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就像俄罗斯人一样地忧伤,但是上帝也永远注视着俄罗斯。——普希金读果戈理《死魂灵》有感
俄罗斯人从来不是为自己而生活的,俄罗斯人是为了思想、为了一个伟大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一百多年以来,俄罗斯人从来不是为俄罗斯,而是为欧洲和全世界存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引言

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大公和拜占庭联姻,接受了基督教(东正教)。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所谓第二罗马崩溃之后,到了1492年,佐西马教父致信伊凡三世:“俄罗斯从此成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1510年,斐罗教父致信瓦西里三世:“上帝的意志明显地指向了俄罗斯,俄罗斯已经代表了人类和基督教的黄金时代,成为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在精神和物质上的继承人,俄罗斯就是第三罗马。”所谓沙皇,就是古罗马的凯撒和蒙古的成吉思汗两个称号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新兴帝国皇帝的称谓。从此以后,俄国从上到下,王公贵族,僧侣,一直到普通老百姓,都有一种深深的意识——俄罗斯是人类的希望,如同被上帝派到人间“救世”的弥赛亚,这种由“东正教伦理”、“第三罗马”和蒙古帝国“继承者”的历史渊源和“救世”情结耦合而成的精神成为俄罗斯精神的模板,别尔嘉耶夫将其称为“弥赛亚救世主义”。

十二月革命党人被镇压之后,到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是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亚历山大二世宣布废除农奴制前后,一些贵族和知识分子发现,俄国的农民,俄国的底层民众尽管遭受沙皇专制的压迫和剥削,但是他们推翻沙皇并不感冒,决定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唤醒民众,第一次在俄国历史上,把殉道主义、理想主义和鲜血结为一体。 1881年3月,他们刺杀了亚历山大二世,然后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致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即王位继承人),在俄罗斯各地散发了一万三千份,要求必须重新由俄罗斯人民来决定国家制度和社会生活。亚历山大三世怒不可遏,把这几个谋刺者判处绞刑,其中包括一名贵族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他的弟弟、当时只有11岁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从此在心中种下了反对沙皇统治,争取俄罗斯民族解放的种子,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第一批传播者,他放弃了乌里扬诺夫这个贵族姓氏,改名列宁。

俄国到了20世纪初,经过日俄战争,然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时候,沙俄已经是风雨飘摇,到了1917年3月,当恶劣天气恶化了对城市的食品供应时,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自下而上地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然后是建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布尔什维克是苏维埃中首先不满与克伦斯基政府合作的,不断地针对产业工人和军队进行批判宣传,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在苏维埃选举中获得多数,具备最强的动员能力。1917年11月(俄历十月),布尔什维克通过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发动军事政变,克伦斯基政府下台,是为十月革命。

俄罗斯的旧的帝国崩溃了,旧的拯救精神也失败了,俄罗斯从此诞生了一种新的、据说是真正神圣的、真正伟大的,不仅拯救俄罗斯,而且还能拯救全世界的新的救世主义。对于俄罗斯,这不仅是一个现实选择,更是一个历史追寻,是俄罗斯一千年来求索神圣的大梦,是这个民族基因中的弥赛亚救世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变奏曲。

一、苏联的荣光

如果拿破仑和希特勒没有先后入侵俄罗斯,如果西方主要国家,尤其是法国和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那么自私,俄国可能还会爆发十月革命,但是暴烈的程度,或者走向斯大林主义的可能性会大大减少。俄国的道路就像所有其他民族一样,不仅仅是本民族的历史地理或者主观的努力所能够完全解释的,是和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看到,俄国历史上的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等等,这些君主不断扩张,十月革命后,到了1922年苏联成立,周边十几个国家加入进来,又是一次扩张。这么大一个国家,横跨欧亚十几个时区,没有崇山峻岭,没有沙漠,它的历史充满了入侵和扩张,充满了战争,任何一个人、一个民族在苦难当中,它会产生非同寻常的拯救意识,就像犹太民族一样。外部原因就是,东正教的传入,拜占庭帝国的陷落,马克思主义的进入,等等。

我们看到,苏联在其69年的历史中,打破了西方三个世纪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在六分之一的世界陆地上创造了一种崭新的体制,代表人类解放的长明之火,声称将把全世界的无产者带到光明的坦途。它用30年时间完成了西方两百年才达到的工业化,它的养老、住房、芭蕾舞、电影、奥运奖牌使整个西方黯然失色,它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实现了第一次载人航天,它的国防力量和核武库让西方寝食难安,它孕育了柯尔莫戈洛夫、朗道、萨哈罗夫、辛钦、卡皮察、康托洛维奇、谢苗诺夫、吉米多维奇等一大批科学巨匠。列宁一百周年诞辰时,它的五大航母群同时在世界大洋巡曳。当夜幕降临波罗的海的加里宁格勒时,白令海西岸的堪察加半岛才刚刚迎来东方第一道曙光。

