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分两种,躺着读的和坐着读的。躺着读的书多半是消遣,坐着读的就成了补课。《大唐李白》是颇费脑筋的小说,也是一门心甘情愿补的课。

李白的名声太大,光芒之下反就看不清楚。识字起就背“床前明月光”,好像每个人都应该熟悉李白的。实际,越这样越是危险,我们学李白的诗,被灌输了大量先入为主的影响,课本里的李白历来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他饮酒吟诗,周游四方,可是他的生活我们是缺乏了解的,甚至是不愿了解的。没有从人的角度关心过李白,他每天要面对些什么问题,我们不在意,天降几首诗摆在我们的眼前,而作者的形象是空洞的。

《大唐李白》的写法,开始读嫌有些艰深,作者随手从某一点延宕出去千里,离题到整个历史,文学里去了。张大春也坦言:

“中国小说还特别强调它的松散,它的随兴,以及它的随遇而安。”

“中国小说是这样一个风景,它阡陌纵横,但它一定条条大路都互相贯通。”

《大唐李白》有一种漫漫无边大唐气候。开篇写绵州刺史李顒准备和朋友(其中就有我们知道的丹丘生,“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春游戴天山,直到小说中间才有刺史和李白及其老师赵蕤的一次决定性的相逢。这写法是惊人的,像是在园林里散步,闲逛,见一景,就发一点议论,非常从容,作者一点都不着急拽读者往终点去。年轻的李白,也不是急着要去完成些什么,作为李白,生活在唐朝,人生的格局非常宏大,处处有生机,都有门路,都值得一番探索。读到后面,我舍不得读完这书,作者真的肯花时间,为我们介绍其整个唐朝生活的细节,丰富,迷人。

如果不在意小说写法的话,关于李白从求学到游历天下的描述,都带有一种似是而非的神秘气息,是一个严肃正经的玩笑,也是在挑战你的理解和既往教条留给你的印象。很多介于真实与虚构的记叙,亦庄亦谐,材料在小说家手里像是砖头,他垒砌好,涂抹上小说技法的水泥,瞧不出痕迹,只能任他带领往前走。

比较触动我的是对李白生活,或者生计的探讨。我向来对小说有些不放心,很多小说人物都不用讨生活,衣食住行都自然有安排。好的小说应该比较有责任感,关注人的生存,会从个人的生计入手,这是故事开展的发动机,一种逻辑上的引擎。作者用想象力和材料的力量,为李白人生的启动,找到了推动机。例如,李白早年结客杀人,躲难佛寺,而这不单单是李白天性侠义而已,“结客”一词,到唐朝已有百年历史,有结伙滋事的意思,年轻人爱冲动,行侠仗义,在唐朝宽容粗旷的气氛下,容易“散金仗义,浮浪尘世”。这种持剑行侠的经历,给李白的一生都打了一层底色,“少年行”可以称为李白的人生侧影,从不拘泥小处,大开大阖,难怪像天上人。而之所以大明寺能容下商人之子,又曾经“手刃数人”的李白在此读书生活,也和唐朝一项和僧侣有关的政策相关联,唐朝僧人的私产在唐朝有详细的规定,多余的个人财产必须归为庙产,那么不少僧人自然会想办法规避,于是商人在处理僧人私产的时候起到了很至关重要的作用。大明寺收留李白,容易想到背后僧人和商人的一种默契。我想,这就是故事背后的引擎,或者内核,这个东西必须是有力的,故事才能讲下去。

作者带我们绕了大圈子,才让刺史李顒遇见李白和赵蕤,三十一节“出则以平交王侯”和三十二节“不忧社稷倾”是我喜欢的篇章。作者自己也老实地交出这两节的材料。这部分故事在《新唐书》里就六个字记录:“州举有道,不应”。作者把刺史和赵李的“偶然相逢”,互相的讨教应对,写得华丽精彩,谈话间闪烁着唐人风采和辨士的,诗人的机锋。赵蕤作为李白的师父,本人又修道多年,深知此次“道举”的影响对李白,甚至对自己,作为一名道人有多重要,可越是这样,越要“不应”,才是所谓“举有道,非常道”。简单地说,赵蕤并不是故弄悬虚——和刺史相遇,引荐李白,皆是精打细算的结果,包括最后的“不应”,也是把自己和李白的名声极大化的做法——今人讲话是“运作”“炒作”——这点直到后来李白才有所体悟。作为行商后代,本就受限不能科考,如何得到赏识,实现抱负,不得不另辟蹊径。恰好唐朝也提供不少机会给这些不世出的各色奇才。

作者不厌其烦地提供材料,夯实细节,把小说的质地打磨得非常扎实,这才容得下那些想象。很多时候,诗歌的鉴赏都是比较苍白无力的,没太多说服力。《大唐李白》为我们再读唐诗提供了一个参照,把唐诗所依赖的地貌勾勒得一清二楚。我想得出作者创作时的发誓,一定要把能搞清楚的细节,一一厘清坐实,决不给妄想空想留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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