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2年12月26日,一位名叫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英国女子在目睹了路易十六被押往法庭之后,感慨万分地将自己的思绪写进了信中,在她的笔下,被革命热情炙烤的巴黎,突然变成了寂静的坟墓:

大约上午九点钟,国王经过我的窗前,安静地行进在空荡荡的街上(偶尔的鼓声也更反衬出了可怕的寂静),他的马车周围全是国民卫队。居民簇拥在窗前,窗扉却紧紧关闭,我没有听见任何声响,连咒骂之声都没有。当我刚刚抵达法国时,我折服于人民的伟大,对那些与我有着共同理念的行为充满敬意。我无法向你解释,但当我看见路易坐在马车里,走向死亡,身上却带着超乎我意料的尊贵之气,心有所触的我却止不住地流下眼泪……

这位被称为“穿着裙子的土狼”的奇女子,女权主义的先锋的玛丽女士,当时只想找一只猫来养,因为她急切的要“见个活物”,好驱赶走“死亡的各种鬼影”。

但即使目睹了令她心智紊乱的那一番情景,玛丽还是很快融入到了活跃在巴黎的“英国人俱乐部“之中,感受起了革命的兴奋与激昂。在巴黎的怀特酒店里,这些满怀革命热情的异乡人喝着酒,唱着刚刚谱写好的《马赛曲》,激烈地辩论着革命的走向,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各种设想。

而在1793年前,一切又都是那么地美好。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作为与法国一衣带水的邻邦,英国人一直都在关注法国大革命。1789年11月4日,就在巴士底狱被攻占的三个多月后,一名叫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激进自由派教士在教堂做了一次有名的布道,布道内容随后被编成政册出版,名称叫做《论爱我们的国家》(A Discourse of Love of Our Country),在布道中,普莱斯宣称英国的革命并未完美,他的人民还没有完全获得自由,现在,他们要以法国人为榜样,完成“光荣革命”尚未完成的伟业。

普莱斯的布道获得了极大的欢迎,彼时的很多英国民众自然没有忘记自己曾经也是造反派,也曾经为了革命大义敢把国王拉去砍头。法国人的革命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为了消灭君主的暴政,都是为了保证民众的自由。但有个人并不这么看。

埃德蒙•博克(Edmund Burke)在1790年发表了《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对这场革命大为批判,称“在这狂风暴雨的混乱中,只有反常,在胡打胡闹之中,杂糅着累累罪恶”。博克宣称,这场革命将断送法国的道德与文化传统,最后只会带来暴政与专权。英国人不仅不应该去效仿法国革命,反而要像防范瘟疫一样防止它那罪恶的思想在英吉利泛滥。此书一出,各界哗然。人们对博克的印象还停留在那个几年前还在议会为美国独立势力摇旗呐喊的“民权斗士”,对于很多崇尚大革命的人来说,他们万万没想到,博克这个“浓眉大眼的家伙”也背叛了自己曾经的理念。一时间,各类批判接踵而至,英国思想界顿时陷入对革命的大辩论之中。

这幅名为《发现鼠辈》(smelling out a rat)漫画由著名漫画家James Gillray创作。那个烟幕之中的大脑袋是博克。博克拿着象征王权与神权的王冠于十字架,顶着自己的大作《法国革命论》,回头的正是普莱斯,他的著作被散落在椅子边上。墙上的画作画的是英王查理一世被砍头的情景,并附有文字:查理一世之死,又名光荣革命。普莱斯在画中,扮演的是一名企图颠覆政府的无神论者,如果放大图片,就能看清桌上还没有写完的文章上的Atheism(无神论)字样。

第一批站出来批判博克的,就有前文提到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这部叫《人权辩护,致埃德蒙•博克阁下的信,由其著作<法国革命论>而发》(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in a Letter to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 Occasioned by His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的政册以唯恐天下不知的标题党风格,赤裸裸地对博克的观点进行了驳斥,尽管有很多观点更像是对博克的个人批判。她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剥掉(博克的)华服,揭露其中的暴政思想” 。玛丽相信,博克所崇尚的英国自由,无非是贵族式的私产,“财产安全,看呐,所谓英国的自由不过如此”,普罗大众仍然被不公正的司法和政治体制所压迫。而正在法兰西大地上发生的革命,是在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平等权利所奋斗,是“一场光荣的机遇”,即使是博克所嗤之以鼻的下层民众,在玛丽看来,“这些低微的人远比高高在上的人更懂得人性与法制”。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画像

如果说玛丽还只是隔岸观花,那么海伦• 玛利亚•威廉姆斯则早已深入革命,以亲历者的眼光,向英国国民传达着革命的福音(这位长相俏丽的姑娘曾经被17岁的华兹华斯写入了他的十四行诗"Sonnet on seeing Miss Helen Maria Williams Weep at a Tale of Distress“)。1790年,她来到巴黎,参加了攻占巴士底狱的一周年纪念日,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这些信于同年出版),她激动地写道:

不要以为我对这一场面(攻占巴士底狱周年庆典)无动于衷,哦,不!在这一时刻,国家之间已经没有了区别。这是人类的胜利,这是人类在展示自己人性中最高贵的部分,在那一刻,只要你有人类的基本情感,你就是这个世界的公民。对我而言,我不得不说,我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这场刻骨铭心的盛典。

海伦忠实地记录了庆典当天糟糕的天气情况,但“道义精神却让人们心情舒畅地面对老天爷的恶作剧。几场大雨,也打不断庆典的喜庆”。

海伦• 玛利亚•威廉姆斯画像


没错,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英吉利海峡没加盖

1791年7月,回到英国的海伦再次启程前往法国,并发表了一首名为《告别在英伦的两年》(A Farewell for Two Years to England),再次彰显了自己对革命的赞美:

我目睹着高卢命运的逆转,
初生的自由行走在塞纳河畔,
眼中泛着希望,美德写满衣裳,
驱散地牢的幽暗,解放活墓里的囚徒。

尽管很多英国人对此将信将疑,甚至和博克一样避之不及,但在海伦看来,法国大革命的风潮注定要撼动世界。因此,1792年,海伦又返回英格兰,劝说自己的母亲和姐妹加入到她的革命事业中。

海伦不会是唯一一个为了革命事业来到巴黎的英国人。事实上,随着主流社会对革命越来越敌视,英国已经不再适合革命者继续停留了。英国人认为他们太过激进,激进曾经是英国的主旋律,但砍了国王头又请来另一个国王的英国政府如今已不再信奉激情,即便像玛丽和海伦这样的女人,也被政府视为”阴谋家“、”第五纵队“,妄图引狼入室,用卢梭之流的歪门邪道搅乱大不列颠的安宁盛世。一名名叫萨普逊•派瑞(Sampson Perry)的激进人士就抱怨自己被当做”人形怪兽“,不久,这位派瑞先生就和大名鼎鼎的托马斯•潘恩一样,被英国政府因煽动罪正式驱逐,不得不打包行李,远赴巴黎,以逃避牢狱之灾。

既然反动的英国不欢迎他们,既然对岸是一个美丽新世界,既然英吉利海峡又没有加盖,英国革命者们自然高高兴兴”游“过海峡去了。

来到法国的革命支持者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从1789年开始,一个名为”英国人俱乐部“的非正式组织渐渐成了他们的大本营,尽管这个俱乐部存在很久(也许革命前就有,相当于同乡会),其中不仅仅只有英国人,也不单是在巴黎常驻,还有很多仅仅路过的外国人;他们从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到老练的政治行家,不一而足。其中的佼佼者如潘恩,早就在之前的美国独立战争中名声大噪。但不管人们的背景如何,他们都算是中产阶级,甚至还有贵族,受过良好教育,从事写作,印刷,记者等行业,有激情,有经验,也有能力传播革命的火种。

不仅如此,他们也不甘只做革命的旁观者和记录者。大卫•威廉斯(David Williams),托马斯•克里斯提(Thomas Christie)都积极参与到了吉伦特派的政治活动之中。潘恩作为老一代革命家,更是被授予法国荣誉公民的称号,进入国民大会,参与了起草《人权宣言》的工作。

在那段日子里,”英国人俱乐部“经历了一段最为快乐,也最为充实的日子。1792年11月18日,俱乐部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当天,到场的名人除了潘恩,还有很多在当时革命的中坚力量,甚至华兹华斯也有可能在场。当天的酒宴持续了一整天,但大家还意犹未尽,于是一口气喊了十六次祝酒词,从法国的人民政府,到捍卫自由的法国军队,再到男女平等,世界和平,天下大同。酒馆里酒香四溢,香烟氤氲,再配上海伦等在场女士的秀美面容,酒气中夹着豪气,豪气中渗着狎游(海伦在此期间跟一名叫John Hurford Stone有妇之夫产生了革命感情)。尽管九月屠杀的血腥味也许还漂浮在空气中,宪法起草工作几次反复,尽管国民大会里面的激进派越来越不让人放心,但那不过是一个新生国家青春期的“小任性”罢了。对于这群以改天变地为己任的革命者而言,法国大革命就如同后世作家雨果笔下的艾丝美拉达,性感,美丽而又善良,让人为之沉迷,为之销魂,值得为之搏命。

玛丽跟这些人一样,对海峡对岸如火如荼的革命心之向往,于是她舍弃了英吉利的舒适下午茶与甜点,义无反顾地加入了这场伟大的革命当中。于1792年12月踏上了法国的土地。

