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的台湾考古学发展梗概

1949年,因政治局势影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李济、石璋如、董作宾以及高去寻等先生来台,后在李济先生的指导下,在台湾大学文学院下成立了考古人类学系。同时李济培养了如宋文薰、张光直等最早的一批台湾的考古学家。自1949年创系以来,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一直维持着一个重要的传统,也就是强调人类学全域(即考古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与语言学4门兼顾)的教学与研究。(李亦园 1996)这也是相比大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较为密切,台湾的考古学与人类学更为密切的原因之一。同时这也是源于台湾的历史时期较为短暂,仅有400余年,再加上台湾岛上生活着许多原住民族群,因而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台湾的考古学有重要影响和作用。

早期台湾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也是承继李济先生等人自殷墟以来的方法。笔者刚到台湾时,看到了一本繁体版的由殷玮璋編著的《考古田野工作手册》,当时笔者感到很惊讶,因为此前并未听说这本书有繁体版本。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这是本翻版书,1985年由台湾的明文书局将之转为繁体版并出版,想来也是一件趣事。目前台湾的田野工作较为灵活,会根据不同遗址的情况调整发掘方法,同时由于台湾大部分在平地的遗址地形平坦,因而多采用人工地层配合自然地层的发掘方法。台湾田野考古中出土遗迹命名是按照英文名称缩写,遗址简称除遗址有约定俗成的特殊名称外,则是采用韦氏拼音首字母。

1968年宋文薰在地质学家林朝棨的指引下发现台湾最早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长滨文化,他认为长滨文化人很有可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华南地区。宋文薰先生的旧石器知识主要来自于李济先生,当时李济先生从大陆带来了一批由“中央研究院”购得的欧洲旧石器标本用于教学。笔者曾对宋文薰先生进行过访谈,访谈中提到当时当初李济先生刚到台大时,当时是宋文薰先生的老師日本考古学家国分直一先生对他说:“李济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权威的考古学家之一,你一定要跟他学。”于是当时还是台大历史系的宋文薰便一直跟着李济先生学习。在访谈中提到关于发现长滨文化的情况,宋文薰先生反复说:“李济老很相信我,他很相信我。”眼中还泛有泪光,可见他对李济先生的不舍与思念。关于长滨文化的定名还有一件趣事,因宋文薰先生从小生活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所以接受的是日本教育。长滨文化命名后他曾受指责,认为“长滨”像是个日本名字。宋文薰先生在今年台大人类学系为其庆祝90岁生日论坛上特意澄清,他说长滨文化是李济先生命名的,他觉得一直被“冤枉”,实在让他哭笑不得。其实关于长滨文化的命名来自于李济先生这件事,在1969年出版的关于八仙洞长滨文化的简报就已经明确说明了。关于长滨文化的发现,宋文薰先生认为是自己的运气好,他说:“日本人在台湾做了50年考古都没发现,但却被我发现了,这是我运气好。”而后因卑南遗址的发掘,八仙洞的研究一度中断。直到近些年由臧振华先生继续主持进行,并明确长滨文化的年代为距今30000年-15000年。(臧振华 2014)

1949年到1980年代,台湾考古学主要受到了以李济等一批中国大陆考古学家的影响,当然在这当中也有部分吸收并传承了日本考古学家如鸟居龙藏、鹿野忠雄、金关丈夫、国分直一等人的研究方法。由于李济先生受哈佛大学的教育,台湾考古学界也在考古学传统上呈现出“美式”风格。这一时期台湾考古学界的主要工作是整理与研究史语所从大陆带来的考古发掘材料,并对台湾进行文化史研究,开始建立台湾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但仍有许多考古学家将焦点放在中国大陆考古学的研究上,并提出了许多对中国考古学研究有启发性的观点。对比当时在大陆李济受到了许多意识形态上的批判,台湾考古学界传承并发展了李济的许多观点,如李济关于类型学研究的著作《殷墟陶器研究报告》,迄今仍是台湾考古学界对于类型学研究的重要参考。

1970、80年代是台湾考古学的重要转折点,除了大量重要的遗址被发现以外,有两件事情深刻地影响了台湾考古学的发展。

一、 浊大计划

台湾省浊水大肚两溪流域自然与文化史科际研究计划,简称浊大计划,1972~1974年由张光直主持进行,1975~1976年由宋文薰、连照美等主持。该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对浊水溪丶大肚溪流域进行古今的人地关系研究。这一计划将科际合作和生态研究的概念带进了台湾考古学,并训练和培养了臧振华等一批考古学家。浊大计划还有一个重要影响在于,从此之后台湾考古学研究的重心从中国大陆转向台湾。

二、 新考古学引进台湾

1970年以来,李光周将新考古学引进台湾考古学界,而后产生了一批接受过新考古学训练的考古学家,并在台湾实践了许多新考古学研究。李光周是李济先生的养子,他曾撰文台湾是考古学罕见的实验室,将新考古学的实验与科学态度带入台湾考古学中。(李光周 1987)1982年,时任台大考古人类学系系主任的李光周先生将考古人类学系更名为人类学系,体现了台湾考古学的转型。张光直先生认为新考古学进入台湾是自1974年以来,台湾考古学史上具划时代性的贡献,因新考古学为台湾注入了有活力的、富疑问的、有想像力的研究方法。(陈玛玲 2011)

