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德”来了,很多国人似乎才从欧巴剧和面膜中惊呼而起,开始审视半岛上的这个千年邻邦。可是我们对韩国(朝鲜)到底了解多少?三八线?端午节?火炕?参鸡汤?花色繁多的泡菜?还是带着浓郁中华风的韩服?

在东亚的整体视角下,朝鲜半岛更像是连接内陆与岛屿间的枢纽,一方面积极承载并传播源于内陆的儒家文化,一方面又保存并演化出独具特色的民族色彩。翻开中原厚重的史册,箕子朝鲜、卫满朝鲜、三韩、百济、新罗、高丽等历史名词始终出现在中原的历史记忆之中。可以说,古人也许比今人更了解这个一衣带水的东郊近邻。那么,半岛与中原在历史上到底有过怎样“剪不断、理还乱”的渊源?我们不妨仅以历史上两国边界的变迁为题,简单梳理下先秦至明初的中朝边界与成因。

清川江——中原与朝鲜最早的边界

公元1392年(明洪武二十五年),高丽权臣李成桂废除幼主,自立为王。为表达对明朝的亲附态度,李成桂以“权知国事”的名义派特使韩尚质带了“和宁”(李成桂出生地)、“朝鲜”两个名字前往南京,请求明太祖朱元璋从其中选择一个作为国号赐予自己。这种向中国皇帝求取国号的行为,在朝鲜半岛的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根据朝鲜史料的记载,明太祖朱元璋认为:“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最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于是赐其国号为朝鲜,此即李氏朝鲜之名的来源。

李氏朝鲜的开创者李成桂

明太祖所谓的“且其来远”、“本其名”,显然不是在说王氏高丽之称,他所指的是远在商周易代之机的箕子朝鲜,并且这种说法在李成桂时代得到朝鲜统治阶级的普遍认同。李氏朝鲜开国功臣权近称:“今天子赐号之恩,殿下复旧之德,实与武王之封箕子,箕子之治朝鲜同一揆也。” 活跃于同一时期的郑道传也曾刻意的将明太祖比作周武王、将李氏朝鲜与箕子朝鲜相提并论:“天子之德,无愧于周武;殿下之德,亦岂有愧于箕子哉!” 那么,曾经被朝鲜君臣津津乐道的箕子,是否真如当下部分韩国学者所宣称的一样只是一个传说、并非真是存在呢?

箕子确有其人么?

《论语•微子》开篇即道:“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说的是纣王时殷商王室三位“仁人”的典故。比干和箕子同为纣王的叔父,微子是纣王的哥哥,三人因见纣王无道,都曾劝谏,其中比干因激怒纣王而被杀,微子退隐朝堂之外,箕子则佯狂装疯以自保,却被纣王贬为奴隶惨遭囚禁。

箕子画像

武王灭商后,特地命召公“释箕子之囚”。以对待师长的礼数对待箕子,并充分尊重他的政治选择,没有强迫他臣服于周的意思,反而向其虚心求教。旧传,作为对周武王礼遇的回报,箕子为其传授了治国安民的“洪范九畴”,至今仍收录于《尚书》之中。但身为殷商王室的箕子毕竟不忍委身为他国之臣,于是婉言谢绝了周武王的封赏,率领部分殷商遗民“走之朝鲜”。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抵达朝鲜半岛后的箕子:“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开启了朝鲜半岛的“教化”序幕。

箕子朝鲜与周朝的关系

“殷末三仁”之一的箕子到底应不应该算作是周的臣民呢?《后汉书•秽传》中称:“武王封箕子于朝鲜”,《书传•周书•洪范》中称:“朝鲜,箕子所封,不应在化外。”可事实真的是这样么?

