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得《穿条纹睡衣的男孩》中,除了每天都有制服笔挺的军人来到办公室秘密开会,作为死亡执行官的一家人和睦有礼,小男孩布鲁诺眼中的父亲慈爱有加,每天忙碌地开会、签字,只是那些看上去和普通公务员签署的文件没什么两样的纸上,是动辄让成百上千人消失地判决书。

父亲的慈爱是真的,得知儿子死亡后的眼泪是真的,签署的文件也是真的。在知晓真相的妻子一次次逼问、争吵时,他只是用“我是个军人,这是我的工作”作为回答。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原

作名: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译

者: 杨渝东 / 史建华

从《罪孽的报应 : 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开始对二战德国产生兴趣,集中营是没有硝烟的第二战场,更加隐晦、却同等惨烈。

尝试去读不同角度对大屠杀的描写,比如有异于第三视角的普里莫莱维。集中营幸存者从“内部”理性看待自己的群体,已给出了很多鲜少被知晓的观点,而齐格蒙·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的确是我目前所读的相关书目中最过瘾的一本:新观点之多及其条理缜密的论述,无法快读,用了将近两周的时间,像是将思维之刃在磨刀石上细细磨过,不时用拇指试试刀锋是否锐利。

齐格蒙·鲍曼

今年1月9日去世的鲍曼是个犹太人,在经历了逃亡苏联、供职军队、反犹太清洗后,于而立之年开始了学术生涯。对二战犹太大屠杀的关注契机是他的妻子,一个犹太研究的学者。

鲍曼于序言中指出,大屠杀被当做人类历史“特殊事件”的处理方式弊大于利。从事件本身来说,分流意味着边缘化,从主流的学术核心中被剔除出去;而过关注于大屠杀的德国性,“不仅导致自我辩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导致了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备的可怕危险”。

此为本书欲打破的壁垒之一。

历史学和社会学对大屠杀的研究总带有专门化的兴趣——历史学将其看成是欧洲屠犹情绪的爆发,社会学则认为,在1930s末高度现代化的德国,大屠杀是一次综合条件刺激下的社会失范,简而言之,是一场令人遗憾的意外。

然而这两种说法都不能获得鲍曼的全部赞同。于是他从反驳第二种说法开始,逐渐向第一种说法层层递进,完成了关于大屠杀的个人观点。

齐格蒙特·鲍曼
这项研究要在社会科学的一般应用面前展示专家的发现,要以与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旨趣有关的方式来解释这些发现,并把它们反馈到我们学科的主流中来,可由此把它们从当前的边缘状况提升到社会理论和社会学时间的中心地位。

这本书有着严密的理论体系,在前人论述颇丰的部分言简意赅。首先回答的,便是屠犹的历史性和集中营的现代性。

兰德尔·柯林斯用《暴力》一书解释,暴力远没有电视上看得那么刺激。以南京大屠杀为例,这种面对面的暴力可以追溯到古代及中世纪常见的屠城行为:一种充满破坏感的狂热,一种杀戮方集体的“道德假期”,然而这种恶魔般的屠杀总有一个共性:短时。而从30年代末开始,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的集中营,明显是不同的。事实上,鲍曼提出一个“难以置信”的观点:这个屠杀非常现代。反驳了历史学将其视为反犹情绪大爆发的观点。

换句话说,现代性是集中营出现的必要条件。

在西方文明进程中,犹太人的“异族”性让他们时刻被视为社会的粘质——一种脏兮兮、黏糊糊、难以彻底除去的存在。随着现代民族主义出现,各国人们对身份认同和分类的追求达到高潮。希特勒、党卫军、纳粹为了社会维稳使用了一种极端的做法:在社会内部寻找一个显而易见的异类,以驱除他们来制造紧张气氛,从而获得权利的集中以完成对外扩充。此时,犹太人便成为众矢之的。

如很多社会学家的看法一样,希特勒政治集团容易被视为罪魁祸首,然而,少数执政者的疯狂并不具备使屠杀持续数年的能量。从1939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便可以看出,“愤怒和狂暴作为群体灭绝的工具是极其原始和低效的”,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公民并不认同这种野蛮行为。于是纳粹换了一个做法,这种史无前例的清除中,处处体现了现代性的理性、技术与手段。

现代文化是一种园艺文化。现代的种族灭绝总的来说就像现代文化一样,是园丁的工作。对把社会看作是一个花园的人而言,种族灭绝只是他所要处理的诸多杂务中的一件。就像杂草一样,犹太人必须被隔离、控制、阻止蔓延、转移并被保持在社会的界限之外。如果所有这些方法还不够的话,那他们就必须被杀死