1980年代以后,台湾考古学界的重点转向在地研究,其背后也受到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影响,但对于中国大陆的考古学研究与关注始终存在,张光直先生在这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张光直当时身处美国考古学界新考古学的争锋中,同时他不遗余力地将中国考古学介绍给国外考古学界。1979年张光直先生以笔名韩起(与台语番薯同音,详见张光直先生自述作品《番薯人的故事》)在《考古》刊登《台湾省原始社会考古概述》,将台湾的考古成果介绍给中国大陆考古学界。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政治环境较为宽松,张光直先生积极在大陆、台湾与美国间搭建桥梁,他还将台湾考古学纳入中国大陆、东南亚、大洋洲的大背景下探讨。张光直提出,台湾省的考古材料与考古工作,在对于中国整个原始社会的了解上也有若干特殊的重要意义。(张光直 1979)

1980年因南回铁路卑南车站开工,发现了卑南遗址,但因施工遗址遭到严重破坏,随后展开了抢救性发掘。1982年,台湾正式公布实施《文化资产保存法》(文化资产即文化遗产),为此后保护遗址以及文化遗物、遗迹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1989年台北污水厂工程破坏了十三行遗址,而后进行抢救性发掘。南部科学工业园区(台南科学园区)的兴建也发现同时破坏了许多地下遗址,1995年臧振华主持进行了南科考古抢救性发掘,目前南科考古持续在进行中,并建立了南科考古基地,集发掘、展示、研究于一体。台南科学园区的发现提供了台湾西南考古学文化自大坌坑文化以来的完整序列,同时人与狗同葬的埋葬习俗以及大量稻米与可能为小米的遗存等发现,对研究台湾史前考古乃至于整个东亚史前史等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1994年,“中央研究院”大力推行“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历史语言研究所提出相关的研究计划。这标志着将台湾考古学放在包括中国大陆东南沿海以及整个东南亚区域网络中去衡量,同时将台湾考古学从在地研究又转向对包括大陆在内的其他区域的研究。这也使得目前台湾考古学界在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东南亚考古等问题上在国际学术界掌握一定的话语权。

学习生活与两岸交流

1987年8月在台湾清华大学首任人文社会学院院长李亦园先生的推动下,成立了社会人类学研究所,1998年人类学组独立为人类学研究所。清大人类所的主要研究方向在文化人类学,前文提到台湾人类学的传统,因而近些年“考古学与物质文化”成为研究重点之一。目前考古学相关的师资有臧振华、李匡悌、何传坤、陈光祖与邱鸿霖等老師。在清大人类所的学习需要经过文化人类学的训练,并且由于大部分老師都是留美背景,因而在课程学习上需要接触大量英文文献。研究所的考古学课程不同于大学部(本科)偏重于文化史学习,多为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学习。课程教材是Colin Renfrew, Brian M. Fagan, K. R. Dark, Ian Hodder等国外考古学家所编写的书籍与著作。由于台大人类学系的考古学传统,因而其课程更为丰富,不过在清大人类所可以选择跨校选修台大人类学系的课程。

台湾考古学没有单独的考古学会,因此会作为考古学门参与每年一度的台湾人类学与民族学学会的年会。台湾人类学与民族学学会前身为1934年12月16日创立的中国民族学会。不过除此以外,台湾考古学界还另外组织一场年度工作汇报,相当于是台湾的考古学年会。一方面是台湾学习人类学、民族学与考古学等相关科系的人数有限,另一方面是重视对年轻学生的培养,这些学术会议任何人都可以报名参加,在会议上发表论文的不乏硕士生甚至是本科生。会议流程参考国际学术会议的标准,锻炼了年轻学生未来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也借此机会可以促进学生的学习与研究。

在笔者来台学习的这近一年时间,遇到了齐东方、魏坚等老师来台交流。在此之前还有贾兰坡先生、张忠培先生等大陆考古学家都曾到过台湾进行学术交流。近几年来,两岸考古学学者的交流也愈发频繁。两岸在考古与文物研究、博物馆展览与博物馆学研究、文物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以及水下考古等众多方面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台大人类学系、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史学系、古物维护研究所、逢甲大学历史与文物研究所等台湾高校与相关科系,都与大陆的相关单位及高校进行了诸多学术交流活动并建立了良好关系。未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界对东南沿海、珠江三角洲以及海南岛等地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发展,相信两岸的考古学界还会在如南岛语族起源、史前人群迁徙与扩散等诸多议题上有更多对话的空间。衷心希望通过两岸考古学交流可以拉近两岸人民的距离,增进相互了解与认识,推动两岸和平与发展。

结语

能够到台湾学习考古学某种程度上是延续了笔者的考古学生命,这都要感谢陈星灿、黄建秋、臧振华等先生的支持和帮助。来台就学给笔者的感受就是大陆看台湾时很近,台湾看大陆时很远,但更多时候双方都存在许多不了解的地方。两岸考古学有共同的殷墟传统,两岸的许多考古学者都有着共同的老師。希望两岸能够珍惜这些共同之处,在更大的背景下,共同怀着对全人类的关怀进行考古学研究。最后的最后,欢迎大家来到宝岛台湾学习与游玩。

参考文献

宋文薰

1969 <长滨文化——台湾首次发现的先陶文化>《民族学通讯》第9期,台北。

张光直

1979 <台湾省原始社会概述>《考古》,p245-p25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李光周

1987 <台湾:罕见的考古学实验室>《垦丁国家公园的史前文化》,p50-p53,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台北。

李亦园

1996 <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考古人类学刊》第51期,p1-p5,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台北。

臧振华、李匡悌、朱正宜

2006 <先民履迹——南科考古发现专辑>《南瀛文化丛书》,台南县政府,台南。

陈玛玲

2011 <台湾考古学一百年>《科学发展》第457期,p172-p175,台北。

臧振华

2014 <继往开来:八仙洞遗址再研究>《宋文薰教授九秩华诞庆祝学术论坛会议论文集》,p13-p26,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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