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类学家巴菲尔德在其历史著作《危险的边疆》中,对秦以后的历代王朝与中国北部的游牧帝国(政权)之间的政治经济互动关系做出了别开生面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获得较高的评价。在巴菲尔德看来,中国几乎所有朝代在边疆问题上都不得不与北方游牧政权妥协,最强盛的唐王朝在领土扩张和自身安全的维系上,也严重依赖两个草原帝国——突厥和回纥,回纥帝国覆灭后,唐朝就名存实亡了。

基于不同的地理、气候和人文条件,在包含华北平原的中原以及江南地区和蒙古草原、中国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分别产生了两种主要的文明组织形式——农耕定居官僚统治的集权王朝和逐水草而居的尚武游牧部落。前者在强大时一统华北及华北以南甚至西域在内的广大地区,往往在同时,某个游牧民族崛起控制草原其他部落而成为一个游牧帝国。两者都以各自的文明为骄傲,轻视乃至鄙视对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中国历史“正统”的观念里,草原民族是落后蒙昧的蛮夷,中国乃世界之中心、文明教化的先进之邦;但在尚武的草原文明看来,中原汉人的价值观并无多少可取之处,其生活方式会令人颓废堕落。

与中原王朝(书中术语,代指中国历史上汉人建立和统治的朝代)的定居农耕和专业分工相比,草原简单的游牧经济能产生的收益较少,可这样的生活方式却能造就全民皆兵(老人,儿童与妇女除外)、骑马作战、自带给养的强大机动的军事力量,一马平川的华北和中原地区正为游牧民族提供了辽阔理想的战场。在面对有充分准备势汹汹的中原军队时,无定居之所的游牧民族往往战略撤退,消失于莽莽的草原和荒漠之中,而前者依赖耗资巨大的后勤补给,战场上取胜也常常不能弥补后勤消耗与人员伤亡带来的损失。这就是西汉汉武帝连年讨伐匈奴,虽有卫青与霍去病等名将取得过数次大捷,却不能征服匈奴、中原经济反被拖垮的真正原因。

由于对中原王朝的生活方式既无兴趣也无相应的统治经验,大多数游牧民族(崛起于东北的混合游牧民族除外)侵略中原的目的仅在于获取经短期物质利益,因此最常见的方式是劫掠华北边疆、甚至扫荡中原,或者与不堪其扰的中央政权签订一个“和平协议”,后者以缴纳奉金、联姻和开放边疆贸易(通常是不平等的)的方式来换得和平。强调华夷之辨和追求名义正统的中原王朝往往要求草原民族表面上俯首称臣,后者对此心知肚明,只要能获取实际利益,他们对形式并不在意。从西汉开始,大多数中原王朝虽与游牧国家屡有战争,但以经济资源换取和平的时期更为长久。游牧民族色彩颇浓的李氏唐朝甚至仰仗突厥军队开疆拓土,而栗特人(在西域经商的民族)的节度使安禄山叛乱之时,唐朝更是凭借回纥区区数千人的游牧军队才能挽回败局,中原的军事力量已衰落到何种程度。回纥人之所以出兵挽救唐朝,是不想失去一个稳定富裕的可以敲诈勒索的对象。回纥帝国崩解后,草原上陷入混乱。唐朝失去了一个可以打交道的保护伞,军队实权掌握在各地的节度使手里,中原统治者已无有效的军事力量镇压末期的叛乱和起义。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草原帝国往往伴随一个强大的中央王朝崛起,毋宁说后者的强大往往刺激一个同级别强大的游牧政权诞生;同样,弱势混乱的中原则对应着弱势混乱的草原部落。比如历史上强大的两汉与持续五百年的匈奴帝国(比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长寿),强盛外向的唐朝与突厥第一第二帝国和回纥帝国。东晋和短命的南朝各朝代则与北方走马灯替换的五胡十六国相伴相生。偏软的北宋面对广义草原上分裂的西夏、辽和金。保守封闭的明朝对应着弱势的东蒙古和卫拉特人。有着前朝蒙古人侵略屠城的深刻记忆,明朝对游牧民族极为恐惧,他们担心养虎为患,因此拒绝以经济利益换取和平,并且由于定都北京,北方边境的军事开销像无底洞一样耗尽了明朝的财政收入,这也部分了导致了明政府无力支付镇压农民起义的部队的军饷。

这种强强相伴(弱弱相生)的两极化世界何以存在?草原上政治生态的基础是以血缘为纽带、各自为政的氏族与部落,较难形成像中原王朝那样专制集权的政治组织。当中原存在一个强大王朝时,通常只有统一强大的部落联盟(帝国)才能与之抗衡,更好地实施对中原的敲诈勒索策略——劫掠财物和逼迫纳贡的交织往复,劫掠往往是为了索要更多更有利的“馈礼和赠品”以及开放边市,馈礼和赠品满足帝国统治阶层和部落贵族的需要,而边疆贸易则惠及普通牧民。在一个有着强大统治者的帝国里,各部落虽不拥有外交和战争权力,但地方内部事务仍归部落管理,因此部落保持了相当的自治权。一个强大的草原帝国希望存在一个强大的中央王朝来以维持自身的统一性,四分五裂的中原无力满足游牧帝国的经济需要,维系部落联盟的基础趋于瓦解,这个时期的草原要么一盘散沙,要么只是松散无力的联盟。例如在五胡十六国时期的草原上只形成了一个软弱的部落联盟——柔然汗国,还被统治中原的半汉化(或者说“二元制”,书中术语)的北魏击溃。

