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金瓶掣签是藏族认定藏传佛教最高等的大活佛转世灵童的方式。这项制度和其他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制度一起,被写入了1793年正式颁布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对后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可是,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促使如此重要的历史文件得以颁布的直接原因,却是看来毫不相关的廓尔喀王国(今尼泊尔)与西藏的“货币战争”,这是怎么回事呢?

尼藏货币争端,送上门的内应

尼泊尔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紧挨着西藏。在16世纪中叶以后,两地的贸易就非常频繁,尼泊尔人将西藏地区生产的盐贩运到本国及印度各地,又将本国生产的大米贩运到西藏。大量的贸易需要大量的货币,可是作为地方政府的西藏,没有自己铸币的权力,所使用的大都是从中央政府提供的大额银锭。这些银锭在普通日常的买卖中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而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恰恰拥有铸币厂。既然双方要贸易,西藏有大“票子”,尼泊尔又有铸币厂,双方各有需求,正好一拍即合,出现了用西藏大银锭来换取尼泊尔等重银钱(章嘎)的货币交易。

尼泊尔人一开始还非常规矩,按照双方协议的办法来做。可是时间一长尼泊尔人就发现,如果在铸造章嘎的时候往里头掺点铜啊什么的,只要重量保持不变,不就可以从中牟利吗?于是制造分量不足的章嘎的办法迅速流行起来。做的最过分的时候,一枚银币里面掺杂的铜竟然高达50%!这种银币连尼泊尔史书都看不过眼,称之为“合金钱币”。

这样的搞法,在现如今等于是对方的货币贬值一倍,西藏亏大发了,老百姓肯定不干啊。

这还不是重点。乾隆初年的时候,尼泊尔加德满都西部的廓尔喀国崛起,逐渐统一了整个尼泊尔。在统一之后,廓尔喀人马上继承了前任给西藏提供钱币的业务,也做起了短斤少两的买卖。最令西藏人民不能接受的是,原本尼泊尔人提供的章嘎,上面只有佛像和宗教的标志,可是到了廓尔喀人手上,居然印上了国王纳拉扬的名字。“这家伙是谁啊,比佛还大吗?”藏人更加拒绝使用这种章嘎。

这样一来,双方就展开了货币贸易的“谈判”。西藏方面要求廓尔喀铸造纯银的新章嘎。廓尔喀人说:行,不过新章嘎一枚的币值应该相当于旧章嘎的两倍。另外,我们铸银币有劳务费、加工费、运输费,一两白银换一两章嘎,我们太吃亏。不然这样,一两白银换6枚新章嘎,不然我们就不回收旧的。尼泊尔人虽然说不出“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可是在做法上根本就是充分利用了这个经济学原理啊。

这样吃大亏的事儿,藏人怎么能做?于是谈判就陷入了僵局。这样一来,双方的贸易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廓尔喀政府仗着刚统一全国的余勇,想用武力迫使西藏屈服。正待用兵之际,西藏已故班禅六世的弟弟沙玛尔巴主动请缨,要求带着廓尔喀人攻打西藏。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十几年前,常驻扎什伦布寺的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东行赴北京为乾隆70岁祝寿,因病在北京去世。此前班禅上京,得到乾隆皇帝的重视,不仅亲自安排了北上的路线和沿途接待事宜,并动用国库巨资在热河模仿扎什伦布寺修建了须弥福寿之庙供班禅居住。班禅北上途中,蒙古王公贵族进行了大量的赏赐和馈赠。到了热河,乾隆皇帝也多次进行了赏赐。

班禅圆寂以后,所得的大量财产运回了西藏扎什伦布寺,全部被寺总管、六世班禅之兄仲巴呼图克图据为己有,而班禅另一位弟弟沙玛尔巴(确朱嘉错),因为属于红教派红帽系活佛,无法分得黄教扎什伦布寺的教产,大为嫉妒。于是他在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出奔廓尔喀,将扎什伦布寺据有财富惊人的情况向廓尔喀王描绘了一番。他为了挑动廓尔喀人入侵,甚至将藏兵虚弱和后藏的地形守备情况通通告诉了廓尔喀人。

廓尔喀人两次入侵,清朝的反击

巨大的经济利益和不成比例的投机成本极大地刺激了廓尔喀人的贪欲,于是他们与1788年调动3000人组成的军队侵扰西藏,占领了聂拉木、济泷、宗喀等边界重镇。

西藏有事,天朝势必不能坐视不管。当时的乾隆皇帝闻讯立即指派四川总督鄂辉,成都将军成德和御前侍卫、理藩院侍郎巴忠,率3000满汉八旗军开赴中廓边境。乾隆皇帝在给八世达赖喇嘛的信札中说:“廓尔喀边隅小部,跳梁小丑,挑起此乱,尔达赖喇嘛不必恐慌,奋力阐法为是,朕拨大军与粮饷保护尔。”天兵既到,小小廓尔喀还不投降?可是事情并不简单。

