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安一朝之政,定都何处是头等大事。

都城安在哪里,利益的种子就埋在哪里,王朝的生命之花也就开在哪里。但凡两朝易代、异姓革命,吞州并县,兵锋均剑指都城;都城既克,天下可传檄而定。而新朝鼎立,再是一穷二白,耗尽民力苦心营建的,也是经反复权衡、慎重选择的国之都城。一兴一废,尽在都城。这是中国历史用无量之头颅、无量之鲜血所培育出的极强惯性。

以洛阳观之,兴废之反复,可窥一斑——

它在绿林赤眉败毁长安的大火中灿然崛起,又在董卓回迁长安的横暴决断中轰然倒塌;在两魏的百年经营中造就了四方之则的中原上邦,又在尔朱荣血洗帝京中沦为荒庐丘墟;在隋唐精心营建中焕然重生成为赫赫神都,又在安史之乱的颠簸后被朱温一炬可怜焦土。都城是王朝的心脏,是政治王冠的中央宝石。废都城,乃能废前朝;定都城,才可定天下。

定都重要,选择头疼。西汉东汉、曹魏北魏、李唐武周、赵宋朱明几乎都有长达半个多世纪乃至更久的择都之争。在废都定都这幕历史活剧面前,孝文帝打死了太子,正统帝屈死了于谦,崇祯帝逼死了自己,开创者和继任者的矛盾,皇权和军权的龃龉,多少阴谋权变,多少人伦悲歌,都被无休无止地放置到“欲求国家长治久安之道”的宏大叙事之中。

都城问题是困扰中国历代政权的几个大问题之一。四月刊的《国家人文历史》用封面文章《迁都的抉择》试图在这个热议京津冀一体化的春末,以借古讽今的形式解答这个问题。尽管该期对有意撷取的北魏迁都洛阳,武周经营东都,明代保留两京的史实进行了精心勾勒,但畅读之后,仍觉火候不足。故事性的叙述固然可以还原作为个案的某王朝在建都前后的诸般顾虑,但探讨这些王朝为何选择一座城池作为都城的问题上,有一条经验性认识却被有意绕过去了:

秦以后,中国中央王朝在大多时间内对北方游牧力量奉行的是防御性的战略。换言之,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政权,占领中原地区的王朝在建都问题上的决策惯性都明显带有农耕社会的内向收缩特征。而这一特征较之后世所附会的各类现代政治经济词汇,更教古人们明白困扰他们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自秦以后,在这片叫做中国的土地上,占据中原大部的中央王朝(东、西)汉、(西)晋、隋、唐、(北)宋、元、明、清的统治者们对北方游牧力量在大多时间内执行的是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所谓防御性战略即是以国境地带或国内地带为主要区域进行防御和抵抗,以拒敌于国门之外为目标的战略。长城万里,即是这种战略在军事地理上的现实投影。而与之相对的战略即是扩张性进攻战略,是指扩张自己的领土或势力范围,或在本国和敌国之间建立缓冲地带,以改善自身的防御地位。显然,除了寥寥可数的汉武征匈奴、杨广征高丽、成祖征北元的几段短暂历史,不同的中央王朝一次次证明它们之间持久的共性:一个善于用女人和财帛堆砌防御城墙的国家。

中央王朝占据了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珠江三角洲平原以及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及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的部分地区,加之黄河、长江、淮河、珠江等大河纳其怀中,山地丘陵横亘纵贯,相对北方游牧民族活动地区而言,中央王朝的整个腹地可谓广大。尤其以黄河流域观之,地形复杂多变,多军事障碍地带,从北部看,有秦岭山脉、太行山脉、贺兰山、阴山山脉等大系山脉,同时,以黄土高原、漠南戈壁为屏障,内陆腹地为倚靠,中央王朝已经有了足够的战略纵深和天然存在的缓冲地带和防御界限。中央王朝控制着物产丰美的中原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没有必要采取进攻态势来夺取本来就荒芜辽阔的北方地区,而北方游牧民族缺乏粮米、布匹、铁器等生活必需品,在中原王朝不采取怀柔的通商政策时,劫掠中原成为了他们没有办法的办法,因此,中央王朝自然得防御。即便在某些历史时期采用扩张性进攻战略,着眼于稳定的中央王朝便显得很不划算。对付“逐水草而居”、着眼于漂移的游牧民族,扩张并不能解决游牧民族根本的威胁,如果占领他们的东面居住地,游牧民族就可以跑到西面来骚扰你,因此,采取防御战略也是客观条件所限。

