生多塞特侯爵(Marquess of Dorset)。这是英国60多年来第一次在法国作战,亨利八世计划与西班牙军队南北夹击,从波尔多登陆,占领法国南部的阿基坦,并最终夺取法国王位。为此他还获得了教皇的保证,当他击败法国后,将法国国王的“最笃信基督教的国王”称号转给他。

行动开始后,费迪南德顺利占领了法西边境的纳瓦拉全境。但英军在加斯科涅的行动却失败了。英国人发现,他们曾经所向披靡的自耕农长弓兵和骑士的协同战术,如今在大陆上已经过时了。西班牙人和法国人都各自雇佣了瑞士人和德国人组成的职业步兵,这些步兵组成密集的长矛方阵,辅以火绳枪不断射击,势不可挡的大踏步前进。多塞特侯爵的部队既不适应法军的战术,也不习惯当地的饮食,都得了痢疾。费迪南德仍然情绪很高,他把西班牙的大炮运过比利牛斯山,力邀英军再接再厉。他向亨利八世提出忠告,建议他出钱雇佣,组织自己的常备军。但亨利八世还没来及回应,多塞特的队伍已经瓦解了,士兵纷纷溃散回国。

1513年,不甘心失败的亨利八世卷土重来。这次进攻由他亲自带队,从加莱登陆,沿法国北部进攻。亨利八世聘请当时的战争专家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到英军阵营担任军事顾问,并雇佣了大量“现代化”的炮兵和德国步兵。这些措施代价高昂但成效显著。在8月的“踢马刺之战(Battle of the Spurs)”中,人数不足对手一半的英德联军获得了胜利,法军在须臾之间仓皇溃散,只恨马儿逃得不够快,此战也因此而得名。大批声名显赫的法国贵族和军人一起被俘。更鼓舞人心的是,不久之后,留在英国摄政的凯瑟琳王后也传来捷报,与法国人遥相呼应而举国出动的苏格兰军队,在弗洛登荒原(Flodden Field)被英军全歼,国王詹姆斯四世(James IV)血染沙场,几十年内苏格兰再也无法对英国北方构成威胁了。

《弗洛登噩耗传来的爱丁堡》(Thomas Jones Barker):在弗洛登之战中,苏格兰国王、3个主教、22个伯爵和领主、113位骑士连同10000多名士兵一起战死,一代贵族精英几乎丧尽,每家都留下了孤儿寡妇,成为苏格兰人心中永远的痛。

在布鲁塞尔,志得意满的亨利八世参加了马克西米利安的女儿尼德兰总督玛格丽特(Margaret of Austria)举办的庆典,通宵达旦的纵情狂欢。但神圣同盟却因为尤里乌斯二世去世而偃旗息鼓。新教皇利奥十世对战争毫无兴趣,见风使舵的盟国纷纷同法国媾和。亨利八世的国库也日渐萎缩,无力再战。在从法国人那里获得两倍于其父时代的年金之后,亨利八世也与法国缔结了和约,见好就收。

此后长达八年,英法之间再无战事,当时这一记录已可算是长寿。这几年中,费迪南德和马克西米利安相继去世,西班牙王位和神圣罗马帝国皇位均被查理五世继承,法国也由新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掌舵,国际政治进入了新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英国海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亨利八世继位之初,英国的海上力量只有区区10艘船,而当时法国和苏格兰的海军力量日益强大,苏格兰甚至建造出超过1000吨级的巨舰米迦勒号(Michael)。深知海权对英国重要性的亨利八世立即启动了大规模的造舰计划。英国人学习了从葡萄牙、西班牙传来的多层甲板、侧舷炮位等先进造船理念。1514年,全欧洲最大,近1500吨级的亨利谢主号(Henry Grace à Dieu)战舰建成下水。亨利八世还设立港务局对船只进行统一行政管理,并在伍尔维奇(Woolwich)和德特福德(Deptford)新建了船坞。他陆续通过建造、购买和缴获,形成了一支拥有85艘船只的强大海军力量,并且首次以“皇家海军”之名著称于世。

《1520年亨利八世在多佛尔登船》,“现代化”的英国舰队已经初具规模

虽然没有爆发海战,但强大的海军也能用来在外交上耀武扬威。1520年6月,在沃尔西的策划下,亨利八世携舰队渡过海峡,在距离加莱不远的巴莱盖姆(Balinghem)山谷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会面。这次会面史称“金帐营之会(Field of the Cloth of Gold)”,是文艺复兴史上的一件盛事。英法双方用光彩夺目的布料和建材构筑营地,建起临时宫殿,还有喷泉、球场、比武场,统统是金碧辉煌,极尽奢华。同时无休止的举办筵席、舞会、歌会、比武会,美酒佳肴、青娥佳丽,应有尽有,恍若天上人间。

