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因为大刘获奖,接到师友转达的约稿,所以答应写一写从刘慈欣获奖谈谈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这是当时编辑给的题目。我答应下来,是因为我自认为对科技史和科幻都很了解,有责任有义务发出自己的声音,特别是用科技史纠正常识中的一些看法。编辑不可能面面俱到,稿件的成功刊登应该是编辑和作者的拉锯战,如果专业人士都不愿和媒体去磨,也就难怪网民骂专家了。但是我还是不太有经验,没有尽到一个作者的义务,我也做过编辑知道改稿也很累,但不应该因此将就。包括我在微博也说过雨果奖1953年创立,54年停办过一届,到今年是62届,73届是世界科幻大会,这样的低级错误是作者和编辑沟通不畅所导致的。由于版面限制内容也大幅缩减,发出前我也不知道它会坍缩成什么样,现在将原稿贴出,希望能更详细的表达自己的观点。

特别要说明的是,二稿的写成林品老师和梁清散老师给予了不少帮助,宋亚娟老师是三体英文版的幕后英雄,写稿子之前我给她发了一张贺卡“给岁月以文明 给世界以华夏”这句话改改成了二稿的题目,因为二稿前面是追溯中国科幻的简史和科学的关系,后面是当今科幻所反映的一些科学文化现象,的确写的比较乱,当时也不知道编辑了解多少需要什么样的稿子,自己也在外开会,只能梳理一遍把自己想到了写了出来。三稿因为字数原因自己进行了修改,编辑说重点突出科学,刘慈欣获奖只是引子,所以进行了大幅修改,题目的确取得不好。

关于科幻与科技史欢迎关注我在科幻星云网的专栏:http://www.wcsfa.com/topic_list.php?id=43 ,会有更详细的评述。


【二稿】给岁月以文明 给世界以三体

——科幻背后的科学文化

日前中国作家刘慈欣凭借其“三体”系列第一部英文版《The Three-body Problem》获得第62届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这是中国乃至亚洲首次获得这一世界科幻文学的最高殊荣。

随着人们对“三体”系列的热议,其背后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思想也向人们展示了科学的魅力,吸引更多的人走进科学的殿堂,事实上早在今年年初物理学家、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淼就出版过《<三体>中的物理学》一书,向人们介绍解释书中的物理概念。

回顾历史,科学的幻想可以说伴随科学发展始终。不仅早期神话故事里隐藏着人类朴素的自然观,各国家与地区的传统科学中也有很多有趣的例子。比如大家熟悉的成语典故“杞人忧天”,出自《列子》“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列子》成书于晋据《汉书·艺文志》八篇扩充而来,而汉代有“论天三家”三种不同的宇宙理论:宣夜、盖天、浑天。其中宣夜说认为:“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所以才会担心日月星辰浮在气里是否会掉下来。宣夜说在当时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围绕天是否会掉下来,论天三家也争论不休,至魏晋南北朝还出现了各种学说,所以《列子》就假人之口引述了当时的观点,虞喜还为此写成《安天论》批驳杞人忧天,这个典故的科学内涵本身并不迂腐可笑。近代科学诞生以来,想象力的魅力也并未消失,比如开普勒曾经写过《梦》,是一篇假借梦讲述自己月球理论的另类科学著作。

玛丽·雪莱于1818年创作的《弗兰肯斯坦》标志着现代科幻文学作为一种新的类型文学样式诞生,其诞生的科学背景则是当时人们对生物学和医学的认识,与当时流行的灵气学说密不可分。而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睁眼看世界的国人意识到科学的重要性,纷纷利用科学改造自身,构建新的世界图景,比如谭嗣同的《仁学》中就借用了当时物理学中以太的概念。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一种与国外类型文学迥异的科幻小说被介绍到了中国,即当时的科学小说,著名科幻研究者王德威先生认为或可称为科学奇谭。

其中最著名的两位当属梁启超和鲁迅。梁启超被科幻研究者认为是中国科幻第一人,他翻译了《世界末日记》和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写出了《新中国未来记》认为中国一定会举办世博会。正是他首次提出了“科学小说”的概念,并提倡新小说革命:“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鲁迅也翻译了一些凡尔纳的作品,并在《月界旅行·辩言》提出了“经以科学,纬以人情”,这至今仍是创作与评价科幻小说的重要标准。文章还详细阐述了科学小说的意义:“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借助科学小说普及科学知识,导引中国人民前进成为当时的主旋律。自《月球殖民地》起原创科学小说逐步发展,其中代表人物顾均正先生的创作或改写的科学小说系列,有趣的是徐念慈《新法罗先生谭》也和《弗兰肯斯坦》一样受到生物灵气影响,可能与当时上海灵学研究密不可分。

