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记忆

岷江的四条支流从西北方涌入,为富含氮、磷、钾的紫黑色土壤带来易于耕种的丰沛水分,也带来了洪水的威胁。对身处成都平原腹地的广汉人来说,洪水是开启灾难记忆的密码。1961年夏天,广汉县遭遇了三次洪汛,灾难造成了5人死亡,29人受伤。比直接伤亡更令人恐惧的记忆是饥饿,广汉全县粮食总产量降至9112万公斤,与1958年粮食丰裕时期相比,几乎减产了一半,更多的人消失于当年的人口统计中。广汉县下南街,一位名叫刘章科的小学体育老师,却收获了一名男婴,他把这个家庭的第一个孩子取名为刘健,健康的健。

刘章科是个转业军人,祖籍什邡,参加过50年代的朝鲜战争,战争结束后定居广汉,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西门外的新丰小学当体育老师。教师的收入并不高,每个月十几斤口粮,他需要用这些收入养活自己没有工作的妻子李万珍,李万珍偶尔也做一点针线生意贴补家用。夫妻俩的居所是下南街一座四合院里一间20平米左右的房间,房内拥有一张床以及一个灶台。50年代土改后,广汉的人均居住面积以达到20-30平米,作为外来者,革命的红利与他们无关,即使是在位于县城边陲的下南街,刘家依旧属于生活拮据的群体。

新的变化在灾难过后接连到来。灾后第二年一波人口出生高峰,宣告了饥馑年份的终结。一条铁路竣工,通往刘章科的老家什邡。蜂窝煤在灾后第三年开始在县城推广。未完成的改革继续进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正式成形。生活依旧艰难,自行车、手表甚至糖果的价格居高不下,对刘章科一家来说,这都是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他家中的开支更为紧张,1963年春天刚至,他的第二个孩子、一个取名为小平的女婴诞生了。这个不幸的女婴,在出生的隔年,即遭遇了凶年。

1964年夏7月,石亭江、鸭子河的涨水淹毁了刚刚引进的矮秆水稻,也让首批城镇知识青年到来的时机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自然灾难仅是稍微拖缓了政治斗争的脚步。一名原县委监委书记因生活作风问题在1965年被开除党籍,此前与他一同涉事的县委高层达五六十人,针对他们的调查事起于三年前一群广汉中层干部的指控。这一年,刘章科的妻子又为他诞下一名男婴,取名刘汉,夫妻俩从不曾想到,这个男婴在数十年后成长为广汉举足轻重的人物。

政治尚与刘章科相距甚远,但他能感到有些脚步在悄然迫近。理发店了取消吹风和烫发服务,旅店停止为顾客打扫房间,公社又推广了新型的小麦种子,西门外街道在“农业学大寨”的标语中迎来了新年。地委下来的“四清”工作组进入了学校宣布停课,广汉的街道墙壁与地面被涂上红色并刷上了以毛泽东语录为主的口号标语,506名广汉师生代表开赴北京天安门接受毛主席对红卫兵的检阅,并不清楚刘章科有无随行,但看上去新革命的好处依旧与之无关。在进入“文化大革命”的数年中,他又收获了一对儿女,分别取名为刘英与刘勇。他的家庭依旧居住在下南街四合院20平米的房间中,所不同的是,刘章科在屋内用砖头搭起了一张炕,上面覆上稻草与席子,这成为了刘家五兄妹后来成长时期共用的床铺。

人为的暴力在接下来的数年中取代了自然灾难带来的破坏力。成都的造反组织挟持着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路过广汉前后,广汉县内的大小造反组织陆续成立,在持续三年的混乱城市斗殴后,革委会在军队的帮助下接管了广汉的治权。对于数年前决堤河道的治理,时有时无地进行着,粮食年产量缓慢增长依旧难以果腹,公社干部们显然对“农业学大寨”的热情更高,在1970年一次群体赴大寨参观后,各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将定额工改成了定时工,这种更加“讲政治”也更利于怠工的工作方式,被当地人称为“圈圈工”。

要等到另一波灾难的来临,“圈圈工”的问题才会被受到重视。首先是一场小规模事故,1972年夏天,鸭子河的涨水,吞没了在河坝挖花生的18个农民,并没有人站出来为此事负责,人们正沉浸在对逃亡的副主席的批斗中。结果1974年一场更大的洪水袭至广汉,淹没农田面积是1964年洪水的两倍,紧接着一场罕见的大风冰雹,摧毁了50个大队的田禾,加上新近推广的双季稻未能适应当地农业环境,广汉全年粮食比上年减产一成。又一个凶年到来。

广汉县西南的向阳公社是受灾严重的地区,即使是受灾前,饥饿也已是一个严重的社会病症,32岁的向阳人叶文志将要面对这个局面,1974年这一年,他刚刚从县团委调回家乡担任公社书记。1974年早春的一个清晨,一个抱孩子的妇女闯进叶文志的办公室,将手中的孩子放下就跑开了,她告诉叶文志:没饭吃,养不了孩子。叶文志依靠私人关系,从曾工作过的南兴公社借了足够向阳人食用两个月的30万斤大米,但如何解决长久之计?叶文志考虑如何做一些改变。

