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4月16日夜间,土耳其修宪草案在当天全民公投中获得通过。根据修宪案,总统将被赋予实权,可直接任命包括副总统和内阁部长在内的高官,而总理职位将被取消。艾尔多安可能成为超级总统

2015年,埃尔多安迎接巴勒斯坦领导人,安排16人打扮成古代战士列队站在楼梯上,声称代表土耳其历史上16个帝国




凯末尔,作为一具肉身凡胎,他在1938年去世;作为一个主义、一个政治理念,凯末尔在2016年的未遂军变中元气大伤。早在1950年大选,凯末尔的政党就溃败了,没有军方干预这种近乎开挂的作弊手段,共和人民党就无法赢得常规选举。

归罪于民众蒙昧无知,选举宗教极端派,是简单偷懒的思路。犬儒经常把“民主不能当饭吃”挂在嘴边,但宗教就能当饭吃了?任何一个明智的政客都知道凯末尔主义败退的真实原因:“笨蛋,问题是经济。”(1991年比尔·克林顿竞选总统的口号)

和平选举版“农村包围城市”

安纳托利亚是一片贫瘠的高原,土质较差,一次播种需休耕三年以恢复肥力。奥斯曼王朝能够维持本土补给,靠的是不断收割埃及、克里米亚、美索不达米亚这些粮仓。帝国分崩离析后温饱成了问题,凯末尔曾慷慨激昂地说:“那些用宝剑实行征服的人,注定将被那些用耕犁来征服的人所克服。”现实则相反,手握耕犁的人永远害怕手握宝剑的,农民只能被动地接受威权政府的恩惠或威慑。

全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

共和人民党废除宗教上的什一税,小规模土改,解除了旧制度扼在农夫身上的枷锁;另一方面,国家低价征收农产品作为“资本原始积累”,发展工业化。凯末尔时代城市的发电量增长10倍,灯火辉煌,然而全国4万个村落,通电极少,生产力仍处于黑暗的中世纪。

凯末尔在一个欧洲港口城市出生长大,父亲是个做木材生意的小商人,青年时期的“土耳其之父”出没市井,流连于歌厅酒馆,跳舞作乐。城市文明带来西方的启蒙思潮,也充满声色犬马的诱惑,凯末尔濡染其中,对于内陆的农业文化完全陌生。作为国家领导人,凯末尔会说些场面话,赞扬农民的艰苦美德,内心深处,他蔑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巴佬。

土耳其国父 凯末尔

1925年政府强迫民众丢掉头上的旧式无檐毡帽,戴上欧式礼帽,共和国的新政大部分浪费在这些表面虚礼上。凯末尔的真实成绩是被后世拔高的,其军事才干确属一流,但政治改革华而不实,至于经贸领域他完全外行。新生的苏俄令他羡慕嫉妒恨,压榨农业补贴工业的办法一分不差地学了去,可共和人民党毕竟不是共产党,凯末尔不像斯大林能派军下乡,侵吞余粮,任意宰割村民。

世俗派可以占据舆论制高点,批评陋俗旧习,但动不了农夫自家后院的一亩三分地。1945年,共和人民党打算发起土地改革,没收全国任何一块500公顷以上的大宗地产,分配给五百万贫困人口。各路反对派联合捍卫私有产权,经过五年的杯葛,议案打了折扣,只有几万亩地产被分配。马列主义者嘲笑资产阶级改革的“软弱性、妥协性”,贫农则不会因分到田地而感激,他们不会忘记那是一个背弃礼教传统的无神论政党。

土改计划流产的同一年,共和人民党遭遇了更大的挫折,民主党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选举战术,获得了487个国会席位中的407个,农场主出身的曼德列斯当选新总理。新政府优先照顾三农政策,发放低利息贷款,农民们第一次有了大型收割机,田野里第一次铺设了柏油马路。曼德列斯把骑毛驴、烧牛粪的中世纪农业,变成了开拖拉机、施化肥的现代农业,占据选民七成的农业人口组成了民主党最大的票仓。

曼德列斯

工人不爱苏联爱祖国

土耳其器物上的西化始自于1839年,苏丹颁布《花厅御诏》,引进蒸汽机工艺,兴办邮政、学校,比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早二十多年。旧帝国的发展并不缓慢,军队拥有亚非国家里(仅次于日本)最先进的火炮和舰船,首都伊斯坦布尔建成了世界第二古老的城市地铁,除了银行外(伊斯兰教义禁止利息),工商业机构基本完备。

苏丹在花厅颁布了改革法案

但急功近利的民族主义者没耐心等待,寻找捷径。在土耳其工业起步阶段,苏联人扮演了导师兼金主的角色,1921年两国友好条约签订后,克里姆林宫援助了1000万金卢布,同时推销“重工业优先+计划指令”的苏式路线。

奥斯曼有着深厚的吏治传统,政府官员管控大小事务。新生的共和国不仅没改变这点,反而赋予了官僚更多的权力,让他们办厂经商。1934年凯末尔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国企垄断了钢铁、化工行业。然而苏式路线里暗藏了特洛伊木马:发展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势必培养出庞大的工人队伍,而“无产阶级先锋队”将会为苏俄打开君士坦丁堡的大门。

土苏刚建交不久,共产党组织就在小亚细亚扎根,以土耳其人民社会党的名义出现,获得合法地位。凯末尔的对策是:与其粗暴地实行党禁,不如跟布尔什维克竞争。政府建立了一个御用共产党,吸引劳工群众,确保他们不过于左倾,拉回正轨。在劳资纠纷中,政府秉持中立,既不允许工厂随意开除,也不允许雇员游行罢工。

