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聊起中日关系颇多,前不久又补了所谓文人气质浓厚的新派武侠电影《倭寇的踪迹》,心随笔动,索性开文聊聊倭寇。

(一)有顾虑的倭寇史观

对明史略微熟悉的人而言,“北虏南倭”是对明代中国遭遇边患情况的一种概括性表述。北虏比较好理解,从明初的北元残余,到明中期分裂坐大的瓦剌、鞑靼诸部,再到晚明兴于辽东的建州女真,这些盘踞在北中国、占据广袤土地的少数民族政权,是传统中原汉族王朝的老问题。运往长城用以加固墙基的糯米浆越来越多,朝廷则被折磨得日渐穷蹙。“老问题”们毕竟有章法,掠地劫财,窥伺中原,他们还是按套路出牌。但南边的倭寇则更像是一笔无厘头的糊涂账。

许多人津津乐道这些参与历史进程的传奇人物,敌方有平户藩的松浦隆信(まつら たかのぶ)、“徽王”王直、“开台王”颜思齐、“尼古拉”郑芝龙(没错,郑成功他爹)等,我方有胡宗宪、朱纨、戚继光、俞大猷等。但他们影响貌似巨大,却来得突然,消失得也突然。无论敌我双方,才以绚烂的乱世枭雄开篇,却马上以惨淡的悲剧人生收尾,我们甚至很难从话本小说兴盛的明代找到关于倭寇演义一类的的集中记载。

我约略查了下,文学史研究中有一组比较有意思的数据,明代小说主要涉及抗击倭寇的故事只有成书于万历年间的一篇《胡少保平倭战功》,其余总共可查的五则小故事仅作为故事背景提及,并没有专门对平倭事迹的演义小说。

这未免有些不近情理。

成书于泰昌天启间的《喻世明言》卷十八有一段 “杨八老越国奇逢”的故事。说的是陕西商人杨复在福建经商被倭寇劫去了19年,又被充做倭人胁迫参与劫掠,终于和家人团聚的故事。但小说有意强调是元朝故事。黄仁宇在《从<三言>看晚明商人》中断言:“将嘉靖间倭寇事迹,讳称元代,显系避免评议当日政府。”

于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就出来了:他们是谁,打哪儿来,来干嘛?这事儿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讳言?这些简单的问题折腾了历史学家为之展开了近四百年喋喋不休的争论。

关于明朝倭寇的问题从明初争论到明末,又在消停了两百多年后,从1911年再度进入历史学家视野,至九一八及抗战前后又反复宣贯,形成了牢不可破的的主流倭寇史观——倭寇侵略是日本国策划的对明帝国的侵略性战争,贯穿明朝始终,且明帝国之虚弱助长了日本的侵略。先按下急于驳斥的心情,在“对日民族哀伤情绪总爆发”的上世纪三十年代,估计没有人敢抛出异样的观点。解放后至改革开放之前,一股对日缓和的论调又浮出水面,历史学界的“拨乱反正”,让部分学者掀起了对《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倭寇”条的深刻批判。这个辞条是这么写的:“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明史学者樊树志就不止一次对此予以批判:“这个结论是很成问题的。也难怪这个条目的撰写者,它其实是以往历史学界流行的观点。但是这种历史认识认识已经远远落后于史学自身的发展了。”

赘言如斯,无非证明一条:中国历史研究多少带有实用主义倾向,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在倭寇研究中也难以免俗。去历史原发点越近的记录带有隐晦性,而越远的记录则带有倾向性。

于是,我试图去寻找那么一段“不远不近”的记录,这似乎可以帮助我们抛开当时的、现实的一些政治顾虑,来清晰地追寻“倭寇的踪迹”。

成书于万历三十四至三十五年的《万历野获编》中的一段记录,进入了我的视野。

(二)一段“不远不近”的记录

《万历野获编》的编纂时间距离戚俞联军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联手剿灭最后一支粤澳倭寇约过了半个世纪。作者沈德符出生仕宦之家,随父寓邸京师期间也多结交中官勋戚,典故遗闻多所记录,典章制度亦详加检点,之后因功名无望而返乡著述。因此个中史料也历来为历史学家所看重。值得一提的是,沈德符家乡正是倭迹频仍的浙江嘉兴。

