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解决的问题

1941年,日本面临一个是否与美国开战的选择,如果避免战争,他们就要退出轴心国同盟,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撤军,他们将失去连年战争的成果,超过20万人的死亡将毫无意义,日本的领导人看来,这种情况在将导致他们的国家沦为“三流”。

但是与美国一战这个选择似乎更不可取,因为在这样一场不符合逻辑的战争中,日本要面临一些看上去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首先,日本要面对美国绝对的实力。1941年开战前,美国的工业产值是日本的22倍,煤炭产量是日本的7倍,石油产量是日本的721倍,钢铁产量是日本的18倍,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13倍。在没有进行战争动员的1941年,美国每年制造价值4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而同期的日本,尽管处于战争状态,这一数字也只有20亿美元。随着战争的爆发,这些数字还将被拉大数倍。另外,美国的人口是日本的2倍,这就意味着,一旦发生战争,美国的动员兵力也将大大超过日本。

昭和16年(1941年)美日经济实力对比(NHK纪录片《太平洋战争》)

其次,日本人面对的是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因为与中国进行着胶着的战争,资源匮乏的日本依赖美国为其提供战略资源。1941年,日本70%以上的钢铁和石油从美国进口,一旦与美国开战,这些资源将被切断。

第三,日本当时在世界上唯一的盟友,只有同为轴心国成员的德国和意大利,它们并不希望改变美国的孤立主义状态。虽然通过援助法案,美国给予轴心国的敌人以很大的帮助,但显然,美国不直接参战,对德国来说仍然是最好的情况。希特勒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在日本进军南洋,向全世界宣战之前,他一直希望日本能够进军西伯利亚,对苏联进行夹击,而不是去和美国进行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战争。另外,虽然德意两国是日本盟友,但相隔甚远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们处于不同的战场,一旦发生战争,很难互相呼应。

在1941年,美国的钢铁、飞机和机动车的总产量已经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他所有参战国的总和。一个渺小的亚洲岛国,挑战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究竟是什么,让日本敢于在1941年12月7日的清晨袭击珍珠港,挑起与巨人之间的战争?


日本的精神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不是某一个单一事件的后果,它是无数线索汇聚到一起的结局。对日本来说,任何时候,这个国家都不缺乏挑战强者的勇气,但是有些时候,它确实缺乏理智与智慧。从十九世纪中期的明治维新,到二十世纪初开启对外扩张的脚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美国在浩瀚的太平洋上交战,日本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道路自始贯彻,是政策路线、国族传统和社会思想引导的必然结果。

帝国主义道路

明治维新是日本在殖民主义的压迫感下选择的自强道路。佩里的黑船敲响了日本的门户,其意义不亚于鸦片战争之于中国。1850年代,日本已经被迫进入了一个他们所不熟悉的国际网络之中。开放港口、固定关税、最惠国待遇以及治外法权等等,殖民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被应用于波斯、土耳其、暹罗、清朝直至日本,一种耻感在这个国家蔓延。

马修·佩里的黑船让日本见识到了西方文明的船坚炮利

这种耻感是压迫日本人奋发的动力,他们的初步目标是废除外部强加给他们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后要做到与殖民列强平起平坐,最终,他们还要在东北亚排除一切其他殖民者,树立日本的区域霸权和殖民体系。

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日本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反抗并不是办法,于是他们开始学习。1856年,来自佐贺的年轻武士江藤新平写出了长篇备忘《图海策》,并以此受到政府重用。江藤在这份备忘录中写道,同样作为岛国的英国,甚至在农业上不如日本,但是因为向外扩张而富强,如果日本也同样发展航海与贸易,它将成为“真正的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在这之后,日本改变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开始对外开放,认真地学习起各国的发展经验。

年轻武士江藤新平的《图海策》是日本国策转变的标志

在1868年垮台之前,幕府已经向西方国家派出了7个使团,除外交任务外,有300多名代表调查了各国的制度与文化。这其中,就有后来提出“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

1860年和1862年,福泽谕吉两次出使美国与欧洲,深感西方文明的发达和东方各国的落后,因此写作了《西洋事情》等书,向日本人介绍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福泽谕吉认为日本应摈弃东方文化的传统,吸取西方文明的精髓。他认为在文明的碰撞中,东方毫无胜算,日本最好的出路,在于与东亚邻国断绝交往,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邻国同样的野蛮之地。进而,他提出,日本应该脱离亚洲,加入欧洲。