中央王朝既然不得不采取防御战略,则必须选择一座利于防御的都城。从国际战略学视角出发,防御国“力量中心”(政治和经济中心)与进攻国力量的距离越近,就越有利于进攻而非防御。从汉长安、洛阳、隋大兴、唐长安等国门扼要来看,以黄土高原、燕山、河套平原为阻隔,与北方游牧力量相隔很远,中原王朝的“防御国”角色是适当且有效的。但明代都城北京就是一个反例。北京在明代成祖、英宗时期作为进攻鞑靼、瓦剌的前沿阵地,一直到英宗朝,北京一直被称为“行在”。北京作为作为防御力量中心却是不利的。北京地处平原,从东面至山海关,一马平川,北部虽设九边重镇,但一口若破,全线自溃,很不利于防御。自土木堡之变后,北京才实现了成祖提出的“天子守国门”的初衷,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拉开了北京作为中央王朝防御中心的开始,最严重的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八月,俺答的军队从古北口入侵,包围北京城。史称“庚戌虏变”。这是北京作为与进攻国力量过近不利于防御的一个证明。从这些史实看,中央政府尽管将首都置于可能的战争前沿,但根本上是“以攻为守”,希望进一步加强边境防御力量。另插一句,满清之所以能够取代朱明,从一个角度而言,也同它不断拉近同明朝都城北京的“距离”有关。自努尔哈赤定都赫图阿拉开始,满清的都城从赫图阿拉到辽阳再到盛京,最后到多尔衮力排众议,迁都北京城。这也说明了“越近就越有利于进攻而非防御”的这一个判断。

在冷兵器时代的现实地理中,所谓固若金汤的城市是不存在的。长安永固,几番兵祸;成都天险,屡被攻破。安全是都城的基本属性,但来自交通、粮食、财富等方面的要求变得异常强烈时,都城的安全属性就会被迫让位。比如开封,这块“四战之地”的招牌让赵匡胤从陈桥驿酝酿新朝计划时就背得异常沉重。行伍出身的宋太祖不会不知道地处平原的开封会遭遇怎样的威胁,但联想到唐代“天子逐粮”的窘迫,又不得不迫使经济中心越发南移的北宋要抓紧对东南财富的掌控,交通不便,粮食短缺的长安,饱受兵爨,一蹶不振的洛阳都无法承担起控制整个南中国的任务。选择开封,便是赵匡胤在面对控制财富、人口等需求时的妥协,之后朱元璋选择南京,自然也有这样一层考虑在其中。

事实上,遭到外来挑战的地理方向越多,进攻和防御同样都越困难。北宋遭到了辽、金、西夏、蒙古(元)的多边侵扰,明代早中期是蒙古势力的入侵,而在中晚期则是倭寇和满洲势力的入侵。中央王朝一直处于被游牧民族四面环绕的处境之下,在多个地理方向受到侵扰,进攻和防御付出的成本核算对于求稳不求乱的文官政府而言,自然会选择后者。再者,而在受到北方游牧民族侵入时,尽管王朝末年早已溃烂腐朽,但依托“山河之固”,一些幸运的中原王朝便在长江以南偏安一隅,如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南宋等长时间割据力量。而此时不少王朝采取进攻战略已经是另外一回事情——他们只是想恢复中原而已,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它们的新首都其实离边境比起大一统时期更近了。

中国历史既有它的惯性,也有它的韧性。中国历史的韧性是不以任何一个统治者的任性而被改变的。中央王朝对北方游牧力量采取防御性战略是长期的、客观的、为现实所反复证明的选择。而开创者们绞尽脑汁去确定一座都城的位置,就是要明白的告诉王朝的继任者们,围住的这方土地,维系着整个帝国的战略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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