这段记录来自《万历野获编》卷十二·户部目·海上市舶司条:

太祖初定天下,于直隶太仓州黄渡镇,设市舶司,司有提举一人、副提举二人,其属吏目二人、驿丞一人。后以海夷狡诈无常,迫近京师,或行窥伺,遂罢不设。洪武七年,又设于浙江之宁波府、广东之广州府,其体制一同太仓。其后宁波寻废,今止广州一司存耳。盖以宁波亦近畿甸,为奸民防也。按市易之制,从古有之,而宋之南渡,其利尤溥。自和好后,与金国博易,三处榷场,其岁入百余万缗,所输北朝金缯,尚不及其半。每岁终,竟于盱眙岁币库搬取,不关朝廷。我朝书生辈,不知军国大计,动云禁绝通番,以杜寇患。不知闽广大家,正利官府之禁,为私占之地。如嘉靖间,闽浙遭倭祸,皆起于豪右之潜通岛夷:始不过贸易牟利耳;继而强夺其宝货,靳不与直,以故迹愤称兵。抚臣朱纨谈之详矣。今广东市舶,公家尚收其羡以助饷。若闽中海禁日严,而滨海势豪,全以通番致素封。频年闽南士大夫,亦有两种议论:福兴二府主绝,漳泉二府主通,各不相下。则何如官为之市,情法可并行也。况官名市舶,明示以华夷舟楫,俱得住泊,何得宽于广而严于闽乎?况迩年倭侵高丽,亦何曾问闽广海道也?

“我朝书生辈,不知军国大计,动云禁绝通番,以杜寇患。不知闽广大家,正利官府之禁,为私占之地。”沈德符这句话是相当有见地的。他将倭寇兴灭之论归在“市舶司”变迁条目下加以阐述,正可看出他对于倭寇成因的某些理解是异于去其未远“不知军国大计”的夏言等辈。而后者正是在担任嘉靖朝给事中期间建议取消对日市舶,厉行海禁的。

根据现有的研究通识,“倭寇”是分成两拨的。一拨在明初,也就是朱元璋时期的从朝鲜半岛延伸至辽东半岛再至江苏沿海的所谓“前期倭寇”;一拨在明中叶,也就是朱厚熜时期从浙东沿海延伸至闽粤琼地区的所谓“后期倭寇”。沈德符的论述也很好地支持了这一观点。

他首先指出,明初“海夷狡诈无常,迫近京师,或行窥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有“海夷”经常在京师(指现在南京)附近地区窥探,伺机行事。“海夷”是谁?按照字面意思,外邦为夷,此处应是指日本(此时距离哥伦布1492年远航为时尚早,葡西二国不可能进入太平洋,其余南洋诸国以航海能力也未必能到东海海域),一个“窥伺”已不仅仅是满足财富需要之意,更含有对明初政治有所图谋的意味。进一步而言,此处“海夷”应是日本南北分裂的政治格局下的产物――落败的武士浪人,这与胡惟庸“南通倭寇,北接旧元”的罪名是有所联系的。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状态。其后他以嘉靖朝“闽、浙遭倭祸,皆起于豪右之潜通岛夷。始不过贸易牟利耳,继而强夺其宝货,靳不与值,以故积愤称兵。”这段论述,也是我要关注的重点。从字面意思看,岛夷是日本无疑,豪右则是沿海地方豪强势力。而沈德符认为,倭患实际上是为贸易矛盾激化的后果,是“积愤称兵”所致。

明代倭寇侵扰图

(三)明初倭寇也复杂

把倭寇分为不同时期、不同原因、不同身份来讨论,这种分析方法值得赞许。但沈德符认为明初倭寇是“或行窥伺”的日本人,嘉靖间倭寇为“积愤称兵”所致,这两种说法显得过于直白简单,需要我们再行剥茧来看。

明初倭寇是否只有日本人呢?