新中国成立以后,受苏联影响,sci-fi被译为“科幻小说”但本质仍是为科普服务的【注:按照任冬梅等人的研究,大陆和台湾“科学幻想小说”是独立发展的,在建国前大陆已有此译法】,而科普的对象又多是青少年(却也为日后全民科普无意中设置了障碍),这与当时对科学技术的迫切需求密不可分。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就是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至今是中国销量最大的科幻小说。文革之后,科幻小说到底应该姓“科”还是姓“文”成为当时讨论的热点,这场讨论颇有些民国时期科玄论战的气息,本质上也都是斯诺所谓“两种文化”隔阂的体现。这场讨论关系到科幻小说的生死,反应的是当时人们对文学中科学形象的不解,坚持科学只有一种形象。现在学界普遍认为科普不是科幻的主要目的,但科学是科幻的独特魅力。经过这一番曲折和艰难探索,真正意义上的科幻文学才算在中国扎了根。虽然讨论的尾巴仍以硬科幻与软科幻的形式保留下来,并成为新旧世纪交替时另一个争论的话题。但也正如刘慈欣所担忧的那样,由于科幻急于摆脱过去科普与儿童文学的负面影响,导致科普科幻和少儿科幻一直原创力不足,这是目前科幻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正是在这种科学幻想的吸引下,科幻迷形成了自己的小群体,最为突出的就是所谓的三体迷。人们喜欢“三体”系列,因而看到国外一些科幻作品都会不由拿来做比较,有些甚至被喊成了某国版三体,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本质上仍是一种文化不自信。这和李约瑟的做法有些类似,作为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的先行者,他十分喜欢中华文明,也总喜欢强调中国比外国早多少年,这种强调有一定意义,但是单纯时间上的早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而且每个国家总会有大量科技发明早于他国。同时将中国古代科技视为某项西方科学的萌芽不仅犯了时代误植的错误其实也暗含了一项西方标准,说是去欧洲中心恰恰陷入欧洲中心。类似的,某些科幻迷的这些做法恰恰反映出中国科幻整体水平的尴尬和寻求认同的迷茫,只能靠一部“三体”对抗整个外国科幻文学。

喜欢“三体”系列很大一部分是喜欢书中构想的另一种可能,并展示出科学魅力。但过度追求科幻的预言或者烧脑恰恰是对科学的错误认知和刻板印象。从历史角度而言,精确预言未来是永远不可能的,甚至任何发展趋势都存在变数,正如蝴蝶效应所呈现的混沌一样;从自然科学角度而言,预言只是科学规律普遍性的体现,比如《三体1》中汪淼打桌球,正因为他相信牛顿运动定律的预言,在任何时间地点都是有效的,而不是如阿西莫夫《台球》里描绘的那样不可预测,后者也导致了书中所谓物理学是不存在的。所以预言永远只是预觉的神话,是基于概率统计上的巧合。而认为科幻一定要烧脑才有挑战才好看,只不过是人为设置的一道门槛,这道门槛一定程度上可以吓跑这个定义下的非幻迷,从而形成幻迷群体的身份认同。更重要的是暗示着科学的复杂性超出一般人的理解,在常识社会中人们普遍觉得科学家是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神圣角色,殊不知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科学工作也和其他智识劳动一样没有高下之分,不纠正这一点,就以扭转人们对科学家社会身份的过度推崇却又贬低技术人员的矛盾心态。实际上大多数科幻小说中科学家的形象通常是不谙世事一心沉醉于科学拯救世界的天才,比如“三体”系列里的丁仪和魏成正是这种刻板印象的文学表现。另一种表现通常是反面的邪恶博士,试图用某种高科技改变或毁灭地球,比如《蝙蝠侠》里的蜥蜴博士【注:应为《蜘蛛侠》】。这自然反映了近代科学革命之后人们对科学同时抱有期许却又担心的社会心理,但简单将文明发展归结于自然科学乃至单一技术本身未免言过其实,虽然这的确是常见科幻小说的魅力。