廓尔喀人见清军压上,并有大军在拉萨集结,发现捅了马蜂窝,于是主动要求议和。作为御前侍卫、皇帝身边可以信赖的自己人,巴忠本应该将乾隆皇帝的意志贯彻到西藏来。可是他畏惧藏地偏远,条件艰苦,想尽快了结这件事,所以居然在没有经过八世达赖和驻藏大臣的同意之下,私自与廓尔喀议和,还答应每年为廓方支付三百锭银子,为期三年。廓尔喀人收到第一年的赔款之后,就退兵了。巴忠向皇帝谎报“边界廓清、贼降”,就赶快“凯旋”班师了。

尝到甜头的廓尔喀人产生了错觉,误以为藏地偏远,清朝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力有未逮。1791年,廓尔喀人以索取赔款为名,再次侵扰西藏。8月,乾隆皇帝收到廓尔喀人入侵的消息,连忙调兵遣将。京城与西藏,在当时的条件下,500里加急快马奏报,一封信也需要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9月,扎什伦布寺已被廓军劫掠。乾隆皇帝得知廓军所为,判断出他们志在抢劫,并无益于攻城略地。他为了一劳永逸,决定调用两广总督福康安出任大将军,督办西藏军务,意在来敌年雪消后大举用兵,深入廓尔喀,重创廓军。

1792年,福康安从青海出兵,很快就击退了西藏境内的廓尔喀军。在乾隆皇帝的指示下,清军转战廓尔喀境内,六战六捷,杀敌4000人,将廓尔喀首都团团围住。廓尔喀人眼看着就要覆亡了,连忙请降。而福康安考虑到八月大雪即将封山,对清军不利,就接受了廓军投降的要求。

永绝后患的尝试,订立《钦定西藏善后章程》

在出兵打击廓尔喀之时,乾隆皇帝就已经开始仔细考虑这场变乱的根本原因和战后对西藏问题的处置。他敏锐地察觉到廓尔喀人的入侵充分暴露了作为大清帝国边陲的西藏,竟然有那么多弱点。

在政治上,驻藏大臣不能很好地贯彻中央意志,人微言轻,人云亦云;在经济上,受制于他国货币,被人牵着鼻子走;在宗教上,宗教领袖的认定完全交托在几大家族手中,成为西藏内部政治势力权力斗争的工具;军事上,仅靠唐古特军(藏军)驻守,如同门户洞开一般不堪一击。

乾隆皇帝迫切希望希望给西藏制定一个“久安长治之策”,于是授意大将军福康安等在藏文武大臣,会同达赖、班禅等西藏实力人物,反复斟酌,提出方案解决西藏善后事宜。在历经近一年,非常密集的往返京、藏的信札沟通中,由福康安等大臣拟就、经西藏方面同意、经乾隆皇帝批准的各项章程和制度,于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正式合为一册,命名为《钦定西藏善后章程》,共二十九条,明确规定了中央政府拥有管辖西藏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外贸等各方面的最高权力。《章程》现有藏文原本,藏于大昭寺和扎什伦布寺。

在涉及到直接引起廓尔喀人入侵的“货币战争”问题,《章程》规定,鉴于西藏远离中央以及宗教上的特殊性,准许西藏铸造地区货币“乾隆宝藏”,这一制度“开创了我国历史上为了抵制外币经中央政府批准正式官铸银元的先河,又成为了中国近代币值改革的滥觞。”

乾隆宝藏

鉴于廓尔喀之乱的重要原因是西藏宗教首领的内部斗争,且在此前的几百年间因宗教首领纷争导致的西藏内乱常不时发作,于是在《章程》中,还规定了活佛转世的金瓶掣签制度。

在这个制度以前,藏蒙地区的大喇嘛圆寂之后,往往由吹忠(藏传佛教称之为“护法神转世”)作法降神,指定传人。在历史上出现一些上层贵族或者大喇嘛贿赂吹忠,假托神言,乘机操纵了宗教大权,造成西藏内乱。

为了杜绝这种情况,在列为《章程》第一条的金瓶掣签制度中,对活佛转世制度做了如下规定:“关于寻找活佛及呼图克图的灵童问题,……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正式拈定。”这项制度有效维护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也避免了在转世过程中发生徇私舞弊的现象。

金瓶

法律体现执政者的意志。任何一条法律的实施,背后都要有个强有力的政府。在完成“十全武功”之后的乾隆皇帝没几年就退位了,而大清皇朝也将在不久之后走入没落。陷入殖民者瓜分狂潮的中国,即将眼睁睁看着西藏成为他人的盘中之餐。而《章程》所定各项大多如黄花般逝去,只有“金瓶掣签”制度,作为清王朝中央对西藏地方治理的重要历史遗产,被之后的历任政府沿用下来,直到今天。

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经金瓶掣签认定(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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