对社会完美秩序的追求是现代化的特征。但前现代化的屠杀手段无法使得这一“宏伟目标”被长期有效的贯彻,于是现代性的另一个特征“主动请缨”——高效的官僚体系。

官僚体系内部复杂的功能划分,使得做事的人远离他们行动所导致的最终结果。他们并非对“屠杀”漠不关心,而是因为与被害人在身体和精神上都被隔离,使得他们就如同本分的公务员,其道德关注全然集中在手头的工作是否被有效完成上。

在马克思韦伯看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重要方面。然而,对高举“理性、高效”大旗的现代社会来说,所关注的重点严重偏向于后者。

希尔博格说,“命运在于迫害者和受害人之间的互动”

大屠杀的顺利进行,恰恰基于双方达成的一个默契:理性。迫害方的理性在于他们把屠杀的价值理性模糊于官僚体系的工具理性中——有人负责签文件、有人负责做记录、有人负责按按钮,每人都是屠杀得以实现的重要环节,但没有人双手染血。在工具理性和残酷结果间,价值理性被忘却。整个屠杀过程如同一座现代工厂的运作,甚至带来经济效益。

而受害者中则暗行另一种理性,精英群体被集结起来管理自己人,“拯救你所能拯救者”,不仅是寄希望于自己可以逃脱,也是希望以牺牲少数,以保住大部分人。

普利莫莱维

普利莫莱维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一书中,从被害者视角去看待这场屠杀,在回答“你们为什么不反抗”时,莱维给出的解释是:被集中的犹太人在身体和精神上完成和社会的隔离,饥饿使得他们没有反抗力,于是屠杀成为“人道”的选择。而囚犯中的特权阶级则会不停打压“新来的”,避免其他人因为他们的鲁莽而增加伤痕。这群被称为“卡波”的特权阶级,是被害者理性的集中体现。

纳粹在发动对犹战争时头脑里都没有一个关于最后结局的明确概念。战争开始有着适中的目标:清洗。正式官僚机构逐步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使从身体上消灭犹太人在某一个阶段从“解决办法”上变得合理,在技术上也变得可行了。

所有的人都有理性,于是自然追求任务分高效性。

将犹太群体彻底非人化是现代屠杀的第一步。为什么原始的屠杀无法长期持续?鲍曼将问题转向了对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建立,即道德和社会的先后性。

道德先于社会,是列维纳斯的观点,“与他人相处”这种人类存在最基本的特征意味着责任,道德意味着对他人负责,它不受工具价值的考量,也因此不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甚至阻碍了个体做出道德判断。

而集中营的一切——精神和肉体上的隔绝——都在使这种原始的责任消解,接下来便是顺理成章的道德冲动的淡化。工厂化运行的杀人机器,需要的是普通德国群众对待犹太人态度的中性,而非狂热。对反犹法律的拥护和对“水晶之夜”的消极,其差别的关键在于道德中性。

于是,随着每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逐渐开展,上一个步骤使得下一步以追求“高效、理性”的选择变得合理。离最初定义的行动越远,行动也就越纯粹的被理性-技术所引导,道德色彩也就越发模糊,也就是说,层层推进的官僚体系和行动方式,让身处其中的人避免了道德选择,成为现代化工厂“无辜”的工作者。于是在那场对于全体德国人的道德审问中,常常听见的回答是:我只是在服从命令。

推论到了这一步,鲍曼已经不是在探讨“现代性和大屠杀”了,而是深入到“现代性与道德选择”的关系。现代性的高效、理性、官僚和技术水平如今得到更好的发展,如果说,只要能够使受害者被置于不可见之地,从而使迫害者可以不用受到良心谴责,轻易完成屠杀“任务”,那么现代武器的出现,将会使得21世纪的战场成为下一个全球参与的集中营。

大屠杀的教训是,大多数人在陷入一个没有好的选择,或者好的选择代价过于高昂的处境时,很容易说服他们自己置道德责任于不顾,而另行选取了合理立意和自我保全的准则。

随着任务被分化,每个环节的完成,都被视为追求更加高效的科学命题。现代化社会的组织形式削弱了由于亲近而产生的道德约束,变身为一个道德缺席的冰冷工厂。

齐格蒙鲍曼将大屠杀拉回到主流学术研究的视野中,是为了使它的教训具有对此时此刻的世界而言,依旧鲜活的普世价值。

原创作品。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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