持明初倭寇为日本人的论断,在沈德符之前,嘉靖朝的钱薇在其《承启堂集》卷一《与当代处倭议》中就如此认为。他指出,“倭寇事体,今昔不同。国初倭患,虽遍于沿海一带,然止倭耳。” 后来,研究倭寇的日本学者藤家礼之助、田中健夫等人就对此深信不疑。

沈德符显然没有那么直接认为倭寇全部且只有日本人。他同时提出,宁波港的废弃是“盖以宁波亦近畿甸,为奸民防也。”,可见他对明初倭寇中存在境内“奸民”是有认识的。在明代人的脑海中,与日本发生瓜葛且能被冠以“汉奸”首当其冲是胡惟庸——明初淮右集团核心成员,明王朝官方认可的最后一任丞相。《明史·日本传》里有一段类似小说的记录:

胡惟庸谋逆,欲藉日本为助。乃厚结宁波卫指挥林贤,佯奏贤罪,谪居日本,令交通其君臣。寻奏复贤职,遣使召之,密致书其王,借兵助己。贤还,其王遣僧如瑶率兵卒四百余人,诈称入贡,且献巨烛,藏火药、刀剑其中。既至,而惟庸已败,计不行。帝亦未知其狡谋也。越数年,其事始露,乃族贤,而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

这段记录的源头是朱元璋亲自编纂的《大诰三编》,当年清修明史时将之采录。但它依旧不足采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所谓的“日本国王”,其实是当时控制日本南部的怀良亲王,而正是这位怀良亲王在洪武二年杀掉了朱元璋遣往日本宣示国威令其臣服的2名使臣,且回信傲慢无礼。胡惟庸再不智也不必选择这样一个“中介”来完成预谋行刺的政变。且这个担任“刺杀”任务的如瑶和尚已被证明来自北朝,而非南朝。但这段记录却提供了两个比较客观的事实:即确实发生了“诈称入贡”的事件,以及明朝政府内部出现了里通日本的“奸民”。

在这里有必要补叙一下明初日本国的情状。日本的南北朝发生于1336年至1392年,大致与元末明初的历史时期相当。之前为镰仓时代(かまくらじだい 1185年-1333年),之后为室町时代(むろまちじだい 1338年-1573年)。在这段时期里,日本同时出现了南、北两个天皇,这也就是被经常提及的“天下二分,两统迭立”的时代。日本进入了无统一政府的混乱时期。南朝在与北朝的战争中接连失利,一部分落败的官僚、中下层武士便无所依归,琢磨出路。

他们去哪儿了?去中国淘金。但他们起初并非做了强盗,而是使者。

新兴的明帝国正蹒跚起步。朝廷对维护“朝贡体系”拥有较大的兴趣,以此彰显国家法统的正当性,对于远来朝贡的海夷只要恭顺,则一概薄来厚往,这就造成一批缺乏本国政府有效管辖的日本人愿意冒充朝贡使者到明朝这里来骗取财物,朝贡完了以后他们有些人便滞留在中国沿海附近,有些人便顺东南季风由长崎至宁波固有之航道往来活动。不久之后,这些日本使者却越来越得不到朝廷的优待,传说是由于某名日本使者一首“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银瓮储清酒,金刀脍素鳞。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阳春。”的打油诗嘲辱了皇帝,以至于明日之间战争亦一触即发。实际上,朱元璋未必会被一首诗气得暴跳如雷,但像“僧如瑶率兵卒四百余人,诈称入贡,且献巨烛,藏火药、刀剑其中”的恶性事件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假冒使者被带至尊贵的皇帝面前,这本身就足以威胁到皇帝的安全,更何况还藏有攻击性武器?此类层出不穷的诈贡事件的出现(朱元璋曾对礼部屡次引见这些没有携带国书的日本使者很是不满,你以为见个皇帝是去菜场买菜吗),或许才是明朝对日关系急转直下的真正原因之一。想的比较多的朱元璋或许进一步意识到,有人假借混乱的日本局势在谋取利益。

