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纽约的金融区,美国的金融中心。西起百老汇大街,东至东江(East River)畔的南街(South Street),横跨七个街区,两侧金融机构财团公司林立,街上流出的每一条消息都能牵动世界的神经。被视为《绿野仙踪》中多萝茜原型的民权活动家玛丽·里斯(Mary E Lease)曾在一场演讲中这样说道:“华尔街主宰着美国。政府不再是人民的政府,不再是主权在民的政府,不再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而是华尔街的政府,华尔街支撑起的政府,为华尔街服务的政府。普通民众就是奴隶,而金融寡头就是奴隶主,我们的法律是由道貌岸然的无赖和衣衫褴褛的老实人组成的社会系统的产物。”这段发表于十九世纪末的讲稿仍然适用于今天,华尔街在数次声讨和时代风云中仍旧岿然不动,比哈德逊河口青铜女神像更加坚定地高举权力和金钱的火炬,照亮有钱而任性的世界。

在华尔街摆脱一个地名成为金融的代名词之前,它只是“墙街”的音译,在成为一条街之前它是一道墙。而从这道墙筑起的那天起,这里便于金融息息相关。

飞翔的荷兰人

1566年,信奉新教的荷兰人起身反抗统治着他们的西班牙天主教徒。这些风车之国的民众在西班牙统治者的眼中和与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没什么两样。荷兰,尼德兰,低地之国,到处是沼泽,地小风疾,资源匮乏,仅仅是西班牙领地中偏远的角落罢了。而彼时的西班牙正值大航海时代的全盛时期,国家富裕,权盖欧洲。然而时殊事异,不到二十年的时间,荷兰摆脱了西班牙统治并取代了西班牙、葡萄牙成为了海上霸主,它依赖的不是绝世英雄、海上神风或是其他历史的偶然性,而是信贷,一种现代化的金融手段。

受人口局限,荷兰在陆路战争中并不占优势,他们通过拆借贷款等方式付钱找雇佣兵对付西班牙人,而自己则专注于造船,向海上发展。彼时欧洲热钱滚滚,新兴的金融系统完全可以在财力上支持起荷兰的建国大业,而荷兰则凭借着高效率、低风险、真诚信赢得了这一系统的信任,荷兰的司法独立更是为因债务发生的纠纷提供了程序性保障,相比于专制的西班牙,资本顺其自然地流向了这片有法可依、私权至上的低地。

十六世纪的荷兰是一个商人的国度,在荷兰完成建国之前,荷兰庞大的商业帝国便颇具规模,军饷是荷兰商人的贷款,由于军事支出远超过荷兰商人已有的资产和即得利益,他们开始出售公司股份来与债权人分享利益。荷兰商人的摆脱西班牙统治的动机一时支撑起来欧洲的金融系统,买卖荷兰公司的股票成为欧洲各大主要城市的证券交易所里的重要工作。

这种模式下最成功的公司是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VOC),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02年特许成立,通过出售股票获得建造船队的资金,船队前往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带回欧洲需要的商品,股票收益也用于在公司旗下远洋舰队的军事行动,最初只是保护航行安全打击海盗和竞争对手,随着资金的充裕,自卫和商业竞争手段演变成了对他国主权的侵略。

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的最著名的民营企业帝国是印度尼西亚。这里是荷兰在亚洲的第一处殖民地。1600年,早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前,这里便已经建立了工事堡垒。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群岛,群岛的政治形态复杂、数量庞大,为了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荷兰公司开始对那些实行高税率的政权(包括王国、公共、苏丹国和部落)进行军事打击,同时也与其他欧洲的竞争对手正面交火。荷兰公司装配大炮火器、雇佣来自欧洲、日本、印度和印尼当地的士兵为他们卖命,这些钱都来自股东的投资,为了回报股东,荷兰公司在正面战场上与一切有损于他们利益的人拼个你死我活。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是这么做的,只不过它做得更大、做得更强。

亚洲并不是荷兰人活跃的唯一场所,在荷兰对亚洲展开攻势之前,早在十六世纪九十年代荷兰人便在在加勒比海地区和南美部分地区建筑工事。荷兰政府特许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的任务除了在亚洲展开活动外,还有一项就是占领北美尚无他国宣示权力的地方。随着荷兰东印度公司这一使命的开展,距离华尔街出现的时间愈发地近了。

新阿姆斯特丹

160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雇佣英国探险家亨利·哈德逊(Henry Hudson)到北美地区找寻那些可作为公司殖民地的地方。哈德逊沿长岛北部的河流逆流而上,并命名了这条河流。五年后,阿德利安·布洛克(Adriaen Block)率众首次深入长岛。

