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10月7日首发于香港端传媒(Initium Media)国际频道。转载请联系端传媒(General@theinitium.com)。

特约撰稿人 赵龙 发自菲律宾马尼拉

从省城Tuguegarao到马尼拉,400多公里,Tolya走了整整10小时。七月的菲律宾正值台风季,整日的暴雨让长途大巴内不至过分闷热。然而,这并不能缓解她心头的焦虑 ——巴士刚驶入马尼拉市区,便瞬间淹没在艰难移动的车流中;因大雨近乎瘫痪的首都交通,让她比预约的面试时间,已经晚了一小时。

终点站,下车,换乘吉普尼(Jeepney,菲律宾国最流行的公共交通工具),Tolya马不停蹄地赶往Malate区。三天前,“牛头”通知她到那里的一家中介碰头。和大多准备赴海外谋生的菲劳一样,这个全马尼拉中介最为集中的区域,将是她走出国门的第一站。

马尼拉湾在城市西侧划出一条长长的弧形海岸线,与其平行的几条主干道,外交部、财政部、总统府、美日使馆等机构沿线散落,在西北角勾勒出政治中心“小马尼拉市”的轮廓。Malate 便坐落其中。

这是Tolya第一次来Malate。她蜷在吉普尼一角,将手机塞进背包,紧搂胸前,不时将余光谨慎地瞟向窗外。对于当地人而言,Malate几乎是高犯罪率、治安差的代名词。并不宽敞的街道上空,外露的黑色电线经年失修,纵横交错成浓密的网。一辆辆吉普尼肆意横亘在路中央上下客,然后扯着喇叭冒着黑烟呼啸离去,重重的柴油味混合着海腥味弥漫在空气中。四处可见的流浪者,在街边搭起简陋的灶火;便利店门口,守候着饥肠辘辘的儿童,随时准备伸手乞讨;小贩们拿着来路不明的金表和手机,尾随路人招揽着生意。

就整体基建而言,这里还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水准;受财政能力和土地政策的制约,政府很难实施大规模改造。然而这并不妨碍Malate成为外国游客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从各种老旧建筑夹缝中挤出来的新楼盘,夹杂中、英、日、韩多国语言的各色招牌,熙熙攘攘的外国面孔,从另一侧面,展示着这片老区的高人气。

中东穆斯林经营的“Money Changer ”遍布各个角落,是这里国际化最为鲜明的注脚。星级酒店内的赌场,终日喧嚣;24小时的韩国杂货店,从泡菜到化妆品,一应俱全;满街林立的日式SPA、泰式按摩店,提供10美元每小时的廉价体验;挂着“苏州点心”、“悦来火锅”、“釜山料理”招牌的食肆酒馆,远远超过本地菜的规模。

直到夜幕降临,光怪陆离的KTV招牌亮起,Malate才开启最负盛名的一面——这里是马尼拉最悠久的“红灯区”,以荷尔蒙经济著称的烟花柳巷繁华地。

从外貌到成因,这里依稀可以看到香港骆克道的影子。由小渔村起步,这里曾陆续是西班牙人、美国人、本地精英的住宅区。上世纪50年代,一海之隔的越南战争打响,随后十多年间,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军卷入战争,成千上万的美国大兵到菲律宾消遣;这使得原本就因美国驻军而日渐兴盛的菲律宾色情业,达至鼎盛。

70年代,时任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在全国军事独裁的背景下,解除了这里对娱乐场所的经营限制。这样一个类似于“特区”政策的实施,使得Malate一跃成为当时整个亚洲最为热闹的“红灯区”之一。

最知名的Mabini街,霓虹闪烁数公里。这里的KTV女郎,和骆克道上的菲律宾女子并无二样。她们衣着香艳,站在各家门前,当行人经过,依次用韩语、日语、中文热情地打招呼——随着90年代美国驻军撤离,韩国、日本、台湾人取代美国人,成为Malate的消费主体。

色情业在菲律宾并不合法。然而,它们拿到政府颁发的经营许可并不难。在解决生计和道德正义的两难之间,这是政府无奈的“暧昧”之举。和Tolya一样,这些女孩受过一定程度教育,多数会说一口流利英文。正因这语言优势,如今使得菲律宾女性成为世界各地色情业当中一个庞大的群体;而性工作者,也成为海外谋生的菲律宾女性,仅次于家政的第二大“职业”。