我们只举苏联在西伯利亚建设上的成就来说明苏联的辉煌。从三十年代初开始,苏联开始实施东进政策。近1500个大型工业企业和一千万居民迁徙到乌拉尔山脉以东的林海雪原。秋明成为全苏最大石油天然气中心,苏联石油产量40年后首次超过美国而跃居世界首位;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成为苏联最重要的钢铁基地;伊尔库茨克成为苏联有色金属、木材加工和化工合成原料的重要生产地。与此同时,苏联每年分配几万名大学毕业生到东部,又把大批东部干部、专家抽调到西部或送往国外培训。1944年组建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研究所,1957年组建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修建科学城新西伯利亚等措施,也为提高西伯利亚地区整体科学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5年,苏联工农业总产值一度上升到美国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成为世界上唯一可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苏联在向东西方交替、退却和扩张的历史宿命中,将马列主义加入弥赛亚救世主义的浓汤,提炼出一种新的救世意识形态,并以工业化、热核力量和太空技术的煊赫成就令整个西方颤栗。

然而,苏联在登峰造极的时候却戏剧般地坍塌了。

二、苏联被抛弃

乔治·凯南指出,如果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到破坏,苏联可能从一个最强的国家,一夜间变成一个最弱小和可怜的国家。

弗朗西斯·福山指出,苏联体制的合法性(用一个很中式的词来说就是“道统”)在苏联人民心中的丧失,造成了苏联的解体,它是日益强大的技术官僚反抗现行体制的结果,实际上,这一体制致命的弱点,在于其缺乏自我更新的机制。

麦克·哈特指出,经济萧条虽然引起人民不满,但真正使苏联制度走向衰败的是意识形态上的衰颓。

我们看到,苏联领导人始终没有建立起与其伟大目标相称的国家制度,没有建立起高于西方的民主政治和物质成就,没有建立起符合人类整体利益和全球化进程的真正进步的现代文明。从1929年“新经济政策”停止、斯大林“全盘集体化”后,他们对这场革命便开始失望,认为它既失掉了俄罗斯的民族性,又失去了人类性和世界性。二战的胜利一度将俄罗斯人民的自信推向巅峰,但是,从斯大林晚年开始,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执政期间,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后的“病夫治国”时期,人民对苏联革命的实际发展越来越持怀疑态度。

“灰衣主教”苏斯洛夫的死标志着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管理者的空缺。列宁-斯大林-苏斯洛夫,这是一条清晰的意识形态传承的脉络,而苏斯洛夫死后没有给自己留下接班人,或者说,当时苏联高层——一个经过“逆淘汰”产生的领导层——也找不到像苏斯洛夫这样兼具卓越文才和强硬手腕的人了。从某种程度上,苏斯洛夫的死比柯西金甚至勃列日涅夫的死对苏联打击更大,这一缺位将导致在苏联的最后九年意识形态日趋混乱的局面。更严重的是,由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间并不是靠严格的法律约束的,而是靠意识形态约束的,当意识形态的混乱与各加盟共和国内部分离主义思潮合流,就会导致这些加盟共和国纷纷抛弃苏联。

列宁痛斥过的沙皇专制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在革命后七十多年中并未被清除。从斯大林这位格鲁吉亚人开始,苏联领导人企图用一种虚假的“联邦制”代替沙俄帝国,用消灭民族特色和民族差异的方式解决民族问题,用虚无缥缈的“全民党”、“发达社会主义”的名义粉饰太平,承诺的各民族的平等与繁荣成为泡影。集体化期间,先天热爱骑马的高加索人不愿被剥夺养马的权利——任何马都是集体财产,个人不得拥有——大批反抗者遭肉体灭绝。大清洗期间,高加索最严重的“问题民族”车臣人,再次受到“特殊照顾”。纳粹德国入侵时,未被苏联征用的车臣年轻人几乎全数加入侵略者。为报复车臣人的叛徒行为,斯大林将全体车臣人和他们的邻居印古什人“迁移”到中亚和西伯利亚。这个生性叛逆民族在东迁之路上,一些新的生命降生并顽强地存活,他们当中几个最著名的名字是:杜达耶夫、巴萨耶夫、马斯哈托夫。历史的债经他们的手,最终由别斯兰的俄罗斯儿童、莫斯科大剧院的观众,普通俄罗斯人的无辜鲜血来偿还。