《尚书》中的《洪范篇》

首先,箕子时代所建立的政权并不叫“朝鲜”,而应该是“辰国” 。《逸周书•王会篇》是研究先秦时代东北亚地区古族参与中原政权“成周之会”的珍贵史料,在其中所列举的诸多部族名称中并未提及朝鲜,可见至少在西周时尚无“朝鲜”之名。“朝鲜”一词最早在东周时才出现在中原的史籍之中,《管子》一书曾两次提到与“朝鲜”和“北发”人之间的贸易,《战国策•燕策》也明确称“燕东有朝鲜、辽东”。因此,由箕子所建之国应该也是在这一时期才更改国号为“朝鲜”的。

其次,依照周朝所确立的分封体系,周天子和诸侯之间有着明确的“责任”和“义务”关系,比如守土看边、随同作战、缴纳贡赋、朝见述职等等,可从目前已知的文献和实物遗存来看,“箕子之国”显然是不在其中的。事实上,对传统观点的质疑并非是今人的专利,南宋朱震在其《汉上易传•上经》中曾明确指出箕子是“不受封,去之朝鲜”,明马明衡也在《尚书疑义》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并认为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应该更接近于箕子的“尊君”思想。

既然仁者箕子“封而不受”更接近于历史实际,则由殷商遗民所建立的“箕子朝鲜”也就很难被纳入周朝的版图之下,它更应该被理解为是有着殷商血统、与中原保持若即若离关系的独立邦国。

箕子朝鲜究竟在哪里?

关于箕子朝鲜究竟在哪里的问题,学界曾有过旷日持久的争论,至今恐也尚未达成一致。大体而言主要有三种观点:辽西说、辽东说和大同江流域说。辽西说认为“箕子朝鲜”在今辽宁、河北与内蒙古三省交汇处;辽东说认为“箕子朝鲜”在鸭绿江与清川江流域之间,“甚至到了鸭绿江以北和辽西之地”;大同江说则认为箕子之国应在北至清川江妙香山一线,东至狼林山脉,西抵黄海之滨的大同江流域,并曾定都于今平壤一带。

事实上,我们能从历史上找到的关于箕子朝鲜的记载并不十分丰富,考古学依据也相对匮乏,学者们的分歧与认同基本上完全来自于对相同文字记载的不同解读。我们面对这些分歧该何去何从呢?其实如果探讨“在哪里”行不通,为什么不换一个角度从探讨“不在哪里”入手呢?

辽西,本是殷人后裔长期聚居之所,西周立国之初曾在这里分封了一些由殷人建立的小国,代表周王室利益的燕国是在公元前664年才在齐桓公的帮助下正式取得辽西之地。公元前300年,燕将秦开“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据胡”。 造阳即今张家口,襄平即今辽阳,则燕国辽东郡的范围应该还不至于可以延伸至鸭绿江流域。于是,鸭绿江流域以南是不是箕子朝鲜呢?

《魏略》记:“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番汗为界,朝鲜遂弱。” 满番汗即清川江,如果清川江确实是箕氏朝鲜的南界,那么被迫与燕以清川江为界的朝鲜应该是“亡国”而非“遂弱”。可是,如果秦开所取的两千余里土地不属于朝鲜,又是谁的呢?《山海经•海内西经》给了我们一个可能的答案:“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于燕,灭之。”

至此,我们大概可以勾勒出一幅动态的迁徙图来:箕子带着不愿臣服于周朝的殷商遗民向北退回自己的故乡辽西,可是发现这里已经由西至东分布着孤竹、令支、屠何等国,再往北则是更加“不尊教化”的俞人、山戎乃至东胡。既然不能安居,大概也就只好继续向东,穿过濊貊人的聚居地,终于在依山傍海的大同江流域找到了事宜耕种的土地和乐于接纳他们的部族。

朝鲜半岛的考古研究发现,以公元前1000年前后为节点半岛的陶器纹样和形状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的栉纹陶器被赤褐色的无纹陶器取代,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半月形石刀开始普及,水稻也在这一时期开始被种植。而武王伐纣,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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