1万面额的日币上印有福泽谕吉的肖像

在幕府统治结束后,日本变得更加开放,与西方的交流也更加频繁。

1871年,岩仓具视率领由政府高层组成的考察团,对美国和欧洲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岩仓使节团原计划对欧美进行七个月的访问,但随着考察内容的增加,他们的行程增加了超过一年的时间。使节团被分为几个小组,分别研究西方的宪法和政治体制,收集有关贸易、工业、银行业等信息。与这些官员同行的还有58名学生,他们被要求在国外进行长期留学。

岩仓使节团惊讶于西方的发达,但也为日本的发展提供了信念——西方的工业化成果不过是近几十年才得来的,只要能够有效地学习国外的产业、技术与知识,日本也应该能够很快地追赶上来。

我们此刻在欧洲所见的财富和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始于1800年之后的时期。不到40年就创造了如此的成就,阅读这段文字的人都应该反省日本可以从中吸取的经验。
——岩仓使节团日志
岩仓考察团的核心成员,包括岩仓具视、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和大久保利通等人

十九世纪是殖民主义的时代,世界上的先进国家都将殖民视作文明由高位向低位灌溉的必然途径,是一种理所当然。日本的情况更加彻底,作为后发国家,能否成为帝国主义的一份子,决定了作为一个国家的日本和作为一个民族的共同体能否存在与生存下去。在日本人看来,问题十分简单,这就是一道关于独立与从属的选择题,他们显然要选择前者。因此,日本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着西方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也在战略层面谋划着未来的出路和底线。

1890年,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山县有朋上奏《外交政略论》,向明治天皇表明:

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
仅仅防守主权线已经不能够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护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

以此“利益线”理论为指导,控制朝鲜乃至中国东北地区成为了日本国家战略的目标,为此,他们不惜与中国和俄国交战。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胜利给予日本人极大的信心,使他们坚信自明治维新开启的日本帝国主义之路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武士道精神

日本是一个具有武士传统的国家,从1192年幕府统治国家开始,武士即为“士、农、工、商“的四民之首,其后长达800余年的历史,就是武士阶级统治国家的时代,而武士道精神则是社会伦理的基本。

明治维新后,武士阶层虽然不复存在,但是武士道精神并没有消失,军人则从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武士的地位。1972年,明治政府颁布《全国募兵诏书》动员全体国民"以生命报效国家"。1882年颁布《军人敕谕》,要求军人恪守"忠节、礼仪、武勇、信义、朴素"等武士道要义。

日本陆军大学校被称为战犯的摇篮,战后被取消,原址上建立了东京都港区立青山中学

1883年,在山县有朋等人的领导下,日本陆军成立陆军大学校,招收服役两年以上,28岁以下的步兵和骑兵少尉,以及服役一年以上,30岁以下的炮兵和工兵中尉。陆大是一所精英学校,录取率只有10%,其毕业生在日后占据了日本军部的重要岗位。明治时代,日本军队已有办中学的传统,随着陆大的成立,军队得以系统地培养一批从青少年起便沉浸在军事教学和训练中的职业军人。这些职业军人具备武士道和理想主义精神,军事素质一流,但脱离社会的培训方式,让他们对世界、对社会、对政治缺乏合理的认知。

对日本帝国的精英军人来说,他们继承的是武士阶层的精神与责任,那就是恪尽职守效忠天皇,在他们看来,死亡只是尽忠职守的一种手段而已,没有完成责任所规定的任务,是比死亡更加可怕的事情。

在日后的对外侵略中,继承了武士道精神的日本精英军人成了罪魁祸首。

狂热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

明治维新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改革,它重新树立了天皇绝对的权威,把分散的地方大名替换为由中央政府派出的地方政府,不断强化日本国民效忠天皇的信念。通过宣扬神化天皇的“皇国史观”,日本国民被逐渐塑造为合格的“天皇臣民”。

在明治时代的日本课本中,楠木正成为后醍醐天皇尽忠的事迹被大为赞扬,将其“七生报国”的信念烙印到每一个日本国民的心中。日后,这种信念成为了日本军队的理念。

终其一生效忠后醍醐天皇的楠木正成,被视为忠君的典范,他雕像就树立在皇居外苑

进入20世纪后,尤其是经历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日本逐渐成为亚洲唯一的殖民主义帝国。至此,日本已经不再满足于做西方的好学生了,它需要建立自己的殖民体系,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为此,它需要一个理论体系的支撑。