这些年月中,西门外刘章科一家还在艰难过活。依靠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五个孩子并不容易,遇到凶年,刘家有时不得不依靠邻里接济过活。刘家的几个孩子已陆续进入了学校,开始学习如何记诵毛泽东著作以及应付开卷考试。尽管刘章科本人是教师,但除了姐姐刘小平,刘家几个孩子的学习成绩都令人失望。在当年邻居的记忆中,他们更快掌握的是另一种应付贫穷的技能:小偷小摸。对于刘汉、刘勇兄弟类似的越轨行为,其母李万珍非常不满意,时常向人哭诉:儿子不争气。

偷盗行为对刘家兄弟的社交带来了影响。与下南街善解人意的大人们不同,同龄的少年们并不愿意轻易接纳手脚不干净的刘家兄弟。或许是在鄙夷的眼光中,养成了要强的性格以及用拳头解决问题的办法,上学时,刘家兄弟并不畏惧与人斗殴,尤其是小弟刘勇,受到欺负,一定要还手打回去。刘家兄弟也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同伴。如同《街角社会》中所描写的“街角青年”,刘家兄弟的伙伴们同样成绩糟糕、荷尔蒙旺盛并且拥有大量无聊的时间。在广汉人的口中,这群人被称为“操社会”的“操哥”,并不为人待见。尽管见识过红卫兵引发的城市斗殴,但处在动员性体制下疲于果腹的人们,还无法想见这些不事生产的“操哥”所具有的能量。至于刘家兄弟自己,“未来”在他们眼中是一个过于遥远的词汇。

弹簧

任何微小的改变都会被视作对庞大体制的挑衅,但一些细微的裂纹已开始显现。70年代初,广汉一些公社里不安分的社员开始合计着私自外出包工,他们用赚来的现金向大队换取工分,令他们敢于冒着惩罚严酷铤而走险的原因是,起码高出公社劳动五倍的报酬。

风险下的利诱令集体也忍不住骚动。后来在80年代被称为承包制的经营制度开始出现在广汉县向阳公社。叶文志在向阳私下里开启了变革。依托公社设立集体承包制的砂石厂、砖瓦厂、酒厂等十数个小工厂,通过绩效奖惩,鼓励社员就业,产品则通过公社渠道卖到成都的大型国营工厂。向阳北方15公里的西高公社里,那里的农民则像日本与台湾农民做过的那样,正尝试用高劳动密度的家庭式耕作取代大寨式集体生产。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广汉数个公社都改变了人民公社的办法,开始以“定包”、“定奖”为名设立社队企业,鼓励私人生产。改革者心照不宣地保持对外沉默,也没有人敢使用诸如“承包”或“改革”这样政治不正确的名头。既往数年的人为暴力,早已在他们心中投射下深长的阴影。

地方异动毕竟无法隐瞒,但令人罕见的是,在数年时间内,高层保持了克制与观望姿态。变化的节点是1979年3月。一份关于广汉经验的简报出现在四川省委办公室的桌上,并获得批示:要发展,要给特殊政策,否则就不能发展。当年,广汉县获得了全国史无前例的“财政包干”政策。庞大的动员型体制开始动摇,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人民公社这具“遗体”?

一开始是试探性的询问。1980年初,在成都金牛坝的一次会议上,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向四川省委官员询问:取消人民公社,恢复建立乡人民政府是否可行?他得到了一个审慎的肯定答复:改革势在必行,但考虑影响,允许先在一个公社试验。向阳公社被选作试点。当年6月间,在向阳公社电影院召开了一场选举大会,乡长与副乡长的职位重新回到这个国家的政治序列中。接下来,政府门前“向阳人民公社”的牌子换作了“向阳乡人民政府”。叶文志因“政社分开”的改革业绩,此时已升任广汉县委副书记,接下来的两年,他相继接任了县长与县委书记的职衔。

对于这个第一个实行“公社改乡”的县域,四川省委提出要求,广汉要在改革中起到“示范、样板和探路的作用”,同时要做到“出人才、出经验、出效益”。经济目标带来的压力取代了既往时代的政治动员,体制开始尝试以全新的姿态运行。叶文志敏锐地发现,以往大寨式的办法,恐怕不再管用了,新的道路通向一片未知之地。

压力下的行为充满了野心与激进。在接下来的数年中,叶文志操刀了数项充满争议的改革,涉及物价、粮油购销体制、机构精简以及人才引进等,与改革同步扩张的还有以往被体制压死的县域治理权。叶文志至今犹津津乐道当年在粮票废除时同省粮食局的对抗,以及和攀钢等国企争夺人才的壮举。毋庸置疑的是,广汉在其治理期间,得到了超乎以往的关注和发展,1987年国务院在全国确立了十九个农村改革试验区,广汉中选并承担了金融体制改革的课题;1988年,这个明星县撤县建市。