我们往往认为,明初倭寇是被日本国“抛弃”的一群人,即倭寇的行为实际上是流亡的中下层官僚及武士的自谋出路的行为。但如果了解日本之前曾遭遇到蒙古两次强攻(未遂)以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日本始终保持着一种对大陆中央王朝的深深恐惧。倭寇行为是否得到当时南北朝政府的默许甚至“鼓励”,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一点。但从朱元璋给怀良亲王的第一次国书中责问日本寇略中国沿海,并要求其“修兵自固”时,南朝相当不配合的态度以及第二次送达国书后开始服软的怀良亲王送还了倭寇从浙江宁波劫掠来的七十余口中国百姓,这或许可以说明倭寇的存在多少有割据势力支持的意味在里面。已经有阴谋论调指出,明初的倭寇正是日本用类似海上“游击战”对大陆中央王朝施行的一种以攻为守的流氓策略。正如十七世纪英国女王发放“私掠许可证“(Privateering Commission)支持向拥有无敌舰队的西班牙做出劫掠商船的行径如出一辙。混乱的日本无需由一个政府出面承认劫掠的罪行(当朱元璋对日本海盗活动的猖獗准备发兵剿讨所谓“日本国王”时,他甚至将国书“乌龙”地发给了已经处于北朝压力下岌岌可危的南朝),相反,日本割据区域统治者假借混乱局势尝到海外掠夺的甜头后,他们没有理由不支持这项行动。平户藩的松浦家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个家族的子孙松浦隆信(まつら たかのぶ)后来成为嘉靖朝倭寇集团最为著名的人物之一。

日本海图

回到朱元璋和沈德符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中国的“奸民”在哪里?

“盖以宁波亦近畿甸,为奸民防也。”参与胡惟庸叛变的骨干分子林贤,他的职务恰恰是宁波卫指挥使,这当中的联系,恐怕是不言自明的。胡惟庸当年把林贤贬职用的是劫掠日本使节船只的罪名,但处理方式很独特:佯奏贤罪,谪居日本。也就是说,你伤害了日本人民,那么,你就去日本吧。林贤去日本一去三年,他究竟干了什么,以及为何之后胡惟庸将其偷偷召回,这里面的关窍恐怕没有几人可以知道。林贤是洪武十二年(1379)年被胡偷偷接回的,在上一年,也就是洪武十一年(1378),发生了朱元璋诏令“六部所属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的事情,“勿关白”三个字绝对抽了时任丞相、掌握中书省实权的胡惟庸一嘴巴。感觉到危险的胡惟庸在次年做出些许部署也非没有可能。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大诰三编》朱元璋在林贤案后的感叹分析,林贤很有可能是从张士诚那里投诚来的。但林贤在参与胡惟庸叛变时的作用有多大,我认为也不必太过高估。重要的是,他在宁波经营多年及在日本的谪居经历,说明其身后所牵扯的国内“反动势力”及别有用心的“境外势力”必定给予了某种无法解释清楚的支持。不然朱元璋也不至于下定决心将宁波市舶司彻底关闭。因为沈德符已经强调了宁波在历次对外贸易中重要的创收作用:其岁入百余万缗,所输北朝金缯,尚不及其半。每岁终,竟于盱眙岁币库搬取,不关朝廷。这么一个在南宋日进斗金的贸易据点被猝然关闭,对于财政紧张的明政府而言,恐怕有着更深一层的战略意义。

宁波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明初长江流域盘踞的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势力被朱元璋悉数剪灭后,其余部大多通过宁波逃入海上,继续与朱元璋势力对抗。这些离散的武装力量也急于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朱元璋一定意识到了,倭寇不再是散盗,通过一个林贤,“内外勾连”的事实其实已经摆在了面前——倭寇在沿海熟悉地形,进出自如以及僧人如瑶能进入大内带来那些危险的贡品,这当中存在几许阴谋已经非常明显。他的宿敌正扮演着并不光彩的角色,“每诱岛倭入掠”的报复行为,只为让新生的明王朝意识到这些争夺天下的失败者无计可施的愤懑。

因此,尽管胡惟庸是否交通日本缺乏直接必要的证据,但沈德符加之以“窥伺”二字确实是神来之笔,似乎也意在说明倭寇的目的并非只有财货那么简单。因而,关于明初的倭寇或许应该是由日本地方势力支持,由日本浪人、中下级武士和元末明初中国反元势力残余组成,勾结一部分有所企图的明朝内部官员共同构成的一股力量。