至于戈尔巴乔夫从彻底反思大清洗的过错入手,推动政治体制的转轨,固然有其进步的一面;然而,政治改革的操之过急加剧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俄罗斯民族固有的弥赛亚救世主义情结使苏共向心力大大降低——仅1990年7月到1991年7月一年间,22%的苏共党员退党。1990年3月,戈氏当选为苏联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总统。

三、苏联体制的僵化

苏联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停滞和匮乏,最终陷于破产。曾经是欧洲粮仓的俄国竟然在革命几十年后需要每年从西方进口马铃薯、小麦、大豆和黄油。苏联领导人可以凭恃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联合国敲着皮鞋与西方叫板,可以凭恃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向全世界炫耀;可以凭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霸权向社会主义各国和第三世界挥舞指挥棒;还可以凭恃其“有限主权论”出兵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苏联人民却必须常年为生活必需品排队企候,占世界陆地面积六分之一的苏联国土竟然难以养活仅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三的苏联人民!

1928第一个一五计划后到1955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GDP年增长率从4.4%提高到6.3%,在此之后20年中,也以1.5倍于美国的速度增长。但从1975年到85年10年间,苏联经济增速放缓,美国中央情报局计算,年增长率只在2.0%-2.3%之间。而同期苏联军费和警察开支增加8%以上,加上隐性通货膨胀,苏联经济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已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

苏联的军费开支至今仍是一个谜,因为苏联官方公布的军费数据和维持一支世界上最庞大的武装力量是不相称的,西方估计苏联军费开支可能占总预算的1/3。军备竞赛消耗了苏联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造成苏联生产结构的畸形,民用部门资金和技术不足,农业生产率低下,经济改革停滞。苏联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无法满足。当美国执行战略收缩时,苏联不是借冷战缓和的良机厉行改革,反而加大了在军工方面的投入,体制越来越不协调的同时也越来越脆弱;这样,当美国积蓄实力重新投入冷战之后,苏联经济终于不堪重负。

勃氏之所谓“缓和”只是苏联由于各方面建设表面上呈现出歌舞升平的局面而产生的认为自己同美国势均力敌的误判,加之美国陷于越战泥潭,国内反战呼声高涨,布雷顿森林体系受到挑战而采取“战略收缩”,使得表面上呈现出一种美苏“均势”的局面。其实,此时苏联内部的改革(柯西金改革)渐渐陷入停滞,体制日益僵化,埋下了日后解体的伏笔。

事实上,苏联企图利用计划经济建造起一个分工水平相当高的投入产出网络,网络越发达,协调失灵的风险越大,直至将苏联经济拖垮。苏联的配给制度在维持账面上的收入平衡时,通过暗中交易中饱私囊,抑制社会生产率和有利分工:择业不自由使管理者限制本部门就业人数,使得本部门收入不合理上升(社会分工不合理);价格体制不健全(政府垄断过多),供求失衡;如果既想控制价格,又想控制各个部门的人数(统购统销),那么以上两种局面就会同时出现。人总是自利的,他们选择使得价格体制稳定的方案,却又限制该部门人数,使得产品供不应求,然后利用物物交换,间接抬高商品价格。

实际上,说苏联是“老人治国”并不准确,因为勃列日涅夫(1906年生)只比里根(1911年生)大了五岁,安德罗波夫(1915年生)和契尔年科(1914年生)比里根还要年轻一些,更为准确一些的说法是“病夫治国”——或许与其不良的生活习惯和长期顶着沉重的工作压力有关,上述三位苏联领导人在晚年都百病缠身。但是“病夫治国”这个说法也有失偏颇,因为当时相当一部分苏联领导人并非像勃氏、安氏和契氏这样久病而终,而是并没有太严重的慢性疾病,由于突发心梗或脑溢血这样的情形离世,其健康状况并没有很妨碍其工作。苏联高层面临的大问题不是他们的健康,而是整个行政体制如同一潭死水,日益僵化

四、为了铭记的纪念

因为苏联是一个工业基础落后的国家,急于求成的冲动,使它违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错误地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制度所公开宣称的最根本优势和特征之一的民生、福利,被迫作出牺牲。这个时刻面临外来侵覆和颠仆的国家,长期保持了战时的专政体制,在一种内外高压的环境下,进行动员和整合。