聚会中,两位血气方刚的国王都想压过对方一头,在服侍、仪表、网球、舞会和比武等各个方面展开比拼。就像《都铎王朝》剧中所演,亨利八世先沉不住气,突然提出要和弗朗索瓦一世角力,可是却被法国国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摔翻在地。自尊心极强的亨利八世不可能轻易释怀这个耻辱,更重要的是英国人同时还在和查理五世暗通款曲,这次会谈也注定不会有什么外交成果了。

金帐营之会

在沃尔西看来,找盟友查理五世比弗朗索瓦一世好,不仅因为前者实力更强,而且他拥有的西班牙和尼德兰对英国外贸经济的重要性远比法国重要。就在“金帐营之会”的第二年,双方秘密签署《布鲁日条约》,英国再次加入哈布斯堡家族的反法阵营。

1522至1523年,拿着从查理五世那里得到的补贴和从全国征收的财产税,亨利八世命令萨福克公爵两度从加莱出击,袭击法国布列塔尼和皮卡第,配合查理五世从尼德兰、比利牛斯山和意大利伦巴第三个方向对法国发动的攻势,英军一度距离巴黎只有50英里。但被沃尔西拔了毛的英国人却不干了,肯特等东部各郡都爆发了抗税斗争。财源枯竭,加之萨福克公爵也不愿冒险进攻巴黎,英军最终撤回加莱,转为守势。

1525年,查理五世的军队在意大利北部的帕维亚(Battle of Pavia)中重创法军,弗朗索瓦一世被俘,法国被迫接受了屈辱的和平条件,意大利全部落入皇帝之手。但亨利八世却没有分到任何胜利果实,查理五世显然对英军的退缩不满,他甚至解除了与英国结盟时许下的与玛丽公主的婚约,转而迎娶了葡萄牙的伊莎贝拉(Isabella of Portugal)。亨利八世只得愤愤不平的与法国讲和。

此后的十几年里,亨利八世忙于他的婚姻和宗教改革,再也无力对欧陆局势施加影响。直到1541年,阿拉贡的凯瑟琳和安妮•博林都已去世,亨利八世又和查理五世重修旧好,联合进攻法国。这一次,国王决定攘外必先安内,要将权威扩展到不列颠的全部范围:1541年亨利将爱尔兰升格为王国,并加冕为爱尔兰国王;藉由克伦威尔的改革和1543年法案,威尔士和英格兰完成了合并;1542年在英格兰与苏格兰边界的索尔维沼泽(Solway Moss),少量英军再度大胜人数众多却组织混乱的苏格兰大军,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五世忧愤而死,只留下了年幼的孤女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

一切内患都消除了,亨利八世时隔二十年再度与查理五世联手,发兵法国。但合作双方一开始就各怀鬼胎,不愿成为对方利用的对象。亨利八世对查理五世进军巴黎的要求不理不睬,攻克布洛涅(Boulogne)后就裹足不前。的确,恢复了元气的法国已经不是可以轻易击败的对手,弗朗索瓦一世首先利用查理五世资金短缺和德国国内局势不稳,迫使皇帝议和退兵,然后在1545年集结了一支400艘船和3万余人的海陆联合大军,反过来入侵了英国。虽然法国的登陆作战最终没有成功,但亨利八世的财政已经破产,再也无力支撑他的争霸战争了。

中年后不断发胖的亨利八世

在与法国和谈后两年之后,亨利去世,给他的继承人留下了一个国困民穷的英国。几十年来,在法国瓦卢瓦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之间的近代王朝争霸中,虽然亨利八世空有雄心万丈,但实力不济,逐渐边缘化了的英国已经不是一个可以影响欧洲势力天平的决定性砝码。参加欧洲大陆的争霸战争,耗资巨大,于国家却没有任何实质收益,这样的教训无疑深深影响了他的后人。

亨利八世时代的都铎王朝,既是近代英国的开端,也是英国历史上一个分水岭。中世纪的精神遗产盛极而衰,宗教改革、民族国家认同、商业扩张、王国整合,这些都使人们感到进入了英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在一个个历史悲喜剧背后,是教俗封建地产的大量易手和新兴市场、阶级的形成,预示着社会更大更深远的变化。正是在这缤纷多彩的时代,近代英国就此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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