这种心态并不是中国所独有,对科学的思考与担忧多少会在文学作品中或明或暗的有所体现。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会发现科幻的情况其实和科学有相似之处,发轫于欧洲,盛行于欧美,英语科幻作品占统治地位,法国越南混血的科幻作家Aliette De Bodard因此说:“从一开始,科幻小说就和科学的国度联系在一起,同时一个科学的国家也是一个富有的国度,因此科幻小说与发展中国家仍保有距离。”这是否表明一个科学发展,经济繁荣的国家才有孕育科幻文学的土壤呢?科幻的发展固然与科学息息相关,但这很大程度上可能仅仅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式的偏见,不仅忽视了地方性知识也可成为文学幻想源泉,也意味着科学的普适强行夹裹了文化的私货。另一方面,试问普通读者谁会对太平洋一个不出名岛国的文学感兴趣呢?恰恰相反,只有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强盛,国际影响力广泛其他国家才会渴望了解其更多一些。实际上就文化交流而言,被译介成英语的书籍和译自英语的书籍严重不成比例,这就是历史上国家发展留下的某种印记。刘慈欣的《西洋》就幻想郑和下西洋发现了美洲大陆,小说中的中华帝国取代日不落帝国统治了美洲,中华文化成为全球主流,可视为现实中的某种翻版。

这一届雨果奖是入围非英语原著最多的一次,但即便算上这一次刘宇昆翻译刘慈欣的《三体1》和莉亚·贝尔特翻译托马斯·奥尔德的《世界颠覆之日》,非英语科幻在雨果奖亮相的机会也用一只手就能数完,实际上基本上被美国与英国作品垄断。从这个含义上说,随着西方科幻黄金时代的逝去和中国总体实力的提升,刘慈欣获奖是偶然中的必然,是对他作品水平和背后出版发行机构的最好肯定。但这也决不意味着中国科幻整体水平有了骄傲的资本,中国科幻产业的发展仍与西方有较大差距。获奖的意义在于给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英语国家开了一个好头,这不仅意味着单一话语权的逝去,也意味着一个文化多元性的新世界图景正在徐徐展开。另一方面,还意味着西方科学这一舶来品可以在中国文化土壤中开出了别样的花朵,科学的文学形象可以走出科幻迷的小圈子,走进更广阔读者的视野中,是难得展示科学与文学张力的机会。

据了解,截止今年六月份《三体1》的英文版销量已超过三万册,已经或即将出版韩语,德语,法语,匈牙利语,泰语,土耳其语等多语言版本,让其他国家领略不同于欧美科幻的独特魅力。


【三稿】现代科学与传统科学的角力

日前中国作家刘慈欣凭借其“三体”系列第一部英文版《The Three-body Problem》获得第62届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这是中国乃至亚洲首次获得这一世界科幻文学的最高殊荣。

其实中国古代也有科幻,当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幻文学,这取决于人们对科学的理解。以往人们常纠结于李约瑟难题,问中国古代何以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就好像责问一只猫为什么没有生出一只狗。中国古代自然没有现在意义的西方科学体系,但也形成了天人合一理念下完整的传统解释系统。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是一个定义性问题,传统科学下的科幻也就有了可能。比如大家熟悉的成语典故“杞人忧天”,当时有宣夜、盖天、浑天三种不同的宇宙理论,宣夜说认为:“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担心日月星辰浮在气里是否会掉下来,但受到其他两种学说的批驳所以《列子》塑造了杞人这一文学形象,虞喜则著有《安天论》。可以说武侠和中式奇幻本质上就是中国传统科学体系下的科幻,2001年《卧虎藏龙》获得雨果奖最佳电影剧本算是一个佐证。

随着西方科学的兴起,现代科学与地方性知识的冲突日益明显且冲突不断。在当下的中国,诸如如何看待中医等问题一直是讨论的焦点,其本质上是两种不同解释体系的碰撞,当我们意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潜意识里若仍存有传统科学的理念或者天人合一的信仰,不仅会对现代科学产生误解更会导致信仰危机。