在当年同僚的回忆中,这位“草鞋干部”身上带有跨越时代的领导风格。叶文志不抽烟、不喝酒,唯一的爱好是开会,他痴迷于大寨夜战式会议;他有着超前的改革想法,比如在政府部门中实行百分制考核模式——后来这一手段成为了朱镕基政府的考核方法;他也丝毫不掩饰政治上的抱负,要求手下的干部“跑步进京”,直接向省委和北京联系汇报;同时,在他的支持下,广汉了设置了5000个旅馆床位,都是带有抽水马桶的标准间,这让这个离成都车程仅半小时的县域成为了四川省的会议中心,80年代中期的《羊城晚报》将之称为“巴蜀日内瓦”。

另一些改革想法则令人惊奇。在急需人才的改革时期,叶文志提出了不拘一格的引进人才方针,“五子登科招贤来,给房子、位子、票子,安置妻子、孩子”。除了外地引进的各类技术人才,叶文志对胆大的人也格外青睐,他并不排斥曾经的越轨者在改革时期成为“能人”。至今,广汉人依旧对叶文志当年提出的另一句口号“打开班房找人才”记忆犹新。

无从确知西门外刘家三子刘汉是否从这样的人才方针中得到了好处,但在广汉的改革岁月中,青年刘汉很快完成了从越轨者到“能人”的转变。1983年,18岁的刘汉从广汉二中毕业,不出意外地没考上大学,进入了广汉氮肥厂,成为了工人,三年后离厂,开始经营木材生意。在刘汉发小的口述中,这段转变却充满着更为曲折的排斥过程。早年因小偷小摸,刘汉遭遇到了体制的规训,被送至阿坝农场劳教。在阿坝的林场,刘汉目睹了体制物资流转中木材买卖的门路。回到广汉后,他进入氮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身份只是临时工。这个不安于命运的年轻人不久后离厂,与同乡陈陆文一起凑集了二三十万资本,通过供销社的关系,经营起价格双轨制下的计划外木材生意。

一直排斥他的体制,终于为他带来了红利。这个聪明且勤奋的年轻人开始向体制靠拢。1991年11月9日,个体户刘汉出任了四川省广汉市铁合金供应站的负责人。这是一家经济性质属于集体分支机构的公司,位于广汉老城区城西洪水碾,经营主业是铁合金批发零售,同时兼营冶炼炉料、矿产品和煤炭。聪明的刘汉逐渐将体制资源纳入了自己的算盘。一个月多月后的12月29日,刘汉成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四川平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平原公司)。这个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计划外木料、石油产品等,并且涵盖了铁合金供应站的全部经营范围。

在当时的工商注册体制下,私有制企业尚未被承认,个体注册公司必须要挂靠政府机构,平原公司的性质必须注册为全民所有制。刘汉本人找到了当时广汉市体改办,要求挂靠。时任广汉市体改办主任邹家沛带队考察了刘汉负责的铁合金供应站,除了铁合金,刘汉当时还从事着木材和润滑油生意。邹家沛后来回忆,供应站中安有一部电话,这个90年代初的稀有物件令他对刘汉感到放心。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刘汉,一米八的小伙,相貌堂堂,为人谦和,也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最终,并未经过更多的审查程序,他把这个开着一辆老旧的北京吉普、实力并不出众的小老板拉入了体制的翼护,并要求刘汉按照当时通行的惯例,每年缴纳1-2万元左右的管理费。刘汉的早期合伙人陈陆文此时也被“招安”,成了广汉市公安局下属企业金广集团老板。

这并不是属于刘与陈个人与体制的蜜月期。90年代初,退潮的革命激情、八十年代被动改革所成就的生产盈余,以及从农业部门迁出的大量无专业技能的劳动力,令统治者考虑释放金融与制造业潜力。1992年初,在邓小平的一次南方旅行后,更多的个体经营者开始经历刘与陈般的身份转变。对于这些“新朋友”,体制的审查几乎在一夜之间松动,脑筋灵活的个体经营者像饥馑年份后寻找粮食一样,向更加热情的地方涌入。在广汉,邹家沛甚至见到了一些来自成都的要求成立公司的经营者,对这些人的处理,他秉持着领导交待的意思:只要合法的,就给人家盖个戳。

体制与民间资本结盟的背后,是建设工业开发区思路被纳入执政考量。广汉市再次被选中作为新一轮改革的试点地区。1991年后,四川省委牵头成立了广汉进一步改革领导小组,新一轮改革的标的是在广汉建立一个五平方公里的省级招商引资区域,时任四川省省省长为之定名为工业开发区。对这个以纺织业、食品业以及旅游业为支柱产业的县域而言,招徕更多的工商业投资无疑为充盈政府金库的当务之急。

为了决策便利,这个领导小组打破了行政建制,跳过了夹在四川省与广汉市之间的德阳市辖制,直接由成都的省委官员与广汉市进行对接,叶文志作为广汉市市委书记担任小组办公室主任,籍此也获得了更大的治权。当时有两件事,至今令这个县级市老书记津津乐道。一件事是,1992年,位于广汉的中国民用航空学院筹组长城航空公司(后为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浙江分公司),公司选址定在重庆,最终为之批准的则是叶文志。另一件事是,成都期货市场建立后,叶文志批准并鼓励了广汉市最早的买卖者进入。在当时的成都百货大楼楼顶,广汉市金雁酒厂的书记叶万九在那里办了一个名为广海的期货经纪公司。在那里,期货炒家可以被分配到一个座位和一台炒期货的微机。