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遭受的痛苦形成苏联脚下的火山,1939年,苏联在押犯人达到900万,除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为老布尔什维克鸣冤外,苏联官方没有为那些暴行向人民道歉并作出解释和赔偿。大清洗后,斯大林亲自操刀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为影响数十个国家几代人的历史教材。苏俄人民直到1956年(斯大林本人死后三年)才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逐渐知道斯大林对党内老布尔什维克镇压的局部真相;直到七十年代末,才从索尔仁尼琴那里窥见了遍布俄罗斯大地的“古拉格群岛”;直到八十年代末,才从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中知道更多更恐怖的历史。实际上,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只是以苏联人特有的行政效率完成“去斯大林化”,如当年苏联的一切成就都离不开斯大林一样,一夜之间苏联的一切成就都与斯大林无关了。曾经,斯大林这个名字意味着“真理”,一夜之间,斯大林这个名字又被约等于撒旦。

直到1987年,在大清洗中失去祖父和外祖父的戈尔巴乔夫,以“不应当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开启大清洗的重新调查。正如苏联《消息报》指出:“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将罄竹难书。

1998年,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葬礼在圣彼得堡隆重举行。叶利钦亲自出席,指出:“安葬牺牲者遗骸,是人类正义的审判,是民族和解的象征,是为共同参与的暴行赎罪。仇恨和暴政曾使俄罗斯血流成河。只有依靠忏悔、宽容和融合,才能终结这一谬误。必须把历史真相告诉后代,推动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的世界。

2007年,普京在纪念大清洗受害者时指出:“我们所有的人都应当记取这一历史悲剧,但不是悲剧本身。之所以需要纪念,是因为我们应该清楚,为了国家发展和进步,选择更有效的道路需要政治上的争论,需要大辩论,需要交换意见和斗争,但所有这些都应该是建设性的,而不是具有破坏性的。(受害者)是有着自己观点的民众,并没有害怕说出自己的观点,他们是我们民族最优秀的人物。

俄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些知识分子,都在说着一点——俄国是一个有罪的国家,但是俄国是个有罪的神圣的国家;他们始终向往着天堂,向往着上帝,体现着一种强烈的“彼岸性”。他们总有人,把这个愿望告诉给俄国人,不仅是一个人,不仅是这些知识分子,连列宁、斯大林这些政治家都是这种想法。因此,俄国人对十月革命有一个无形的要求:人与人相亲相爱,兄弟般的关系;高质量的人权水平;贵族的美德,一个是战争时身先士卒,像纪录片《伟大的卫国战争》等等这样一些作品所反映的,第二个把荣誉看得高于一切——像普希金那样死于决斗,所谓“为荣誉而死”。

五、戈尔巴乔夫的抉择

据说斯大林曾经给继任者留下两个匣子:一个匣子上写着“在情况紧急时打开”,里面写着“批判我”。另一个上面写着“在情况更紧急时打开”,里面写着“像我那样做”。戈尔巴乔夫批判了斯大林,却没有像他那样做。

在80年代初沉闷的苏联政坛上,1931年出生的戈尔巴乔夫渐渐成为一颗耀眼的新星,在那些病弱的领导人无法履职时,戈尔巴乔夫加速了他攫取权力的步伐,到契尔年科不省人事时,戈尔巴乔夫已成为苏共党内的第二把手,并在1985年3月继任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这一年,他只有54岁,没有人想到,他将成为这个国家最后一任最高领导人。

1986年,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概念,即“现实主义地估计形势,全面冷静地估计业已形成的局势及其变化,尤其是避免核战争”“全人类的生存、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各国和平共处,无权干涉他国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安全的基础是承认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的利益,承认各国在国际交往中平等;安全只能是平等的、相互的和全面的国际安全”“不把对抗而把对话视为目标”。这一年也被联合国定为“世界和平年”。戈尔巴乔夫还提出了“欧洲同屋”,调整对东欧各国的关系,并拉拢西欧各国;戈尔巴乔夫也注意改善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自1986年到1988年逐步从阿富汗撤军。苏联驻美大使多波雷宁指“阿富汗战争在我国人民心中造成了深深的创伤,动摇了苏联的基础”。从1985年11月至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先后五次会晤,并实现互访,在裁减导弹和核裁军上达成一致。