在中国不少科幻迷认为科幻一定要烧脑才有挑战才好看,很多成年人则认为科幻和科普都是针对青少年的,成年人看科幻是幼稚的不成熟的。而在西方科幻是大众的通俗文学,科学是内置于他们的理念当中,科幻可以是科学炫技的舞台,但科学决不是文学作品的阅读障碍,即便不读科幻也不否认他们的爱好,也乐于接受新鲜知识,正是对科学理解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文化理解。正是这种区别导致中国的全民科普要在成人之间开展阻力重重,也使得中国的科幻迷格外小心,刘慈欣就坦承自己以前在单位不敢说自己看科幻写科幻。他们只好人为地设置科学门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吓跑所谓的非幻迷,从而形成幻迷群体的身份认同。但也暗示着科学的复杂性超出一般人的理解,在常识社会中人们普遍觉得科学家是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神圣角色,这源自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的阶级序列,推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科学家属于士技术人员属于三教九流里的匠人。殊不知科学家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科学工作也和其他智识劳动一样没有高下之分,不纠正这一点,就以扭转人们对科学家社会身份的过度推崇却又贬低技术人员的矛盾心态。今年中科院率先行动“百人计划”将技术英才的引进放到了和科学帅才同等重要的位置,只有这样重视技术人员,给予相适应的经济酬劳和社会声誉才能增强他们的身份认同,才能弥补当前中国巨大的技术人才缺口。

法国越南混血的科幻作家Aliette De Bodard深有感触:“从一开始,科幻小说就和科学的国度联系在一起,同时一个科学的国家也是一个富有的国度,因此科幻小说与发展中国家仍保有距离。”这也是为什么幻想的未来多是西方主导的世界。只有能厘清现代科学与传统科学的关系,处理好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才能更好地进行科学传播,更好地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出更璀璨的科学文化。发展中的中国已经派出了史强章北海,随着中国科技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未来远征军中也一定会出现更多中国面孔。


【刊登版】中国科幻,如何“做好自己”

人民日报 》( 2015年08月31日 05 版)

      近日,刘慈欣凭借其《三体》系列第一部英文版获得第七十三届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这是中国乃至亚洲首次获得这一世界科幻文学的最高殊荣。

  法国一位科幻作家曾这样认为:“从一开始,科幻小说就和科学的国度联系在一起,同时一个科学的国家也是一个富有的国度,因此科幻小说与发展中国家仍保有距离。”刘慈欣获得科幻文学界的最高荣誉,可以说是打破了这一带有“歧视性”的论断,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在中国,科幻文学也拥有生长的丰厚土壤。

  其实,中国古代也有“科幻”——当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幻文学。比如大家熟悉的成语典故“杞人忧天”,当时有宣夜、盖天、浑天三种不同的宇宙理论,宣夜说认为:“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担心日月星辰浮在气里是否会掉下来,这才有了《列子》所塑造的忧天的“杞人”这一文学形象。武侠和中式奇幻,本质上也是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下的“科幻”,2001年《卧虎藏龙》获得雨果奖最佳电影剧本算是一个佐证。

  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现代科学体系和理念的出现,使得科幻文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引领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欧美国家,拥有更多科幻文学的资源,而更加注重总体规律而非未知领域的中国传统科学,则与现代科幻存在某种程度的隔阂。这也造成了中西方对科幻文学的不同态度:在西方,科幻是大众的通俗文学,科学内置于科幻之中,科幻则是科学炫技的舞台;在中国,不少“科幻迷”把科幻简单等同于“魔幻”,而忽视了这背后的科学知识基础。甚至有很多成年人认为科幻和科普都是针对青少年的,成年人看科幻是幼稚的、不成熟的。刘慈欣就曾坦承,自己以前在单位不敢说自己看科幻、写科幻。

  由此可见,发展科幻文学,最重要的还是要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其实,从更高层面来看,科幻文学往往是通过对未来世界的想象,来反思当下文明,这才是科幻文学超越科技的意义所在。从这个层面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与科幻文学不仅不相冲突,而且是科幻文学发挥想象力的资源宝库。《三体》里面提出的“宇宙社会学”,不就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印记吗?

  这是中国科幻文学的独特优势所在。向前看,“中国正在走向一个全新的地位,在世界上逐渐走向前沿”;向后看,数千年相沿不废的传统文化,为科幻文学的意义建构提供了优渥的思想滋养。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正是中国科幻文学“做好自己”的最大底气所在。相信,《三体》之后,会有更多中国科幻文学登上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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