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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作为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下“礼制”的一部分,始终肩负着“别尊卑”、“表贵贱”的神圣使命。比如唐宋时候的紫衣金鱼、蒙元时候的袍服花式和明清时代的补服等等,肇兴关外的清代为服制体系注入了很多新鲜的元素,朝珠便是其中颇为典型的一例。可这小小珠串身后所隐藏的,却是一个幅员1250余万平方公里帝国的“统战”秘密。

“标准像”中的标准配饰

留心下存世的清代人物画像,不难发现画中的人物往往呈现出一种正襟危坐、一手置于腿上一手持珠的姿势,大约是清代通行的“标准像”范式。在这种“大清标准像”里,朝珠和顶戴、朝服(吉服)、朝靴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元素。朝珠虽然不如顶戴和朝服那样有着繁复的规制要求,但却以质地昭示着佩戴者的家资,颇有当下市井之中“文玩”范儿的味道。

大清标准像

朝珠的作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佩戴上必然也要遵守一定的规制。根据《大清会典》的规定,平日天子至文官五品、武官四品以上及翰林科道官员、五品命妇以上要佩戴朝珠;逢宫中举行大典或各种节日、筵宴,内廷行走人员或与典礼有关的执事人员即便官阶低于五品也准许佩戴朝珠。对朝珠的质地,除东珠只有皇帝、皇太后、皇后可以佩戴外,均无限制。

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皇帝在不同场合所需佩戴的朝珠也有不同,朝珠的选用要与朝服相配搭以表达一种“敬天法祖”的封建礼制观念。如朝会、大典中穿明黄色朝袍、佩挂东珠朝珠,天坛祭天时穿蓝色朝袍、佩挂青金石朝珠,地坛祀地时穿明黄色朝袍、佩挂蜜蜡朝珠;日坛祭日时穿红色朝袍、佩挂红珊瑚朝珠,夕月坛祭月时穿月白色朝袍、佩挂绿松石朝珠。

清代朝珠的基本式样为主珠108颗,长度130cm—170cm,顶部连缀“佛头”与“佛塔”,佛塔顶端垂有一块“背云”,主珠每隔27颗珠夹入一颗色彩鲜艳的隔珠,也叫“结珠”,“佛头”两侧一共坠有三串“记念”,每串10颗,每5颗为一组。

按照比较儒家的解释,108颗珠子意喻12月、24节气、72候之合,“背云”意喻“一元复始”,四颗“结珠”代表一年四季。“记念”也有称为“三台”的,寓意说法较多,一说代表天子三台,即灵台以观天象风云、时台以观时节变化、囿台以观鸟兽鱼鳖;一说代表汉代官制,即尚书中台、御史宪台、谒者(言官)外台;一说三台为星象之名,即天柱、天阶、泰阶;还有说3串“记念”共30颗,代表一个月分三旬共30天。这种看上去那么像佛珠的身份标识,真的有如此诘屈聱牙的来历么?

事实上,朝珠来源于佛教的数珠(念珠),而且是典型的藏式佛珠。佛珠以108颗为数,与寺院晨钟暮鼓各敲108一样,取“醒百八烦恼”之意。背云在美好寓意外主要起端正、装饰的作用,而被托付了诸多高大上阐释的“记念”,则完全是佛教徒用来查记念诵佛号或经咒遍数的计数器。那么问题来了,以萨满教为根本信仰的统治者,为什么要借助有着如此浓郁佛教色彩的朝珠作为等级社会不可逾越的礼制标识呢?

“抢”来的信仰

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的清代最早的朝珠属于顺治皇帝,但佛珠成为清代帝王的手边之物却可以追溯到清太祖努尔哈赤时代。萨尔浒大战之后被俘的朝鲜人李民寏曾亲见“奴酋常坐,手持念珠而数之”,被认为是清代帝王尊奉佛教之始。此时女真贵族所持奉的,是十六世纪中叶开始在蒙古草原被广泛信奉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藏传佛教流入女真社会的过程是伴随着蒙古与女真间的冲突与归附进行的,对“覆育列国英明汗”努尔哈赤而言,与其说是他接受了僧人的传法,不如说佛法是一桩战利品,是他征服蒙古诸部的附属权利。

顺治皇帝御用朝珠

努尔哈赤从统一建州到与起兵抗明,与蒙古的交往始终是他外交策略中举足轻重的一环。女真(满洲)与蒙古,英雄的后代们再次上演了一场战与和的角逐。早在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海西女真叶赫部发动的古勒山之战中,蒙古科尔沁两翼就作为九部之一参战,结果大败而归。次年科尔沁、内喀尔喀五部(巴林、扎鲁特、巴岳特、乌齐叶忒、弘吉剌忒)遣使通好,自此“蒙古诸贝勒,通使不绝”。

公元1612年,努尔哈赤迎娶科尔沁左翼明安之女,满蒙联姻的序幕正式开启。天命四年(1619年)努尔哈赤攻取铁岭、开原两城引起了蒙古人的不安,他们纠结万余骑围攻铁岭,结果再次惨败。同年11月,东蒙古与后金在内兴安岭塞忒勒黑地方正式结盟。1621年起因察哈尔蒙古内部出现分歧,不满于林丹汗残暴统治的台吉们或奔向漠北,或东走后金。伴随着蒙古人的马队一同抵达后金国都的,还有来自乌斯藏(西藏)的囊素喇嘛。努尔哈赤为他“陪坐设宴”,“赐以田庄,奉为国师白衣僧”,给予了高规格的礼遇。