刘汉也是叶文志期货政策的早期响应者之一。但高中毕业、其时正试图在四川联合大学经济管理专业取得专科文凭的刘汉,并无能力独立操作这种新被引进的金融方式。他的解决办法是,雇用了一批数量约二三十人的期货团队,每个月发给四五千元的高额工资。刘汉在这时开始显现出自己的胆量,他向这批来自各大高校金融专业的高材生保证:你炒期货,赔了也算我的。

刘汉早期在期货市场似乎遭遇并不顺利,他与体制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始终连结紧密。做期货前,他曾央求当地金融系统为他贷出一笔款项,同时与体改办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对于这个保持着令人信任的谦和的小企业主,体改办的官员愿意给他提供帮助,除了经营上的点子,体改办能够给刘汉最重要的支持是:为其疏通关系。

90年代初的一次饭局上,叶文志结识了刘汉。叶文志与江油长城钢铁厂的一位宣传处处长早年曾同学,此时为了招商引资,叶文志带领体改办人马赴江油做客。刘汉得知此事后,询问体改办:能否同去,为自己的不锈钢生意找找机会?体改办主任邹家沛同意将他纳入到随行队伍中。招待的饭局摆了两桌,叶文志等广汉市官员与长城钢铁厂的负责人一同坐在主桌,刘汉坐在次桌,席间,叶文志招呼刘汉做到主桌,刘汉露出羞涩的神情,摆摆手没敢过去。邹家沛注意到,此时的刘汉显得过分老实巴交,他的社交技能在这样的场合看上去有些力不从心。他不喝酒只抽烟,却不会给别人敬烟,也不同别人寒暄,宣布开饭之后,他就闷头扒起自己的饭吃。刘汉的确不习惯这样台面上的饭局,毕竟在他的钢铁行业交往中,熟络的关系只及成都钢铁厂的一位供销科长。但刘汉了解这些台面上关系的好处,在这一次饭局中,他向叶文志提及了自己在期货市场的困境,爽快的叶文志答应给他寻找政策支持。这一次饭局后,刘汉陆续获得了跟广汉保持友好关系的江油钢铁厂与成都钢铁厂的人脉。

叶文志的好心并未被枉费,如同当年掌握木材生意的门路,刘汉很快掌握了利用这些台面上关系的门路。对于刘汉早期在期货市场的发迹过程,有一则说法与成都钢铁厂息息相关。他利用与成都钢铁厂的关系,把这家国营大厂中卖不出去的钢材卖到了位于重庆的金属交易所,籍此获得了在期货市场的根基。叶文志并未提及这样的说法,但他承认,刘汉买卖期货,主要是成都钢铁厂和长城钢铁厂给他做后盾。地方政府着意经济的压力成了刘汉的动力,甚至能够为他带来沿体制攀缘的阶梯。如同一支被压抑许久的弹簧猛然弹起,这个广汉西门外刘家三子,在一场裹挟了所有人、看上去没有输家的改革中,寻找到了一条向上蹿升的轨道。

秩序

80年代的漫长日影落山后,黑夜中躁动的霓虹重新分隔了天上之城与地上的路。记录在官方统计年鉴中的数字,试图描摹一个异军突起的样板故事。从1983年开始的十年改革年月里,广汉的经济总量始终在四川省区县域政体中排名第一,直到1993年,成都双流被划拨过一个八万人的区域后,才稍居下风。但广汉依旧是四川省内对资本最为友好也最有吸引力的县域经济体,来自广东沿海、香港甚至泰国的投资,在这里寻找到了嫁接的枝体。民间口授的则是另一种历史。10元一支的港台舞曲、昏暗舞池中扭动的暴露装束以及不安分的手脚为90年代的广汉涂抹上了别样的色彩。紧接着这些具有色情意味的歌舞厅之后的是,一种被称为翻牌机的赌博机器,以及卖“跳楼货”的皮包公司的大面积流行。这是金钱、刺激与暴力之城,对于刘汉少年时期那些无聊同伴们来说,这里同样意味着新世界。

与逐渐打开生意之门的哥哥刘汉不同,刘家五子刘勇此时正经历着煎熬。中学毕业后,刘勇在当地的国营肉联厂获得了一份工作。但他的工人生涯并不长久,在90年代中前期开始的国企改制中,刘勇成为了广汉较早的一批下岗者。在下岗前后,他对生活做出了重新选择。

与内向低调的哥哥不同,刘勇更喜欢“耍哥们儿意思”,他邀集了一帮“操哥”,陆续经营起了流行的歌舞厅与翻牌机生意。其中,尤以翻牌机生意暴利,成规模后,一天的收入即在几十万上下,不少人因此家财沦落。但与别人不同,刘勇的娱乐生意看上去背后有着不一般的背景。在历次的公安排查中,刘勇的娱乐场所都未受到查封,他手下的“操哥”们也以敢于打砸抢闻名广汉。