(四)豪右·官府·日本人

在之前阅读沈德符关于嘉靖年间倭寇形成的论述中,我一直不敢下很明确的断语。

“如嘉靖间,闽浙遭倭祸,皆起于豪右之潜通岛夷:始不过贸易牟利耳;继而强夺其宝货,靳不与直,以故迹愤称兵。抚臣朱纨谈之详矣。”这段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曾有过两种解读:一是“始(豪右)不过贸易牟利耳,继而(豪右)强夺其(日本人)宝货,(豪右)靳不与值,(日本人)以故积愤称兵。”二是“始(豪右)不过贸易牟利耳,继而(日本人)强夺其(豪右)宝货,(日本人)靳不与值,(豪右)以故积愤称兵。”

乍看之下,若推论前提为“倭寇即为日本人”,则前一种似乎更为顺畅,但若解释为日本人“积愤称兵”,我们就忽略了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日本与中国贸易是中国向日本提供紧缺的物资,“宝货”于此处应该是中国商品,豪右如果强夺自己的宝货,岂不可笑?并且日人因“积愤”称兵于中国仅“争贡之役”可观,而“争贡之役”发生在嘉靖二年,且称兵原因也并非是中国商人“靳不与值”,而是日本大内氏与细川氏贡使间为争夺朝贡之先后而大打出手。更为重要的是,争贡之役是闭关的直接原因而非倭患的直接原因。于是,以此前提观之,后一种解释就更为合理了,即嘉靖倭寇是不再是浪人海盗,而是从事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并且是因为日本人的赖帐而引起他们的起兵反抗。

是不是存在第三种解释?

始(豪右)不过贸易牟利耳,继而(官府)强夺其(豪右)宝货,(官府)靳不与值,(豪右)以故积愤称兵。一面是日人强夺豪右宝货,一方面是官府强夺豪右宝货,究竟哪一种更接近沈德符的叙述真相呢?

突破口在于之后由沈德符自己提出的“抚臣朱纨谈之详矣”。

朱纨字子纯,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历官景州知州、开州知州。嘉靖初迁南京刑部员外郎。历四川兵备副使,屡迁至广东左布政使。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以右副都御史身份巡抚浙江,兼摄福州、兴化、泉州、彰洲四府事。对于“嘉靖大倭寇”的论断,后人经常语及他给皇帝的奏疏中的话:“去除外国盗易,去除中国盗难。去除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除中国衣冠之盗尤难。” 从字面意思观之,朱纨对真正由日本人所引发的倭乱并不担心,而对潜伏在中国内部的扶助乃至参与倭寇的凶恶势力给予了“尤难”的评价。

明代倭寇图

事实上,这些被后人视为精辟的论断源于如下这段史实——

纨巡海道,采佥事项高及士民言,谓不革渡船则海道不可清,不严保甲则海防不可复,上疏具列其状。于是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闽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坏之。……夏四月,俘日本国人稽天,许栋亦就擒。栋党汪直等收余众遁,筑塞双屿而还。番舶后至者不得入,分泊南麂、礁门、青山、下八诸岛。势家既失利,则宣言被擒者皆良民,非贼党,用摇惑人心。又挟制有司,以胁从被掳予轻比,重者引强盗拒捕律。

——《明史•列传九十三 朱纨》

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大致可以勾勒这样一个情状:闽浙势家也就是沈德符所言的“豪右”,他们对于朱纨损害他们走私利益的禁海政策颇有不满,自朱纨取得双屿大捷后,他们从心理抵触转化为以实际行动抵制朱纨对于倭寇的惩罚。从朱纨捕获的盗贼观之,其成员也不仅仅是日本人,也有中国人。而地方大族可以“挟制有司,以胁从被掳予轻比,重者引强盗拒捕律”,却也说明了一种更恶劣的情况:不仅仅有中国地方势力参与,甚而有官府势力混杂其中。

从豪右与倭寇的暧昧关系可以推断,朱纨认为倭寇的起因是由中方境内走私活动猖獗所引发。且以“去除中国盗难”而言他认为倭寇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恰恰是中国人。他深切明白“抗倭的关键是杜绝境内的走私商人的下海活动。”