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哈特指出:“戈尔巴乔夫尽管从未打算摧毁苏联,但他的政治和力量导致了这一结果,并从而改变了世界格局”。实际上苏联的高层自己首先感觉到了危机:外长謝瓦尔德纳泽告诉戈尔巴乔夫,生活不能再这样下去;雅科夫列夫,苏共宣传部部长,他说报纸上、新闻上、会议上充满了谎言;雷日科夫,当时苏联的总理,在回忆录里写:“我们互相颁发奖章,我们互相来吹捧,但是我们心里都充满了防范。”大家因此可以想见,麦德韦杰夫为什么讲苏联解体时“竟无一人是男儿”;那就是,当人民发现他们的弥赛亚救世的这种情结和这个国家是背离的,那么他们不可能抛弃内心的道德诉求和救赎精神,他们只能把这个外在的国家给抛弃掉。

戈尔巴乔夫在任时业已指出:“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必须谴责和推倒极权主义。”他完全可以动用武力镇压国内和东欧的自由、民主、独立力量,就像斯大林曾在古拉格、赫鲁晓夫曾在布达佩斯、勃列日涅夫曾在布拉格做过的一样。但是,一个掌握着可能毁灭地球的世界第一大核武库和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和警察力量的领导人,面临如此剧烈的演变和分裂,没有下令发出一颗子弹。我们应该庆幸,不是希特勒、东条英机,也不是本·拉登和其他动辄“不惜发动核大战”的独夫民贼和战争狂人,而是苏联统治集团紧随美国之后,掌握了能毁灭世界的巨大核力量,苏联的核按钮从来没有被邪恶的指头玷污。我们也应该庆幸,苏联这个庞然大物解体时,执掌大权的俄国领袖是戈尔巴乔夫那样信奉“勿使俄国人民流血、也勿使世界人民流血”的人。

六、冷战的遗产

俄罗斯官方在苏联解体20年后的报告中指出:决定苏联改革的国际语境,是苏联在国际舞台上起的作用,八十年代世界对抗的强度。苏联作为对抗的两极之一,背负着力不胜任的全球义务的重任,花费巨大财力进行军备,援助盟国,卷入代价高昂的流血冲突。苏联、戈尔巴乔夫并不是圣人,利他主义者和天真的世界主义者。解体给世界带来巨大变化和利益,苏联自身却付出了分裂解体的代价。

冷战结束了,二十世纪本来的逻辑被克服了。既然有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论按照西方还是东方,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的逻辑,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美苏冷战的实质,就是把人类简化成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阵营,它们的命运仅仅取决于战胜对方。

因此,冷战结束之时是全球化时代的真正来临之时,那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时代的变革、金融革新、技术和人才流动、打破物资贸易壁垒、旅游观光之风盛行,都只有在冷战结束之后才可能出现。就德国这个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而言,其统一本来没有任何日程表,而且没有谁敢保证那是一次不流血不导致战争的和平统一,然而最后德国的统一以一种令人可以说“惊喜”的平滑的方式统一了,我们看到统一之后的德国直到今天都在欧洲乃至世界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更重要的是,由于德国的和平统一,欧洲联合和统一的步伐历史性加快,两千年来,威斯特伐里亚条约、凡尔赛条约、雅尔塔协定以来建立的各种体系、均势,从亚历山大、凯撒、查理大帝、查理五世、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等征服者企图使用武力统一欧洲以来,欧洲第一次以非暴力、不流血、理性、人道和普通合作的思维走向联合与统一。不仅对于欧洲,甚至对于世界,这都是划时代的新型文明。共同价值、人权、所有人的自由、民主、幸福、尊严,进而成为全欧洲乃至全人类共同理想和利益。

对于中国,苏联解体最重要的是进一步让中国意识到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苏联解体后不到一个月,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提出“好猫论”“摸着石头过河”“不分姓社姓资”和“发展是硬道理”。到了当年10月我们就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逡巡三年的中国改革开放重新走向快车道。直至今日,中国依然在南方谈话的轨道上行进。正是由于苏联解体和苏共下台,才加速了邓小平顺势提出如上主张的步伐。从此以后,中国才算在世界范围内摆脱历史的包袱,才从冷战阴影下走出来,从此中国才以前所未有的决心、规模和能量融入世界,加入WTO,申办奥运会,把“小康”“和谐”这些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悠久历史中形成的优秀传统创造性地发展,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戈尔巴乔夫指出:“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与同消除与美国的核对抗和冷战同样重要。必须停止两个伟大国家已拖延了20多年、已陷于绝境的对立,两国都具有非常丰富而独特的文化,都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俄中两国平等的建设性合作将有利于保持亚太地区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戈氏向中国领导人、首先是邓小平表示应有的敬意、两国实现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目标,他希望,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将促进达到伟大的和生命攸关的人道主义目的,不应错过这个新的历史机遇。