弟弟很快成了哥哥的帮手,刘汉的生意胆量越发大了起来。当年的广汉市公安局局长黎登江还记得,曾协助处理过一起涉及刘家兄弟的调查。时在1993年。刘汉从湖南汝阳的一家工厂,购买了一批矿石,转手卖了一百多万,回头跟汝阳的工厂分账时发生了纷争,被对方告到了当地法院。案件办理过程中,汝阳法院的执行人员来广汉贴封条,刘家兄弟胆大地把法院封条撕了下来。但他们并未因此受到惩罚,黎登江对这样的事情也无可奈何,在那些年月,广汉对资本的友好及其带来的审批便利,造就了许多像刘汉这样的“跳楼货”公司,经营者在物资价格上做手脚,人为地制造如80年代双轨制下的差价,亏空的部分则大多由人去楼空的注册公司负责。关于“跳楼货”公司的纠纷与官司并不少,但最终留下的只有一地烂帐。

混乱的确造就了刘家四子。1999年,刘勇妻子罗海萍注册成立了四川省广汉市乙源植化厂。一年之后,罗海萍改名罗英,注册成立了广汉市乙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刘勇在其中担任董事,但此时,他也已改名叫刘维。这家注册于餐饮行业下的公司,经营范围则涉及化工、建材、冶金煤炭、技术进出口和房地产开发。以生意之名,刘维手下的“操哥”们向鸭子河上装运砂石的鸭洲以及广汉的各大工地挺进,他们试图通过占领,垄断鸭洲上的砂石开采交易,同时通过返点分利形式,控制包工头,掌控建筑市场。占领行动的另一面是地下金融的开掘,被称为“放水”的高利贷生意,已在广汉的“操哥”与企业主间流行开来,这种在茶楼中秘密进行的交易,也进入了刘家兄弟的视野,作为刘家唯一的大学生,刘家二姐刘小平依靠在大学时学来的财会知识,一度充当着“放水客”。

砂石为城市建设提供着血肉,建筑包工的利润一天上万,对于这块“肥肉”,除了刘家,还有更多人惦记着。2000年前后,刘维遭遇到了来自外部的挑战者,挑战者来自广汉周边彭县与遂宁。如同闯入香港的“大圈仔”,彭县帮与遂宁帮,在广汉引发了一系列的地盘争夺,且以蛮勇不要命闻名。彭县帮一个老大曹哥,曾因工地争夺,与刘维手下在街面上发生枪击,一度令刘家不敢招惹。正面冲突失败后,刘家试图通过金钱摆平麻烦。最终,曹哥跟刘维成为了朋友,毕竟对于凶狠的外来帮派,没有资本是其致命缺陷。

对于来自内部的反抗,刘家却并不愿意采取隐忍的姿态。彭县人周政在学车时认识了曾为刘汉开车的成军,后经成军介绍,在1993年后曾短暂成为刘汉的司机。90年代中期,他受刘汉之命,赴成都为其报复生意上的仇家,事后发现刘汉将事件责任推到了自己头上。深感被大哥出卖的周政由此同刘家人分道扬镳,经营起歌舞厅,并在一次枪击案中,因刘家人的构陷入狱。出狱后,刘勇(当时还未改名)找到周政,要求与之结拜,化解矛盾。周政明确告知刘勇,不愿因与之结拜,而成为刘汉小弟。接下来数日,开始有车辆监视周政,最终在一个深夜,从歌舞厅出来的周政,遭遇到从跟踪而至的车中射出的子弹。周政死亡十五分钟后,得知消息第一时间赶去的周家人,在事发现场见到了医院过来拉尸体的车。

依靠金钱与威慑力量,刘家也迅速成为了广汉最具势力的地下秩序管理者。一个明显的变化是,越来越多的“操哥”开始跟随刘家,如同进入期货市场时为高材生开出高薪,刘汉此时也向“操哥”们许诺了吃住和丰厚报酬。每个月,刘汉向手下的几十个操哥提供每人约30万的资金,利用这笔资金,每个“操哥”可以维持手下十几二十几人不等的“兄弟伙”,一种粗糙的金字塔式的“操哥”管理体系由此成形。除了少数人手需要维持城市边缘赌场秩序,这些“雇佣军”在平时并不需要工作,天天聚集在鸭子河畔的茶棚里喝茶,一旦有事,则需随传随到。但召唤他们的机会变得越发稀少,在稳定的经济支撑下,2003年之后,广汉市的治安逐渐好转,刘维出头已完全控制了广汉的砂石与工地生意,手下“操哥”们的生意也越发顺利,没有人再敢向刘家发起挑战了。

新的秩序带来了令刘家人得以树立威严的规则,比如刘汉吃饭时,“操哥”们要在一旁肃立。刘汉始终与“操哥”们保持着恰当的距离,“操哥”们将刘汉称为“老汉”,对其做事的大气与对人的温和,颇为赞赏,一些人至今依旧对追随他的时光表示怀念。一位“操哥”曾负责刘汉什邡老家的刘家祠堂的油漆装潢。工程中,出现了问题,令这位“操哥”颇为纠结,在与刘汉面对面的交涉中,刘汉却大方地表现出宽容:兄弟没事,你帮我重新返工一下吧。事后,刘汉又将返工的钱付给了他。这单祠堂生意,令这位“操哥”赚了几十万。