同样是为了生计,Toyla志不在此。

进城去,那里有出国赚钱的门路

受训人员正在参与食品服务工作坊。摄: Dondi Tawatao/端传媒

在Mabini 落车,已是下午四点。KTV尚门庭稀落,持枪的保安慵懒地打着哈欠,夜生活还未开始。Tolya要找的中介,便集中在这条街上。那些写着“Manpower”的广告牌,掩映在其他花花绿绿的招牌中,略显低调;但稍加留意,便发现它们规模庞大。被加粗强调的“香港”、“韩国”、“中东”等字眼,配上简单的招工需求,贴满了路边的电线杆。在Malate,人力资源中介是这里仅次于色情服务业的第二大产业,然而这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

在一栋灰色的四层建筑中,Tolya 终于找到了名为“EQ”的中介,这是一家主打“台湾线”的机构。相邻几家,分别定位香港、马来西亚、中东市场;标志性的维港夜景、带着头巾的中东领导人头像,挂在门口在显眼的位置。在菲劳步出国门之前,这些中介是产业链的最顶端;他们的众多下线——行话中的“牛头”,长期与地方劳工署合作,通过直接搜寻或者推荐的方式,为马尼拉的中介定期输送着资源。

虽是雨季,前来咨询者仍络绎不绝。Tolya站在门口快速地补了妆,捋了捋头发,因熬夜赶路而略显暗沉的脸上,刚涂过的艳红嘴唇显得有些突兀。隔着窗看了几秒,她才小心翼翼地敲开门,填了表格,量体重,测视力。整个面试不到半个小时,但对于她来说,繁复而漫长的出国路,才刚刚开始。

出了大门,她长舒一口气,我这才有机会搭上话,提议到对面不远的“苏州点心”一起吃东西。她没理会,径直走到停车场角落的一处大排档坐下。点了一份40比索(约7港币)的米饭,一双菲律宾人典型的大眼睛望向我,问吧。眼神中,这才卸下一直保持的防备。

她肤色棕黑,长发,身材瘦削。亮黄色的紧身短袖背心,让她微微隆起的小腹,略微明显;对很多菲律宾女孩子来说,这是曾经有过生育的特征。我试探性地问,她倒十分坦率:“有一个儿子,不过我和他爸爸分开了。” 她没有使用“离婚”这个字眼,我并不感到诧异。我意识到,28岁的她,和我接触过的很多菲律宾女孩一样,是一位单身母亲。

“没什么不好,自己养儿子挺好,省得还要养他爸。”她略带不屑地说,有种赌气般的倔强。

菲律宾是全亚洲最大的天主教国家。全国1亿人口,85%信仰天主教。“离婚”在教义中,并不被允许。同行协助采访的司机告诉我,在马尼拉办一场婚礼大约需要4万比索(7千港币),对于普通的打工族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

于是,在信仰和经济负担的双重压力下,越过“结婚”这道合法手续,组合在一起生活,成为菲律宾底层社会众多青年男女的无奈选择。

然而,这种没有一纸证书保障的家庭生活,情感的维系在现实压力下,显得相当脆弱。对方离开,更换伴侣的情况相当随意。Tolya便是这种现象下典型的单身母亲。

“给儿子挣生活费,把他养大”,Tolya选择海外务工的原因非常朴素。在这个母系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社会分工中,女性常常要肩负起养家糊口的使命。

“菲律宾女性承担着养育子女、老人,维系整个家庭的多重责任”,当地作家Niklas Reese在《菲律宾手册》一书中写道:“当男人失业时,她们需要站出来寻找额外的经济来源;然而却要忍受比男性更为低廉的薪水,更为苛刻的工作环境;管家、保洁这种男性羞于从事的工作,成为她们的选择。”

从“美国梦”到“世界劳工”

受训人员在制衣工作坊中缝制衣服。摄: Dondi Tawatao/端传媒

“我是ILOCANO。”初见陌生人,Toyla常这样介绍自己。和中国人习惯介绍自己是东北人、南方人类似,这个词汇是对菲律宾北方人群的一个统称。她的家乡Tuguegarao在菲律宾最北端、面积最大的吕宋岛。当地有句谚语戏说,站在海边,能听到对面台湾岛的鸡叫。

