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3-12

引语:

我纹身,抽烟,喝酒,说脏话,但我知道我是好姑娘。

我是地理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历史决定论,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我知道我是好理论。

正文:

唯物史观诞生至今,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一方面,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的这一理论表现出了强大的逻辑与洞察。它固然遭受了很多批评与失败,但迄今也没有理论能够超越和替代它。另一方面,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马克思的这一历史理论有一个伟大的框架,尚有发展余地。作为革命行动家,马克思并无意于一种皓首穷经的学究生活,同时也受限于当时可得的研究材料与知识进展,还不足以清晰地理解社会发展的历程。本文尝试的目标,即是根据新的材料与思考,去完善这一理论的缺憾。

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核心,可以用所谓的“唯物史观公式”来表达。(恩格斯表述,这里不再重复)在这个表述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被分为两个面向来表达,也就是生产力对生产力决定作用的首要性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对反作用并存。马恩都曾经表示,他们的思想并非“经济决定论”,但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在马恩著作中,并没有完全展开。这样,就给后人留下了各种尝试的空间,去解释他们心目中的历史事实。从阿尔都塞不坚决的多元决定论,到福山含混不清的循环决定论,再到长久以来社会形态发展的三阶段与五阶段的争论,等等等等,众说纷纭,无法定论。

作为对前述问题的思考,本文从生产关系(所有权制度)对生产力发展道路的反作用的一个实例,也就是布伦纳对“欧洲资本主义的农业根源”的研究开始,来尝试了解决这一理论上的不确定性。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布伦纳(与他的支持者,艾伦伍德)也被称为所谓的“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他的工作集中探讨了资本主义起源与社会产权制度之间的关系,并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所谓资本原始积累》为起点。在《所谓资本原始积累》这一段落中,马克思集中论述资本主义的英国起源之特征,也就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而成为“自由”劳动者,并且把这一特征作为资本主义起源的核心标志。布伦纳由此展开他的历史考察,并得出结论,只有在英国特殊的阶级关系下,剥削方式才能摆脱超经济强制,达成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从而产生以“经济内“剥削方式为核心要素的资本主义,而英国之外的西欧大陆,以法国为代表,在其前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下,只能维系而不能摆脱超经济强制,也就不能产生出资本主义。由于强调了阶级关系(所有权制度)对于生产力发展道路的决定性作用,因而才有“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学派名称。

这一研究是经典的,自七十年代发布以来,围绕其观点的争议已经渐渐平息,这一研究产生的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核心观念,已经逐渐被接受。但是这提示我们回到老问题:如何把这种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道路的“反作用”,和马恩关于生产力作用首要性的观点更好的融合起来。

(布伦纳的观点,可以在他的各篇论文中找到,尤其是《欧洲前工业时代的农业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以及作为对各种批评意见之回应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农业根源》。也可以参考艾伦伍德的长篇综述《资本主义的起源》,这里不再深入细节。)

其实类似于布伦纳的的观念,中国人也有。比如顾准就曾经在《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中提出,“我们有些侈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人们,忘掉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产不出来”。只是限于研究条件,这一主题并没有被深入下去。

所以,这个资本主义起源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发展理论问题的核心,毕竟只有西欧国家与美国日本,虽不是资本主义的起源地,但是还相对顺利地进入了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力上升轨道,而众多亚非拉落后国家,则在发展生产力的道路上一再遭遇挫折。

纵览各个国家在发展生产力道路上的历史,在马克思与布伦纳的追问之上,再进一层地追问,英国与法国不同的阶级关系背后,又是一种什么力量在起作用呢?那些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道路上的各路失败者们,他们各具特色的阶级关系后面,又是什么样的力量在起作用呢?

迄今为止,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停留在一种对各种社会形态的自身特殊性与环境特殊性的描述之上。而这些特殊性,并不能够归结到一种单一的概念进行测量评估。本文的尝试,就是把这种特殊性进行归结,发现其中的本质属性,由此加深对社会发展道路的认识。

首先来考察迄今最为重要和成功的历史理论,唯物史观,以及其中最重要的生产力概念,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本文开头讲到,马克思的研究,是受限于他的时代与意愿的。马克思主要的研究材料,是他所生活于其中的以英法德三国为代表的日耳曼文明。在空间尺度上,对于欧洲以外的文明,材料是不足的。在时间尺度上,对于远古时代的各种文明,材料也是不足的。进一步说,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还处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在他身后,资本主义还有长足的发展,即使是他所熟悉的日耳曼文明,英法德三国也呈现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些都是马克思的时代所不了解的。同时,达尔文主义已经诞生,但是尚处在发展的初期,对于演化的理解,对于生命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理解,还不够全面和深入。