回至疑问本身,我们便可以看到原先的两种解释其实并非真相,且不说日本人强夺豪右宝货是否真有,纵使为真,豪右迁怒于日本人也不会不助朝廷反助盗贼。因而,沈德符的真正含义正是通过“抚臣朱纨谈之详矣”明白地告诉我们:始(豪右)不过贸易牟利耳,继而(官府)强夺其(豪右)宝货,(官府)靳不与值,(豪右)以故积愤称兵。

(五)愚蠢的海防政策

在理清沈德符的逻辑思路后,他的说法是可取的。

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成果表示,嘉靖朝“倭患”实际上是由中国境内海商走私集团武装对抗明政府“禁海令”所引发的。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嘉靖“倭寇”实则是在中日走私贸易间渔利的中国海商及其追随者。 他们依托闽浙地方大族,进行走私贸易,而官府为了保护税收,强行扣留走私物资,自然也不会给予他们赔偿,这些以走私为生的海商气愤难平,与浪人勾结,转而为海盗,他们积愤的对象恰恰是明王朝的禁海令。

我们可以看一下时任浙江巡抚的胡宗宪编纂的《筹海图编》中关于中国贩于日本的货物:

丝:所以为织绢纻之用也。……若番舶不通,则无丝可织。每斤值银五十两,每百斤价银值二百两。

红线: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七十两。

水银:其价十倍中国。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三百两。

药材:甘草,每百斤二十金以为常。

从中我们已不难看出,如此丰厚的利润怎么能使中国商人因国家的海禁而放弃呢?相反,正是由于海禁才使得走私集团的货物显得奇货可居,至于铤而走险对抗官府也是利益驱使之使然。沈德符在此也认为海禁使“闽、广大家,正利官府之禁为私占之地”。

关于嘉靖倭寇的复杂组成,当时人以及之后的部分学者有着清醒的认识。嘉靖时钱薇言:“今也,华人习知海外金宝之饶,夷亦知我海畔之人,奸阑出入,易与为市。……且如闽广群不逞之徒,明越诸得利之家,外交内,为彼耳目……是故处倭奴之策易,处奸党之策难。” 又有屠仲律言:“通番互市,夷十一,流人十二,宁绍人十五,漳泉福人十九,虽概称倭夷,实多编户之齐民也。”

与沈德符同时代的唐枢和谢杰的观点也可以作为旁证依理而循。唐枢作为时任闽浙总督胡宗宪的好友,在给他的信中写到:“嘉靖六七年后,守臣奉公严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 谢杰在其《虔台倭纂》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倭寇的本质:“倭夷之蠢蠢者,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 同时,他指出倭寇兴兵也绝非简单的 “靳不与值”所致,而是“病于海禁之过严” 。

根据中日学者关于倭寇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分析认为倭寇兴起的缘由是中国海商不满政府禁海,欲武力“要挟官府,开港通市”。山根幸夫在《明帝国与日本》中指出后期倭寇的主体是“由于合法的海外贸易遭到禁止,不得不从事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他们的目的是“废止禁海令,追求贸易自由化”。 中国学者王守稼在《嘉靖时期的倭患》论述得更为彻底:明朝政府把王(汪)直集团视为“倭寇”,而王(汪)直集团也故意给自己披上“倭寇”的外衣。 他们其实是“假倭”,而“真倭”大多数是其雇佣的日本人,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很明显,王(汪)直海盗集团的所为是对政府“假招安,真消灭”计策的报复,同时也是为了逃脱责任,而地方政府为了推卸实施这一计策失误的责任,也顺水推舟地以“倭人来犯”上报。可见,嘉靖“倭寇”是敌我共同编织借以掩盖双方责任的绝佳“借口”。

如果倭寇真有原罪,那也是源于明政府愚昧的海禁政策。它使得在中日贸易间谋生的中国海商失去了经济来源,不得不从事走私贸易,同时组织武装对抗政府,假借倭寇来逃避责任,逼迫政府通市而已。所以,沈德符作为去倭患未远的当时人而言,是看的比较明白的。所谓“官为之市,情法可并行也”,让海上市舶司真正发挥贸易中介的作用,才是杜绝倭寇最好最直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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