但她来得太不凑巧了。

待到来年八月八, 自由之后杀全家 

1793年成为了法国大革命历史的拐点,也成了所有逗留在法国的英国革命者的人生转折点。

第一个引爆点即是路易十六的死刑。1793年1月21日,经过数日的拉锯式投票,国民大会终于批准了路易十六的死刑。

处死路易十六

国王之死震惊了包括潘恩在内的英国“激进分子”。尽管潘恩是出了名的反君主,同时赞同审判路易,但他从并不认为死刑就是唯一的答案。处死路易,只能让他的兄弟成为国王,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更何况,一个真正的共和国,不仅仅是属于人民,同样也是属于人民的敌人,同样也要保护他们免受压迫。正确的做法是驱逐国王,让他流亡至美国,让他去那里体会民主的真正含义。

可惜,潘恩为国王的激情辩护,并没有为他赢得支持和掌声,反而让他一夜间从民主英雄,变成了动摇份子。尝到路易十六鲜血的激进派,似乎又回味起了半年前的九月屠杀的兴奋劲。革命开始脱离正常轨道。

第二个引爆点则是随之而来的英法开战。虽然战争的阴霾一直笼罩在海峡两岸,但路易十六的死似乎坚定了英国政府推翻共和国的决心。对于漂在异乡的英国人来说,这是他们苦难的开始,昨天,他们还是与法兰西并肩作战的同志,一觉醒来,他们就成了潜在的间谍、细作、“第五纵队”。

第三个引爆点则是吉伦特派的下台,自吉伦特派掌权以来,民众翘首以盼的宪法迟迟不能出台,和外国的战争又让法国面临崩溃的边缘。到1793年5月末,巴黎人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吉伦特派的统治,到6月3日,国民大会宣布逮捕吉伦特议员,吉伦特派轰然倒塌。不巧的是,很多旅居的英国人跟吉伦特派关系密切,自然也开始受到牵连,被排挤出政治活动。

但最糟糕的还在后面。

7月27日,罗伯斯皮尔当选为公安委员会委员,当时,该委员会已经成为了法国的实际最高权力机构。面对日益严峻的国内外形势,罗伯斯皮尔等雅各宾派开始对国家进行了严酷的肃整。而这一段历史,也就是法国大革命中最残酷,也是最富有争议的时期“雅各宾专政”。从此,贵族,杀!保皇派,杀!动摇阶级,杀!妥协派,杀!共和国从此只对好市民负责,对于共和国的敌人,除了死刑,别无选择。自1793年3月11日至1794年7月27日短短的502天时间里处决2632人,平均每天处决人数超过5人,而全国的处决人数至今仍没有定论。真可谓遍地都是反革命,到处都有保皇党,法奸教士吊长街,满城尽开自由花。

整个法国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生或死,在革命蔓延时

就在革命烈火变成野兽,肆意吞噬所有躲避不及的人之时,潘恩被捕了。

作为“革命的传教士”,这位为了人类自由与民主而奋斗一生的伟大斗士,也许没有想到这一天会到来。

接着发生的事则更具有黑色幽默:他被判了死刑。

其他的英国人也并不好过。曾经热情地带着母亲和姐妹来投身革命的海伦也在当年19月被投入大牢,原因只是自己娘家的海军在土伦把法国军队打得屁滚尿流。

而玛丽侥幸逃离了牢狱之灾。多亏自己的情人吉尔伯特•英雷(Gilbert Imlay)是个美国人,尽管他们没有夫妻之名,英雷还是和她像模像样地做了婚姻登记,让她变成了美国人,从而逃脱了法国人的纠缠。这位终身倡导女性解放的女权教母,却被最为传统的女性束缚——“婚姻“所拯救,到最后,玛丽还为吉尔伯特生下了一个女儿。

至于潘恩,请放心,他没有被处死。比起被捕的匪夷所思,他的幸存更近乎传奇:本来砍他脑袋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当时,狱卒拿着粉笔,来到他的牢房前,按照惯例,在被处死的人的牢房门上标记十字,也许这是因为最近杀人太多太乱所采取的措施。幸运的是,当时牢门是朝外打开的,粗心的狱卒没有注意,把十字画在了门的内侧,结果,牢门一关,记号自然也就隐藏在了门后。以后,也没人记起来要处死潘恩这档子事,他就这样平平安安地被关到1794年11月。

即使无神论者如潘恩,想必在踏出牢笼的那一瞬间,感谢上帝的慈悲吧。

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雅各宾专政并没有持续很久,1794年的热月政变,结束了罗伯斯皮尔的政治与自然生命。恐怖统治也随之瓦解。