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征服察哈尔蒙古,林丹汗远遁青海病死于青海大草滩。他的遗孀和儿子奉传国玉玺出降,蒙古帝国正式宣告灭亡,漠南蒙古全部收归后金版图,皇太极成为以额哲为首的漠南蒙古49部的“博格达彻辰汗”,统有了“东接盛京、黑龙江,西接伊犁东路,南至长城,北逾绝漠,袤延万余里”的疆域。曾经为林丹汗所供奉的玛哈嘎拉金佛(传说为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亲铸)也被送进了盛京城。

相传,当年驮运金佛的白骆驼走到离沈阳城五里的地方就卧地不起, 于是皇太极命令在白驼选定之地建寺修楼,即清朝在东北地区建立的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莲花实胜寺。清崇德三年(1638年),就在莲花实胜寺建成之际,漠北蒙古喀尔喀三部归附,再次为年轻的清王朝带来将近2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崇德四年(1639年),一直与蒙古保持密切联系的藏地政教首领四世班禅喇嘛和五世达赖喇嘛,专程派遣使团抵达盛京朝谒,尚未入关的清政权至此取得了相当于自身疆域5.5倍的蒙藏草原帝国。

藏传佛教的坛城与清代盛京城市布局图

崇德八年(1643年)仲春,皇太极再次敕建塔庙,“盛京四面各建庄严宝寺,每寺大佛一尊,左右佛二尊,菩萨八尊,天王四位,浮图一座,东为慧灯郎照,名曰永光寺,南为普安众遮,名曰广慈寺;西为虔祝圣寿,名为延寿寺;北为流通正法,名曰法轮寺。”盛京城原有的九门方城与“四塔四寺”和康熙年间构筑的“八门八关”恰好构成藏传佛教中殊胜吉祥的“坛城”式样,意喻一统天下、护国安民。想来这种依照佛教理念布局都城的举动,在历史上也算是空前绝后了。

信的好不如用的好

清入关后朝廷对佛教的安抚不但没有丝毫退减,反而愈发隆重起来。顺治九年冬(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一行三千余人经过十一个月的长途跋涉抵达京师,顺治皇帝为其专程修建西黄寺,并册封其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据不完全统计,康乾时期北京及承德避暑山庄共有喇嘛庙宇四十座,其中包括雍正和乾隆两位皇帝的潜邸雍和宫,而帝王们在游赏之余为名山宝刹题写匾额的,更是不计其数。

“观音菩萨”与“文殊菩萨”

不仅如此,帝王们还留下了大量以佛经为内容的书法作品,喜欢cosplay的雍正皇帝法号圆明。他的儿子不但号长春居士,还在《钦定满洲流源考》里声称满洲族名来自“曼殊室利法王子”(文殊菩萨),素来信奉萨满教的满洲人俨然成了佛子佛孙。而民间至今仍有人深信顺治皇帝在五台山出家,法号行痴。那么,清朝的皇帝们是不是真的因信仰而尊崇佛教呢?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在清代帝王们的几案上,佛教(藏传佛教)是一颗举足轻重的棋子,决定着大半个帝国的安危。

在《清太祖朝满文老档》记述中努尔哈赤曾几次提及fucihi enduri(佛神),但无一不是用在对朝臣的训诫上,可见这种“信仰”并非是自己的修持,而是对信仰佛神者的约束。将盛京城打造成佛教曼陀罗式样的皇太极,虽然也曾严令军兵不得拆毁庙宇“扰害僧人”,却也对喇嘛僧人们有着冷静的审视:“今之喇嘛当成为妄人,不宜称为喇嘛,乃蒙古等深信喇嘛,靡费财物,忏悔罪过,欲求冥魂超生福地,是以有悬轮结布幡之事,甚属愚谬。嗣后俱宜禁止。”

到了自信得有些自负的乾隆皇帝,更是一次次表达自己“匪尊不二法,原系众藩情”的真实用意。在前代帝王恭奉与利用相结合的宗教政策基础上,他还进一步加强了对藏传佛教的行政管理力度。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廷凭借《钦定西藏章程》的法律效力革除了达赖和班禅独专藏政的定制,改以驻藏大臣为地方政务的首脑,“自噶布伦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分系属员,事无大小,均应禀明驻藏大臣办理。至扎什伦布诸务,亦俱一律禀知驻藏大臣分理。”并建立金瓶掣签制度,由中央政府掌握大喇嘛的人选。

诚然,顺治、雍正等帝王也许并非真的不信佛,在退却帝王的光环后他们也可能是虔诚的佛教徒,但至少他们可以清晰的意识到不能因自己的个人好恶而造成“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历史丑态,毕竟梁武帝的信仰方式或“三武灭佛”的冷峻态度都没有给天下带来真的吉祥。就这一点而言,清代的帝王们还是值得肯定的。

土尔扈特渥巴锡像

当漠北蒙古面对去留抉择时,清政府的努力得到了应有的回报。无论是喀尔喀蒙古被噶尔丹侵扰时,还是土尔扈特渥巴锡决议东归之际,均有过“鄂罗斯持教衣冠俱不同,必以我为异类。宜投中国兴黄教之地”的表示。清代积极正确的宗教政策对维系3/4疆域的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清代帝王、朝臣们胸前垂挂的朝珠,见证了他们为巩固830余万平方公里疆土所演绎的二百余年奉佛大戏,无疑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空前的多民族统一。

参考资料:

1. 李芝安:《清代朝珠述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6期

2. 李云霞:《从满族的宗教信仰看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黑龙江民族丛刊》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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