前述因素,加上日耳曼文明区域又是一个农业生产相对稳定的区域,由此,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对于农业生产问题,没有给予特殊考虑。生产力概念被当成是一个单一属性的整体,并且由“高低”予以测量评估。这个评估的尺度,也主要的是由生产工具来代表的,以至于长久以来,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技术决定论来理解的倾向一直存在。

本系列前面的三篇文章,在更大的空间和时间尺度上考察历史材料,提出以粮食生产的模式,来作为各种社会形态特殊性背后的决定因素。由两个互相不完全独立的属性,也就是粮食生产率和粮食波动性,来测度粮食生产的模式。“民以食为天”,不同的模式,意味着不同的生存风险。相应于不同的风险(按照张五常的佃租理论,直观地反映为土地制度),可以区分出不同的社会形态类别。以R代表相应于高风险的社会形态类别,K代表相应于低风险的社会形态类别,那么各种社会形态类别,就构成一个(类似于生态学概念)的R~K连续统。这样,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形态,可以根据其风险类别(在R~K连续统上的相对位置)分类。加上以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力高低,这些社会形态就会分布在一张类似于元素周期律的两维表上。

由此,在这里着手来修复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一元决定论性质。

根据前文表述,我们把农业生产力的特殊性考虑进来,把生产力概念区分为农业生产力与非农业生产力,其次,农业生产力由两个互相不完全独立的属性来标志,也就是粮食生产率和粮食生产波动性。这样,一个结构化的生产力概念,就代替了原有的单一属性的生产力概念。

在这个新的生产力概念下,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这两个决定性的首要作用,就得到更加清晰具体的体现。生产关系对于(传统概念意义上的)生产力,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这两种表述下的反作用,就可以粗略地归结为农业生产力对于非农业生产力的作用。从而,在简单一致地解释广泛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恢复马克思历史理论作为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本质特征。

下面举例来说明修正后的马克思历史理论,如何看待某些争论已久的相关历史理论问题。

关于社会发展的三阶段和五阶段争论

马克思本人确实并未提出五阶段论,但是马克思所表述的三阶段论,为五阶段论留下模糊空间,因为两者同样是以单一属性来测度生产力的产物。

马克思作为严谨的研究者,对于日耳曼,古典古代,亚细亚这三种“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同是明确的,但是限于当时的研究条件,他并未能理解三者的本质区别何在。进一步的,今天我们知道,即使同为日耳曼生产方式下的英法德三国,在马克思的时代以及他身后直到二战,也走过了大不相同的发展道路。马克思已经在《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篇中已经发现了英国道路的特殊性,但是同样的,也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三国特殊性的本质度量是什么。因此,在马克思对于“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发展历程究竟为何,是心存疑惑的。给俄国革命者维.伊.查苏利奇回信四稿中的反复推敲和犹豫,以及定稿(第四稿)表述中的模棱两可,正体现了马克思作为一个严谨的思考者的这种疑惑。

如前文所述,从修正后的生产力概念出发,对社会形态的考察,可以用一个元素周期律式的两维表来代替简单化的若干阶段论。从而,不同的,相对稳定的粮食生产模式,将不同的文明放置在不同的发展轨道上。并非不同的轨道,都有着光明的未来。甚至,只有风险最低的英格兰式道路,才有产生资本主义未来的可能。

在关于社会形态的R~K连续统分布上,离开K系方向越远,也就意味着更高的农业风险。只有把农业生产中的风险因素降低到相当低的程度,才能“更换轨道”,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这正是各落后国家发展能力的规定性所在,也是理解不发达国家历史进程,以及所谓第三波民主浪潮等历史现象的根本所在。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复信中所感到疑惑,以及后辈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世界体系问题的争论,也由此得到澄清。

感谢桂sir,“理论化表述”的提醒,产生了本野狐系列的第三篇,也感谢菌舞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引导了本文的探讨。更感谢球童们的批评,激发了我去更严谨地去思考。

活着挺好的,所以本文点到为止,把更多思考留待以后。

最后,本文献给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纪念这位严谨的思考者。献给顾准,他的思考引领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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