处死罗伯斯皮尔

革命并未结束,但对于玛丽而言,她这段近乎奇幻的冒险画上了一个休止符。1795年4月,她返回英国,却发现自己的爱人早已金屋藏娇。跟很多女人一样,玛丽试图赢回英雷的心,甚至尝试自杀,但最终仍无功而返。

但即使这样,她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早在1794年,她就投入到新著作的撰写工作中,这部叫《法国革命的历史与道德考察》(An Historical and Moral View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显示出了她已经成为了一个更加成熟的革命者。她不再仅仅是为革命摇旗呐喊,而是深度思考为何革命的发展超乎了自己的意料。尽管玛丽仍然相信革命的未来,但她也敏锐地感觉,法国旧制度下的腐败道德毒害了法国人民的心智,让他们无法完全胜任革命:

法国人的性格,诚实地讲,已经被世代延绵的专制主义所毒害。即使在攻占巴士底狱的英雄壮举中,我们仍能看见多疑的习气,浮夸的野心,正是这些催生了以后所有的荒唐与罪恶……整个国家的道德,已经被【之前】政府的所作所为所摧毁。

早在托克维尔对旧制度发起批判前,玛丽就已经开始尝试用更加宏观地角度来审视法国大革命的脉络。

相比之下,海伦没有离开法国,实际上,她一直呆在那里,直到去世。在1790年出版了第一部信件集后,她并没有停下写作的脚步,而是继续用日记和信件,记录着法国大革命的点滴。只是随着日记的进展,她对大革命的态度也逐渐幻灭。海伦是一个坚定的吉伦特派支持者,坚信相对温和的吉伦特派本可以带领法国革命走向胜利。对雅各宾的上台和专政,她斥为”野蛮“,认为是他们葬送了革命的美好前程。海伦的三卷本日记与信札,至今仍是研究大革命的宝贵第一手资料。而她在文中对法国大革命的流露出的复杂情感,将会影响一代代英美后来人,从狄更斯的《双城记》,到育碧出品的《刺客信条:大革命》,主流文化至今仍对大革命,尤其是雅各宾专政争执不休。

至于潘恩同志,他被释放后,又继续为法国政府效力,一直到拿破仑掌权。他甚至为拿破仑入侵英国出谋划策,还写了一篇名叫《关于入侵英格兰,推翻英政府计划的海军建设与运作观察》(Observa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Navies with a Plan for an Invasion of England and the Final Overthrow of the English Government)。尽管拿破仑对潘恩推崇至极,甚至当着对方的面说自己每天枕着《人权论》睡觉,但潘恩还是看出了拿破仑共和面具下的皇帝真容,于是在1802年离开了法国,回到美国。

1802年8月,拿破仑主导修改共和八年宪法,改为终身执政。1804年11月6日,公民投票通过共和十二年宪法,法兰西共和国改为法兰西帝国,拿破仑称帝。

法国完成了一个轮回,也完成了一次涅槃。共和国变回了帝国,但《拿破仑法典》却永远改变了世界。

所以,狄更斯才会说,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革命尚未成功

最后再啰嗦几句,交代一下文中三名主角的最终命运。

海伦再也没有回英国,还是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巴黎,并时常周游欧陆列国。她于1827年12月14日去世,并葬于拉雪兹神父公墓,就埋在她的情人史东身边。至今,人们也不确定她与史东究竟有没有结婚,但鉴于海伦的先锋理念,她可能并不欢迎婚姻的桎梏。

潘恩回到了美国,但并没有享受到应得的荣誉。不知什么原因,他坚信华盛顿与罗伯斯皮尔密谋将其投入监狱,还想要他的小命,所以在1796年,他给曾经的朋友华盛顿写去一封措辞激烈地信。如今,他已身在美利坚,却发现自己成为了一个persona non grata(不受欢迎的人),教士因为他的无神论厌恶他,联邦党人因为他的政治理念痛恨他。1809年, 潘恩在贫困潦倒、屈辱愤懑中于纽约逝世。

玛丽在克服失恋的阴影后,与威廉•古德温(William Godwin)喜结良缘,1797年8月30日,在顺利产下第二个女儿后,玛丽因为失血过多而死。而这个与母亲同名的女儿,日后成为了诗人雪莱的妻子。她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成为了英国文学的革命之作,而雪莱和拜伦等新一代青年,用文字和行动拥抱新时代的革命。革命之火,在两代人间传承。

最后再提一句法兰西,1795年,萨德的小说《香闺哲学》出版,出版时,这名在1789年被关在巴士底狱的作家(有人考证,是他隔着牢窗的”他们在这里杀囚犯!“这句呼喊导致了巴黎民众攻占巴士底狱,从某种角度来说,萨德才是法国革命的发端),还不忘在这部香艳性感的作品前,加了这样一句话:“法国人,如果你要成为共和人,仍须努力。”

这让我们想起的孙中山那句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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