卡加延河从吕宋岛蜿蜒而过,滋养了肥沃的热带土壤。充足的阳光雨水下,随便一颗种子,都能肆意而自由地生长。绵延的群山下,大片农田盛产着菠萝、雪茄烟叶、水稻。这里与另一个菠萝产地——夏威夷,有着相似的纬度和地理环境。也正因如此,15名富有种植经验的男性“ILOCANO”,在1906年的某天,顺着太平洋季风,前往夏威夷菠萝园,在他乡开始了“甜蜜的事业”。

百年菲劳海外务工潮,从此迈出第一步。

当时,美国刚刚从西班牙殖民者手中接管菲律宾。某种意义上,菲律宾像是美国的一个“准州”,菲律宾人移民美国不受限制。加上之前,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限制外来移民法案——“排华法案”实施范围扩展至夏威夷,那里存在了几十年的廉价中国劳工,被迫中断工作,这给菲律宾劳工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提供了空间。

“特殊时期的政策给菲劳打开了海外务工的第一扇门。”菲律宾移工权益提倡中心(CMA)负责人 Ellen Sana介绍说,以务农为主的菲律宾劳工,此后的务工目的地开始从夏威夷扩展到加利福尼亚等地;时至今日,走在夏威夷街头,菲律宾面孔仍是出现率最高的亚裔群体,而他们大多都是“ILOCANO”。

如果说15个先驱的出发,还带些偶然,那么美国此后四十余年的殖民统治,则为庞大菲劳群体的形成,种下了复杂的种子。

“相比西班牙殖民者实施了四百年的愚民政策,美国人似乎更为高明。他们普及英语,完全采用美国教育体系,塑造菲律宾人的美式思维,努力塑造自己是施助者而不是殖民者的形象。”Ellen Sana笑着,一口流利的美音。

美国的策略造就了菲劳天生的语言优势,也在那之后培养不少“职业化”精英。

“我才是第一代菲劳。”曾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菲律宾总统的拉莫斯,坐在位于Makati的办公室,幽默地开着玩笑。

80多岁的他指着墙上的一幅世界地图,饶有兴趣地讲述他当年取道夏威夷,再到美国大陆求学的经历,“你要问我菲劳的故事,我可以说上两个月。”

拉莫斯1950年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对于菲律宾来说,那是二战结束后的黄金年代。当周边国家还在独立与内乱的泥潭中挣扎时,相对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给菲律宾营造了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20年间,菲律宾一跃成为亚洲仅次于日本的经济强国。

从美国殖民到黄金年代,大批具有强烈美国认同感的菲律宾人,怀揣着“美国梦”,和拉莫斯一样,前往美国接受教育和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菲律宾前往美国并不需要签证,买张票就能出发。

受训人员在工作坊进行食品处理。摄: Dondi Tawatao/端传媒

Ellen Sana说,这个时期外出的菲律宾人,不单是为了谋生,更多的是一种职业追求;在美国、欧洲的医生、护士、厨师等行业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菲律宾身影。

至今仍与“菲佣”齐名的菲律宾海员,也在那个时期出现。从美国新奥尔良港口开始,蔓延到遍布世界的航线,出色的语言优势使得菲律宾到现在,仍是全球最大的海员输出国。

同样开始走向世界的,还有菲律宾艺人。“我叔叔可比他们出道早太多了。”Malate的一个酒吧里,《马尼拉时报》资深记者Roy指着一班乐队,神情夸张地讲述他叔叔赴越南赚“快钱”的经历。

越战期间,大批美军在越南扎营,除了定期到菲律宾红灯区消遣外,也有中介不定期地带领菲律宾艺人前往越南的战场,在营地提供歌舞表演。Roy的叔叔那时才16岁,薪酬月计,数量丰厚。“那钱放现在看,都是笔巨款,但要是你,敢去吗?”Roy喝了口酒,一张不羁的脸,写满兴奋。

至今,菲律宾人能歌善舞的传统仍在世界各地;延续在香港,不管是星级酒店,还是街头酒吧, 菲律宾驻唱乐队的身影,仍能经常看到。

黄金时代,菲律宾GDP曾达到过7%的连续增长;美元兑比索最高达到1:2的汇率,时常成为菲律宾人津津乐道的直观例证。然而好景不长,随着第六任总统马科斯上台,军事独裁开始了菲律宾的噩梦。腐败横行,政局动荡,混乱的经济政策,使得菲律宾开始一次次错过世界产业转移的浪潮。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菲律宾经济加速衰退,民怨沸腾,大批民众失业,整个社会陷入迷茫。就在这时,中东一批“土豪”国家的崛起,像是一跟救命稻草,开始吸引菲劳的目光。