刘维与哥哥不同,他是在熟人的眼中有情有义,但遇到如周政般的挑战者却睚眦必报,更重要的是,刘维与“操哥”们混在一起。毒品在90年代开始在广汉泛滥,刘汉并不沾毒品,但刘家长子刘建与四子刘维却是长期吸食者。刘家手下的“操哥”中也不乏上瘾者,其中包括与刘维成立乙源公司时的合伙人曾实川,曾与刘维关系紧密,两人在广汉住所皆位于中山小区内。然而,2006年,其在乙源公司的股份被变更,一个说法是,因其毒瘾难以自拔,刘维最终将他放弃。后来,曾实川撇下家中儿子,外出逃亡多年,当地警察在后来一次针对刘维的调查中,也并未查知他的下落。

刘汉与“操社会”且吸毒的弟弟刘维,联系并不紧密,但弟弟有事,刘汉一定帮忙。事实上,更多出于家庭因素,刘汉逐渐在广汉市内建立了令人恐惧的记忆。在一次刘家手下的“操哥”与广汉市内一小区保安的争执中,保安骂道:刘家的人不是好东西。刘汉闻知此事,随即吩咐手下人将保安收拾了一顿,并质问他:我们刘家的人怎么不是好东西?在另一个事件中,刘家五女刘英在理发店,要求座位上的客人起身给她让座,引人不快,刘英上前用两个巴掌给了对方深刻的印象:你晓得我是哪个吗?

刘家的声名鹊起,是在1994年后。这一年,刘汉受到了绵阳市的邀请,来到广汉,投资建设了绵阳的河堤开发工程。后来,这片一百五十米长宽,三公里长、风景优美的河堤边,耸立起了刘汉的第一个房地产项目益多园小区。对于刘汉的到来,绵阳市政府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为了支持他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官方出面曾向拒绝搬迁的居民表示:不支持刘汉,就是不支持政府。财政的紧缩是体制甘愿向资本屈身的原因,产权与税制改革令地方政府一时囊中羞涩,与此同时,城市建设正在成为九十年代如火如荼的经济运动与考核指标。绵阳市政府希望刘汉来此修建机场,给他开出的报酬即为河堤地区房地产项目的置换。由此,在与地方政府进行利益交换后,房地产开始进入刘汉的经营序列,转年,他又斥资1.2亿元,开始投资开发绵阳涪江江心小岛村的房地产项目。绵阳也成为了刘汉事业发展的大本营。1997年,刘汉在绵阳注册成立了汉龙集团公司,公司旗下包括四川平原实业有限公司、益多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小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后来汉龙集团陆续持有了境内外5家上市公司股权(境内1家,境外4家),同时拥有了全资及控股企业30多家。在这个曾被称为“四川小德隆”的汉龙系中,刘汉并非企业法人,而是作为实际控股者居身幕后。刘汉与绵阳市的合作越发紧密,两年时间内他如约出资接下了绵阳市迎宾大道公路、绵阳机场以及绵阳市汉龙大桥等城建项目。

这是刘汉走出广汉的年月。在新的省委书记上任后,他将汉龙集团总部迁往了成都。在此之前的九十年代中期,刘汉依靠一位手下“操哥”的父辈关系,进入了阿坝州。并不确知刘汉在阿坝进行了何样行止,他为人所知的是,2000之后,在阿坝州进行了一系列的投资,并在2003年,高价接手了富商周滨转让给他的一个阿坝州九顶山的旅游项目。

他在广汉的生意,还在继续运转,但逐步解除了与当地体制的勾连。新的工商政策影响下,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以往的挂靠企业开始逐渐脱离与体制的关系。在1997年成立汉龙集团前夕,刘汉要求体改委出具证明,说明体改委并未在平原公司拥有投资,与同年代的民营企业者相比,刘汉显然比他们更具有优势与主动权,他的公司并未与体制发生所有权上的纠缠,这让他的脱离之路并未遭遇坎坷。2000年5月8日,全民所有制的平原公司与广汉市体改委解除挂靠、正式注销,同一天,私营性质的四川平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登记成立,法人变为了常冀军,刘汉依旧隐身在后。公司最早的注册地址位于广汉市西外乡人民政府内,在同一地址注册有一家名为四川原钢有限公司雒西分公司的企业,刘汉的合伙人常冀军担任着该公司的负责人。金属批发是这两家公司的交叠业务。而在解除挂靠前的1998年,平原公司作为受控股公司,已被刘汉堂兄刘沧龙纳入四川宏大集团的系统中,在接下来的数年,他将与这位长他10岁的堂兄联手开拓期货市场。