当然草原帝国的命运不完全取决于中原王朝强盛与否,领导权的继承一直是草原帝国的核心问题。通常有两种继承方式,一种是纵向继承,即长子继承制,这是受中原王朝影响,一种是横向继承制,父亲的所有儿子按照长幼顺序先后继承,然后轮到第三代的继承者。没有哪种继承方式能得到一致的认可,帝位继承演变成各利益集团军事政治经济资源的博弈角逐,因此会引发帝国内部的战争,导致联盟瓦解。东汉中后期,匈奴因为继承权之争分裂成南北匈奴。比较分权的突厥帝国的横向继承制带来更多问题,当统治权传到第三代,有继位潜力的竞争者人数极多。从隋朝到唐朝中前期,突厥帝国就两次分裂,并最终为回纥所取代。蒙古人的继承问题更复杂,除了纵向继承与横向继承,重要的变数还包裹母后摄政和幼子继承制。成吉思汗打下基础的史上最庞大帝国到了孙子辈就一分为四——三个蒙古汗国和继承中原统治的元朝。

在中央王朝与北方游牧帝国上演的两强对抗历史之外,来自东北的游牧民族常常在前两者陷入混乱或比较弱势之际占据华北甚至染指中原。东北地区因为地理环境的多样性(森林、草原、平原与海岸地区),其民族的构成也不同于单一的蒙古草原游牧民族。东北混合游牧民族包括了草原游牧民族、平原上的汉人农民,森林地区的畜牧与农耕部落,海岸地区的猎人与渔民。由于这种混合性,东北地区逐渐发展出一种“两元制”的治理模式,对游(畜)牧和狩猎部落采取传统的草原自治方式,对汉人则采用汉人官僚的统治方式。这样的混合统治模式不具备草原帝国强烈的外向扩张性,又能有效地管理汉人和城市。

最早采用这种组织体系的是五胡十六国时期东北地区的鲜卑慕容氏和拓跋氏,他们先后建立起统治大半个中原的割据国家——前燕和北魏,这两个“二元制”国家对南方的东晋并无多少胜绩可言。二元制的组织治理模式也在逐渐完善的过程中。到了北宋时期,二元制的契丹辽国已经与北宋分庭抗礼,而女真金朝则先后灭掉辽和北宋,同时控制了中原和草原地区。金女真的后裔——明末时期的女真才把这一治理模式发展成熟,最终建立起一个由少数族裔持久统治中国的强盛清王朝。采用二元制模式的东北民族在统治中原时,同样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但他们自身拥有强大的游牧军队,而且比中原汉朝更了解游牧民族。在东北民族持续的强力打击下,多数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未能建立起强大的帝国,除了女真金面对的蒙古。

简而言之,中央汉族王朝、北方游牧帝国以及东北游牧民族存在一种周期性的三边互动关系,在中央王朝强大时,往往伴随一个强大北方游牧民族帝国,这个帝国从未打算占领中原,他通过敲诈勒索来获取经济收益,因此需要一个稳定的中央王朝,这时处于东北的混合游牧民族被游牧帝国控制。当中原陷入混乱或分裂时,或早或晚草原帝国的部落联盟基础而趋于瓦解,这给了东北民族以可乘之机,他们占领并通过半汉化二元制的组织模式统治中原。

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三方互动周期一共循环了三次。第一次秦汉与匈奴对峙,而后五胡乱华持续了三百多年,来自东北的鲜卑族在中原建立起二元制国家;第二次是隋唐与突厥第一第二帝国、回纥帝国,之后是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契丹趁势崛起并控制了蒙古草原与华北北部(燕云十六州),而后起的女真金更近一步,灭亡了北宋。北方游牧民族蒙古人打破了这个周期规律,他们建立起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统一中国的元王朝,然而元朝的统治能力(没有充分运用二元制)相当糟糕,不到一百年就撤回蒙古了。第三次周期是明朝与东蒙古和卫拉特人,明末女真人东山再起,这一次东北民族不仅是占据中原,他们有效地统治了全中国。与三大周期内东北民族二元制王朝统治能力日趋成熟相对应,每个周期里的混乱阶段越来越短,五胡十六国动荡三个多世纪,第二次五代十国有五十多年,到了明末清初的混乱就只有十几年。

图中的瓦刺是卫拉特人,鞑靼是东蒙古

前面还提到中国西部及远至西域的地区也存在游牧民族文明,但和亚洲中北部辽阔的草原相比,西部适宜生存的环境只是沙漠中的小片绿洲(或者海拔较高的高原),有限的资源较难支撑起一个庞大的帝国,而且西部相对东北地区(辽西和华北接壤)距离中原更远,路途也更艰难,因此西部地区各部落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相对不重要,但他们也曾参与中原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周期性互动中。五胡十六国时期,西北的游牧部落先后建立起数个短命王朝(前秦,凉,北凉、南凉、西凉等);曾助唐朝镇压叛乱的回纥帝国就是在与吐蕃人争夺西域等地时覆灭的;党项人的西夏对北宋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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