当时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在全球油价高涨的背景下,各成员国经济繁荣发展。似乎一夜暴富的中东“土豪”国,资金充沛,但国内基础建设并未跟上。广阔的沙漠中,一栋栋高楼等待崛起,大规模基建蓄势待发;正在缺乏人力资源之时,英文好、人工相对廉价的菲律宾工人进入视野。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到伊拉克,从建筑工人、酒店服务生到家政人员,短短的几年内,菲律宾劳工就迅速攻占了中东市场。

“菲律宾劳工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海外务工潮,由此开始。” Ellen Sana口中的“Petro Money ”给这些劳力的付出,带来丰厚额回馈。20世纪70年代中期,马科斯时代的劳工部通过法案,将海外务工正式合法化,“民怨沸腾的社会,像是突然打开了一个缺口,大批劳工在政府鼓励下开始涌向海外”。

据CMA统计,尽管女性权益在穆斯林世界时常得不到保障,虐待菲劳案件时有发生,但因为收入丰厚,直到今日,中东国家仍然是50%以上菲律宾劳工的首选。

随着经济的腾飞,对劳工权益给予相对完善法律保护的香港、台湾,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陆续开始向外国劳工打开大门。它们和新加坡一起,因为距离近,收入高,同样为菲劳所钟爱。

将近半个世纪,菲律宾国内停滞不前的经济,和周边国家的崛起,交织成一批批菲劳走向海外的宏大背景。如今,整个国家1亿人口,海外工作的菲劳占据1/10。对于菲律宾政府来说,居高不下的高失业率,是历届政府始终难解的命题。

“从亚洲第一梯队,掉至第三世界,菲律宾经济近三十年间几乎没有大的进展。”资深媒体人Oliver Fan和愤怒的Roy一样,说起这个难题,滔滔不绝。

菲律宾人一度以“亚洲民主的橱窗”自居。然而,美国人当年种下的这颗种子,在经济、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土壤中,今日已长成畸形的模样。

家族政治、贪污腐败、寡头经济的大背景下,菲律宾整体经济一路下滑。国内薪资水平本来就低,而孱弱的工业又无法吸纳日益增长的劳动人口,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最差之时,美元兑换比索,一度跌至1:56”。Oliver Fan举例说,上世纪90年代,官商勾结之下,电力企业不断加价,一度引发电力危机,一大批外国投资无奈离去。采访中,这样的例子,菲律宾人会苦笑着说出一大堆。

自现任总统阿基诺三世上台以来,在前任总统阿罗约经济改革奠定的基础下,菲律宾经济有所回升,近两年一度达到7%的连续增长。但依旧令人头疼的是,看似稳健的经济增长,根本无法惠及到普通民众——在一个积重难返、并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下,当局所期待的“涓滴效应”,何时能出现,谁也说不准。

菲律宾劳工部在7月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失业率达到6.4%,意味着有400多万人没有工作。而对于即便有工作的底层人士来说,每日10美元的最低工资标准,很难维持一家数口的生计。

对于政府来说,这是场旷日持久的战役。

正是这样的现实,让Tolya决定离开家乡。

在决定去台湾前,Tolya曾在距离马尼拉两小时车程的Laguna一家电子厂打工。在生产手机配件的流水线上,她每天要工作12小时,但每月薪水只有200多美元,养活一家四口十分勉强。

一家主打台湾市场的中介老板介绍说,部分国家和地区,外劳的最低工资标准和当地挂钩;如果菲劳足够幸运去到那里,收入将会比在菲律宾国内务工高出许多,台湾便是其中之一。

上世纪80年代,台湾制造业的兴起,吸引了大批外劳。目前台湾对菲律宾、印尼、越南、泰国、蒙古开放了劳工市场。而菲劳因为英文好,在电子行业更受欢迎。目前全台湾约有6万左右菲劳,4万人集中在电子厂的流水线上。

Tolya之前在电子厂的经验,使得她稍加培训便可快速上手;加上距离台湾近,方便回来探望儿子,当“牛头”找到她时便毫不犹豫做出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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