期货,是刘汉从个体企业主发迹成为资本掌控者的起点。从四川期货市场起家后,刘汉迅速成为了早期草莽的中国证券市场的重要人物。1995年,在”327国债事件“中,刘汉与袁宝璟、周正毅、魏东均等期货大佬,利用当时中国期货市场涨跌停板等制度的不健全,联手做多,令中国证券市场教父级人物、万国证券掌门人管金生损失惨重,最终被送入监狱。证券市场成名战役的第二年,刘汉与来自东北的亿万富豪袁宝璟在成都期货市场展开了一场受人瞩目的高粱对赌,赌局以刘汉净赚2000万元、袁宝璟赔进9000万元告结。事后,袁宝璟怀疑刘汉修改了期货交易所的规则,袁宝璟派出杀手枪击刘汉未遂,两人结下仇怨,刘汉首次在期货市场遭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枪击事件后,惊魂未定的刘汉雇佣了四名退役的武警充作保镖,并一度考虑退出期货业。1997年4月,平原公司以战略调整的名义将海南中商期货交易所的席位转让给了四川和正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但对期货规则并不熟悉的刘汉,在签署《席位转让协议》时,并没有办理过户手续,6年之后,由此引发的一场期货纠纷案令其时刚刚登上胡润百富榜的刘汉烦恼不已。

在此之前,刘汉曾获益于自己所建立的秩序。用期货交易赚来大笔资金,大方的刘汉在政商两界逐渐建立了自己的人脉,并依靠这些关系,在尚未出台《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期货市场中,接连通过修改交易规则获利。但这套秩序,在面对同样充满野心的袁宝璟以及逐渐被纳入规范的市场时,突然失灵了。

疲劳

1993年年末的一天,叶文志启程赶赴成都,担任过十年广汉主政官后,调任四川省劳动厅副厅长,级别调升半格。这本该令他感到欣喜,如果不是一场突发事件,令这场锦衣告别变得落寞。就在不久前,叶文志的妻子受到了纪律部门的检查,最终因经济问题身陷囹圄。叶文志本人并未受到牵连,但这对于他改革与廉洁自许的政治生命来说,不啻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一个不好的预兆是,置喙的人多了起来,而新调任来的书记对叶文志的改革并不感冒。转年,一场改革经验总结会在广汉领导层中召开,会议对叶文志改革给出了两条结论:第一,利用改革小组渠道,经常越级沟通,没有处理好与管辖上级德阳市的关系;第二,发展过快。

邹家沛也感觉到了不适,他所参与的农村体制改革,越来越后继乏力。一个来自上层的明显的变化是,以往主导农村体制改革的中央农研室在80年代末从行政序列中消隐,农业部接过了其部分权责,这令体制改革的协调能力大幅下降。逐渐到90年代中期,邹家沛发现,关于农村体制改革的会议已经从会议日程中消失了。

一系列新的变化即将从更大尺度上向下延伸。1993年,新上任的经济领导人将目光转移到了国有工业部门。相比早些年激烈的农村家庭式工商业改革,国有工业部门显得脚步缓慢。尽管出于稳妥考虑,它没有选择叶利钦式的“震荡疗法”,但却在90年代初期蓬勃的私营部门以及外来资本的竞争中,显得回天乏术。对这些亏损的国营企业进行改制,成了北京传递给地方政府的新压力。

邹家沛所在的体改委承担了广汉市的产权改制任务,他需要在接下来数年时间内将广汉市的资产负债表拉平。按照各地通行的方式,租赁、收购和股份制成了解决方案,而在崛起于改革年月的私营业主,此时则成为了方案中的买家,刘汉即是其一。

1998年,刘汉收购了广汉市城市燃气有限公司,在当年的广汉市官员的口述中,收购的价格相当低廉。这笔收购是他商业生涯中进行的第一笔收购,也是他第一次涉足能源领域。第二年,他又收购了国营绵阳市酒厂,并在2001年将其改制更名为四川省绵阳市丰谷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前相似,这比收购的价格依旧远低于市场价。2000年,他又在德阳市政府的安排下,入主了在深交所上市、前身为四川省树脂厂的金路集团。与此同时,他的堂兄刘沧龙也完成了对什邡周边数个化工厂的收购。在对亏损的国有工厂的收购中,刘家的两个合伙人同时也完成了对工厂所属的国有土地的占有,经过地方政府与国土部门的审批,这些土地将转变性质,划入他们的名下,并在未来十年中价格飙升。土地资本被认为是刘汉继期货后的商业生涯第二春,与此同时,在与体制解除挂靠关系后,作为私营企业者,他也终于找到了与之相处的另一种姿势。

但硬币的另一面,同样值得关注,在这场约有四千万国企员工下岗的改革中,大量的中小型国企关闭转制,超大型国企却因此成势。这些占有垄断的利基的公司,控制了上游经济领域和关键行业,并发出了新时代转变的信号。