假设在欧美先进国家,工人早该奋起斗争,但在落后国家,工人脱离了乡村和宗教的束缚,享受到城市的公交便利、灯火照明,过上了比以前更舒适的生活。更何况俄国是两百年的世仇,“无产阶级无祖国”这条原则对土耳其人不适用,满怀爱国热忱的劳动者绝不会当第五纵队。

在左翼风起云涌的冷战岁月,土耳其共产主义者少得可怜,马克思主义工人党在国会上的议席从没超过二十个。俄罗斯的传统邻国里,土耳其是仅有两个未遭赤化的(另一个是芬兰),社会各阶层几乎都反苏,直到二战结束后,马列著作读物才获许合法出版。

1945年12月,左派的《国家与世界日报》发表了一篇赞颂斯大林的社论,第二天学生捣毁了这家报社的办公室;1964年二十四个左翼组织在安卡拉开联合大会,媒体警惕道:“人民阵线”又来了;1968年苏联坦克镇压了布拉格之春,连工人党都谴责莫斯科的霸权行径。

共和人民党LOGO,六根箭头代表凯末尔的六项主张

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低谷,共和人民党察觉到选民在流失,正式提出“中间偏左”路线,不再代表全民族、全阶层,专注依靠劳工大众。时至如今,怀有启蒙精神的军人、教师、公务员组建共和人民党上层,而工人阶级则构成了凯末尔主义坚固的柱石,捍卫着中东唯一的世俗民主大国。


企业家:既要市场,也要宗教

在人们的刻板印象里,中东的亲伊斯兰政党是一帮毛拉,性情古怪,只会死记硬背圣训和古兰经。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土耳其民主党既囊括了乡村的阿訇、农业主,也吸纳了城镇中产阶级,其核心成员是从共和人民党脱离的四位议员,他们反对凯末尔主义并不是反现代化,而是认为凯末尔主义恰恰压抑了企业活力,妨碍了现代化。

埃尔多安所属的正义发展党LOGO

在经济大萧条的1930年代,土耳其模仿苏联统制主义,获得了10%的GDP增长。昙花一现的奇迹过后,经济陷入低迷,企业只能依靠关税壁垒、国家补贴勉强度日。对于私人资本,凯末尔并不讨厌,但也谈不上热心。农业税取消之后,对烟酒等商品实施专卖,市民阶层实际承担了主要税负,但他们未得到相应的政治地位,二战时期国会的453个议员里,只有49个商人,5个银行家,工厂主才3个。

土耳其的小工商业主勤劳简朴,重视积蓄,信仰上靠近苏菲教团,如果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西方资本主义源于加尔文的新教伦理,那么土耳其的资本主义应当源于“艾斯纳夫”阶层(土耳其语里对城镇里的工匠和店主的称呼)。历史的吊诡便在于此,原本充当进步力量的布尔乔亚,在中东启蒙派世俗主义语境下,却变成了危险的宗教右翼分子。

亲伊斯兰的党派敏锐地抓住了这点,他们强调电气化、城市化,认为奥斯曼帝国正因工业革命程度不够而没落,现在土耳其要效仿欧美的经济理念,同时工业化中的转型痛苦是可减轻的,只要发扬伊斯兰教中仁爱互助的价值观,即能缩小贫富分化,抑制奢靡风气。

毋庸置疑,那套仁义道德只适合说教,而市场自由制度则出实效。历届政要当中富有经世才干、振兴国力的,总是来自凯末尔主义的反对派。

曼德列斯(1950~1960年任总理),他一上台就破除行政垄断,提出“每一个街区都要培植出百万富翁”的口号。私人企业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迎来“黄金时代”。凯末尔时期的土耳其出口椰枣羊毛,曼德列斯时期的土耳其出口工业品。

厄扎尔(1983年当选总理,1989年当选总统),土耳其的“改革开放设计师”,开放资本市场,允许个人持有外汇,国债评级达到A。过去的内需性经济变为外向型,人均GDP突破一万关口,整个国家变为欧美人旅游的后花园,现在的五星级酒店大部分是厄扎尔时代建立的。

总理厄扎尔,疑似被军方毒死

埃尔多安(2003年至今连任总理),国民基本脱贫,人均GDP翻了五倍,通胀率下降到个位数。埃尔多安曾告诉外国记者,自己最骄傲的政绩,是“把全国81个省全都变成建筑工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期间,土耳其没有一家银行倒闭。

西亚的土耳其跟东亚不同,没有四小龙崛起式突飞猛进,也没有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那样一落千丈,默默无闻中土耳其晋升为全球前二十大经济实体。正义发展党获得选票最多的时候(2002年)是排名第二政党的3倍,在2016年的军事政变中,受益于经济改革的市民阶层,走上街头阻拦坦克。

有些国际观察者指出凯末尔主义者过于软弱,导致今天埃尔多安气焰熏天,这种说法有欠公允。威权体制的伊朗巴列维压制民间力量,使得伊斯兰教士处于类似明末东林党的境地——清流们以廉洁自诩,袖手谈心性,抨击政事腐败,等自己上台亲身执政后,却比前任更贪婪腐败。

在立宪体系中,宗教力量积极入世,参与企业经营,跟世俗政府博弈,性情反而更加务实。共和人民党也许是个不合格的理财师,却是一个称职的保姆,凯末尔治下有新闻自由,无秘密警察,公务员廉洁守法,顺利完成从军政到宪政的转型。尽管由于经济政策的失误,共和人民党长期在野,但只要自由宪政一息尚存,凯末尔主义永远有复苏的机会。

凯末尔主义者上街游行

文/柳展雄

平成二十九年风月

发表于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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