一句话,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冷战的终结,铁幕的消失,德国的统一,欧洲一体化的加快,全球贸易、资金、技术、人员、货物的畅通无阻,中国不可能吸纳前所未有的历史红利,中国是这一过程最大的国家,戈尔巴乔夫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七、俄罗斯的苦难与辉煌

苏联,或者说俄罗斯历史的苦难和辉煌在于,将弥赛亚救世主义镌入骨髓的苏联人民,一旦发现他们曾经的谬误,他们的震惊、幻灭和愤怒,就是难以阻挡的力量。这样的谬误,与两手始终干净、内心仍然高尚的俄国人民之间,可能共存于历史,却绝对不能持续到永远。为了中止曾发生如是错误的轨道,他们不惜抛弃这个轨道本身。

那些西方吹嘘的使得苏联解体的套路,纵然加速了这一变化的进程,起到的作用却远没有我们向来想象的那么大;我们要说,只有苏联人民自己,才具有让苏联解体的能量。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要说,冷战结束的主动方是苏联,而不是美国,因此,苏联哪怕有一千个理由受到谴责,但是仅仅主动结束冷战,就使苏联在世界历史上永远居于不朽的地位。

戈尔巴乔夫本人至今不承认,不赞成苏联的解体。苏联解体当然有极为复杂的历史、地缘、民族、政治、经济、军事和国际关系原因,苏联由一个超级大国降为一个经济上的三流国家,人民为此经受了考验,但是俄国从此真正领略到它的命运和使命。俄国一千多年来第一次把弥赛亚救世主义精神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结合起来。

罗伯特·丹尼尔斯指出:“苏联的试验历史是一部背叛伟大理想和伟大理想蜕化变质的历史。这种遭遇是辛酸的,因为两种缺陷一开始就存在:一个是物质缺陷,一个是精神缺陷。”

1973年,索尔仁尼琴发表致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当我们看到妇女们铺公路、铁路时背着沉重的担子,我们的心怎么不为这种羞耻和怜悯而骤然紧张呢?如果我们还认为自己是俄罗斯的儿女,先为我们的国家做些什么吧!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正处于精神破产的状态之中!”到1994年,索尔仁尼琴返回阔别二十年的祖国,横穿整个俄罗斯,每到一站都亲吻俄罗斯土地,他说的是:“只有从帝国的偏见和专制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俄罗斯灵魂才能复活。俄罗斯曾一再陷入可怕状况,在我们精神王国里指引我们的那颗星,仍然闪耀着真正的光辉。”

我们说,俄罗斯的苦难辉煌,其源泉在于太迷恋于自身独特命运与使命的神话,太受制于地缘政治的桎梏,太沉溺于引领和拯救人类的乌托邦。在付出了极为高昂的代价、拥有世界上最大一片土地后,苏联人并没有、也不可能在自己辽阔广大的土地上建立起不是使人畏惧、而是令人钦佩的人间天堂,没有在壮烈的奋斗后实现人类自由繁荣的崇高理想。

苏联已经解体25年了,25年来,俄罗斯和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共同咽下理想幻灭、偶像涂炭的苦果;共同承受分崩离析、民生凋弊的可悲现实;也共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重新沉思自己的命运和使命,重新为个人的生存和国家的尊严投入艰辛漫长的奋斗。25年来,我们看到俄罗斯和各加盟共和国擦干眼泪,整装前行,同样创造出辉煌的发展成就。

俄罗斯是一个如此看重宗教、道德、精神的民族,经济发展可能不是衡量和评价他们的主要指标。例如,实际上2014年之后俄罗斯的经济并不乐观,但是普京还是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一个是说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这是俄罗斯自苏联解体后领土面积首次增加,这个是俄罗斯民众很看重的,第二个是普京他的形象,他对俄罗斯精神的回归——而且他确实推动了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是受到俄罗斯人的欢迎的,当然也有一点就是现在的俄罗斯,可能也找不到一个比普京更好的担任总统的人选。

俄罗斯是一个特殊的民族,苏联解体是其特殊性又一个显例。今日之俄罗斯,连同它的光荣与梦想,悲剧与困厄,都栩栩如生,如泣如诉,这个民族与太阳底下的所有民族一样,有自己的长明的火把,有自己的沉积的阴霾。这个拥有双头鹰的雅努斯神,完全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再次让世界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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