1615年,荷兰在长岛建立了第一处拿骚堡(Fort Nassau),除了作为荷兰人的驻地,另负责与当地人进行皮草交易的结算工作,1621年被奥良治堡所取代,两座堡垒都用于纪念荷兰的奥良治-拿骚家族(Huis van Oranje-Nassau)。同年,接替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加勒比海及北美地区业务的荷兰西印度公司(Geoctroyeerde Westindische Compagnie,依其英文名称简称GWIC)成立。1623年,荷兰在北美占领的土地被命名为新尼德兰(Nieuw-Nederland)。次年这片土地迎来了它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移民。移民的构成十分复杂,包括了瓦隆人、属于荷兰公司的非洲黑奴、少数德国人、斯堪地纳维亚半岛的北欧人和英国人,共计约三百人,其中有三十个瓦隆人家庭。这群瓦隆人(Walloons)不单单有那些自十五世纪便居于尼德兰地区的拉丁语系人口的后裔,还包括了一些法国胡格诺派教徒。这些说法语的人与黑奴一样为荷兰西印度公司工作,工作内容就是建设殖民地。

注有路名的新阿姆斯特丹地图。东西向纵贯岛屿的即为华尔街雏形,南北向宽广的大路为百老汇大街(Broadway Street)的雏形

1626年,荷兰西印度公司才从勒纳皮部落(Lenape)买下来哈德逊河下游的长岛部分,今天曼哈顿地区,并将这里命名为新阿姆斯特丹。荷兰西印度公司在边界处修筑了一堵墙。墙体为土木结构,高不足四米,墙基为土,上有粗木桩,顶部削尖,像是一排没注芯的铅笔。在哈佛法学院毕业生、社会运动家威廉·詹姆斯·西迪斯(William James Sidis)在《部落与合众国》(The Tribes and the States)一文中,认为荷兰人筑墙并非是因为土著部落的无端骚扰,而是违约在先:荷兰人跨过双方划定的和平边界发动夜袭,大肆屠杀印第安人,激怒印第安人后便筑此高墙,以便防御。

纽约公共图书馆收藏的反应荷兰墙的图片

墙后的这条街被荷兰人称为称作瓦隆街(de Waalstraat),荷兰语中瓦隆人(waal)与墙(wal)区别不大,但有注明路名的地图显示这条街的确叫做瓦隆街。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荷兰也有被命名同样的街名。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荷兰埃因霍温(Eindhoven)自治市阿赫特(Acht)的瓦隆街

海就是荷兰人的萧何,成于斯败于斯。1664年,还是约克和奥尔巴尼公爵的詹姆士王子,也就是英国最后一任信封天主教的国王派舰队威胁新阿姆斯特丹,荷兰西印度公司寡不敌众,总督彼得·史岱文森(Peter Stuyvesant )投降议和,新阿姆斯特丹依公爵的封号更名为约克,成了今天的纽约。此后持续两年的英荷战争使荷兰丧失了新尼德兰的全部控制权。

1685年,英国殖民者以墙为基准拓宽了对瓦隆街进行了重新规划,沟通了彼时还沿海的珍珠街(Pearl Street)等南北走向的街道,并成为当地人交易买卖的主要场所。1699年,墙体被拆除。

“墙街”拔地而起

华尔街形成虽早,但直到十八世纪末才成为的金融中心。于此同时,远在欧洲的荷兰陷于与英法的战争中,这一次,荷兰无法复制与摆脱西班牙时依赖金融手段支持战争的模式,国内出现经济危机。由于军事与政治上的失利,荷兰被迫接受波旁王朝的经济福利政策,这对于荷兰的贸易和工业来说是致命的打击,荷兰因此迅速失掉了之前积累的所有财富,经济规律的作用又雪上加霜地导致了荷兰数次经济危机,拔地而起的低地之国从此一蹶不振,从未再现过十六与十七世纪世纪之交时的辉煌。时至今日,人们提起荷兰,想到的不过是风车、郁金香、木鞋、奶牛和红灯区罢了。

墙被拆除后,留给英国殖民者最大的遗产是墙街之名,在成为金融中心之前,这里经历了什么?

根据《纽约市议会纪要》(Minutes of the Common Council of the City of New York)第二卷,纽约市于1711年12月13日通过法案将华尔街划为奴隶交易的场所:

纽约市议会召开会议决定将华尔街划为黑奴和印第安奴隶的指定交易场所,所有需要奴隶的奴隶主都应在此挑选奴隶,未被雇佣的奴隶应留在华尔街区域等待,直到被雇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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