刘汉的新变化始自二十一世纪的头一年。这一年,他投资开发了阿坝州四姑娘山风景区,作为私营企业者投资国家级旅游风景开发区,颇为罕见,这也成为了他在阿坝州投资的序幕,接下来,刘汉在阿坝州相继投资了水电等项目。同年,在阿坝州委领导的引荐下,他遇到了从美国归来的富商周滨,在接下来的数年中,刘汉与之产生了数次生意来往,除了上文曾提及的阿坝州的旅游项目,2004年12月,刘汉将所持有的黄龙电力公司和两个新建水电站天龙胡电站与金龙潭电站卖给了周滨实际持有的公司,成交价格5亿,两个月后,上述项目被周滨以27亿价格转手卖给了大唐电力集团旗下的桂冠电力公司。在刘汉与周滨完成交易后不久,刘汉曾经的对手袁宝璟却急剧陨落,他和两个兄弟,因敲诈、勒索以及雇凶杀人被判处死刑,转年以注射方式被终结了生命。新时代,并未眷顾所有的人。

“幸运者”刘汉在此后,开始进入一个更大的政商网络。据《财经》报道,刘汉通过结交四川省内关系,使自己成为了连续三届的四川省政协委员、政协常委,而其亲信也被安排进入了人大系统。而与省外的官员交好则为他带来了更为实惠的利益。他通过云南省委内的关系,于2003年联合堂兄刘沧龙收购了亚洲最大的铅锌矿兰坪铅锌矿51%的股权,获得的潜在经济价值超过千亿,这令刘汉一夜间变成了“矿业大王”。此外,在2002年至2006年间,刘汉因涉嫌操纵金路集团股价,受到监管部门约谈,但最终依靠证监会四川监管局某处长的关系,令此事不了了之,作为交换,刘汉后来安排这位处长辞职后进入了宏达股份担任副总。而在广汉的“操哥”圈内,他则刻意声张自己同一位邓姓后人的关系,自称为此人的干儿子。刘家四子刘维在此时也开始维持与政界的关系。为了与政界交好,刘维先后捐资修建了广汉市内的体育馆、医院以及广汉中学的图书馆。作为回报,他在之后获得了广汉市东门外地块的开发权,与此同时,他也在政界开始散发影响力。一位接近广汉官场的人员透露,广汉市政府曾在向德阳市提交的报告中明确写有:刘维说的,这个写得不对,重新写。

刘家兄弟不再是当年西门外四合院里的穷孩子了,他们也将自己的爱好推展到了更大的空间。谙熟赌博的刘汉,开始频繁出没于澳门及公海赌场,招待官员并且结纳关系。兄弟俩也将财富投资于慈善,刘汉捐赠在北川曲山镇冠名捐赠的希望小学,因历经汶川地震不倒,一度名声大噪,被冠以“四川首善”,刘维则长期捐款扶助贫困学生。但了解刘家兄弟的人表示,刘家人在捐助学校周边收获了大量的建设项目,慈善与生意之间关系几何,难以深究。这些爱好中,最令与刘家兄弟熟络者惊讶的是,数年前,文化程度不高的刘维热衷起背诵古诗,并乐于在饭局席间向朋友炫耀,他曾向一位旧友表示:我要用这个“装潢门面”。

企业家刘维想结束自己的“操哥”生涯,但江湖中人并不愿善罢甘休。2009年,刘维“操哥”生涯初期的大哥、后来成为对手的陈富伟出狱后找到刘维,恐吓他:要么你离开广汉,要么我就把你拿掉。陈富伟有这个自信,他已蹲过数次班房,早已视之如家。陈富伟显然是有备而来,他雇佣了两名退役特警充作贴身保镖,令刘维无法像曾经对待周政般,保险地于暗处袭杀。但刘维下定了决心,面对咄咄逼人、无所顾忌的陈富伟,他心生恐惧,决定无论影响如何,先下手为强。2009年1月10日下午2点50分,正当陈富伟坐在鸭子河畔露天茶棚中喝茶时,刘维派出的枪手突然出现,近距离将之击杀。这次光天化日下的枪击案令刘维陷入了极大的麻烦,广汉街头不久即贴出了公安部下发的针对刘维的B级通缉令。

案件很快不了了之,不过令中央惊动的影响,使刘家兄弟心生惧意。刘汉很早就拥有了新加坡身份,刘维则加入了加拿大籍。刘维成为通缉犯后,手下的“操哥”曾劝他逃亡外国,但刘维并不愿意离开中国。先躲出去的是刘汉。2012年,王立军闯入美领馆后,有人向他通风报信,让他出去避一避风头,在美国躲了一段后,刘汉又接到了让他回国的消息。与刘维相比,在政商网络中游刃有余的刘汉,疲劳更甚,熟悉他的人透露,早在数年前,刘汉即曾考虑洗手不干、彻底退出,但这时他发现,自己已不属于自己。

笃信佛教的刘母李万珍对儿子们的印象并未改观,当年谙熟于小偷小摸的两兄弟如今依旧不争气,甚至不知从何时开始,她对这对“兄弟伙”的运数产生了不祥预感。她坚持让刘维在每月初一、十五,开车送她去广汉市郊的炳灵宫做抄字义工,吃斋念佛,位于拉萨的大昭寺也成了刘母每个月的祈祷之地。虔诚的祝祷看来并未获得庇佑,2013年3月间,刘家兄弟分别在北京和深圳被捕。一年之后,曾在压抑后高高弹起又很快疲惫的刘家兄弟,站上了审判席。对他们的指控是:涉嫌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及故意杀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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