这时,日本军国主义者极力创造一种“皇国史观”,通过将神武天皇神话转变为一种意识形态,来树立日本民族的优异性,以及日本国家的特殊性。在这种话语体系下,日本国民形成了一种对天皇的盲目崇拜,和对蔑视外界、妄自尊大的社会心态。所谓八纮一宇的东亚新秩序,就是建立在这样一套说辞之上。可以说,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催生了近代日本国民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心态。

军国主义者利用民众对天皇的崇拜,达到自己发动战争和控制国家的目的、在不断地对外征伐中,日本人不断用借口欺骗自己,把侵略行为塑造为具有正义性的圣战。

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玉音放送的时刻,在皇居外跪拜的民众

日本的媒体在对外侵略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每一次日军的海外行动都能带动报纸销量的大幅提升,在大正时期敢于批评军费增加的媒体,在1930年代发生转向,化身为军部的喉舌,为日本对外战争鼓吹。

在战争年代,日本媒体与军部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报社记者可以在军部机关自由活动,甚至被允许进入作战课。在1931年9月和1937年7月这些重要的历史转折中,日本媒体上的声音,都是军方想要听到的声音——是中国人的挑衅造成了日本军队的反击。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让媒体失去了独立和冷静的态度,成为鼓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旗手,异化了日本国民的心态,鼓动了发动战争的民意。

日本报刊销量与对外战争(来源:NHK纪录片《日本为何通向战争之路》)

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已经通过长期的教育和宣传,把国民培养成为一种极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产物。在军国主义者富有煽动性的鼓吹下,在爱国主义的驱使下,日本人陷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集体意识之中。这时,少数具备冷静头脑,能够独立思考的人无法改变现状,只能任由整个国家走上战争这条万劫不复的道路。

从结果的角度看来,日本以“文明开化”为目的的社会启蒙运动彻底的失败了。它创造的,不是具备民主和自我意识的国民,而是基于皇道和武士道的臣民;它建设的,不是一个文明而自强的国家,而是充斥着征服与奴役的帝国。

从极左到极右的社会思想

至1920年代,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业已成型,社会各阶层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工业化体系之中。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农业人口逐渐减少,传统零散的小农经济无法跟上工业化发展的脚步,农产品出现减产。1918年,日本政府为对外征战,大幅征收大米,米价随之上涨,引发资本家和地主囤积大米。1918年8月,日本市场上的大米价格较一年前翻了三倍,平民家庭开始出现无米可用的情况。米荒的蔓延导致了社会不满,引发了米骚动。至9月中旬,日本共38座城市,153个乡镇和177个村庄爆发超过623起骚乱,参与者逾200万人。

神户的铃木商店在米骚动中被烧毁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层流动导致社会不公的加剧,人们开始怀念明治时期生活的美好与富足。在这种情况下,倡导社会公正的左翼势力抬头。1925年,随着成人普选法案的通过,日本涌现了大量社会主义政党。1928年,早年由安部矶雄组建的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赢得了4个席位,并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号召将基础产业收归国有、进行土地改革和建设福利社会的纲领。

左翼势力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其中代表人物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北一辉。1906年,时年23岁的北一辉就自费出版了《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这本书后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纲领性文件。在这本书中,北一辉披露了底层社会的困苦与财阀官僚的奸佞,呼吁天皇帮助底层人民完成社会主义大变革,实现“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实现“社会的共产制”。

这本书一经出版便被查禁,北一辉本人也流亡中国。在中国期间,他与黄兴和宋教仁等人相识,并结下友谊,他曾为中国革命奔走,后隐居在上海,写出了《国家改造法案大纲》一书。在这本书中,北一辉系统阐述了他的政治观点和行动纲领,他呼吁举行军事政变,取消宪法,进行为期三年的戒严管制,期间成立一个由军队领导的政府,把政党和政客们扫地出门。同时,他鼓吹国有化和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贫困的农民,以此“消除那些天皇和他的子民们分离的障碍”。他认为,如果能够做到这些,日本必将完成促进亚洲其他地区文明化的崇高使命。这时,北一辉的思想已经具备了十足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特征。

北一辉

北一辉并不相信渐进的社会改造,而是寄希望于发动底层,进行激烈的革命。他把对外侵略美化为“文明化”,视之为作为“先进国家”的日本的历史使命,这些观点在日本军队的下层军官中引起共鸣,使之成为“皇道派”的理论领袖。1936年2月26日,一群信奉北一辉观念的军官发动叛乱,提出“为了唤醒日本民众,成就一次昭和复兴”的口号。叛乱士兵占领了东京的重要地点,刺杀多名军政大臣,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二二六事变”。叛乱最终被镇压,北一辉也在随后的审判中被判处死刑。

北一辉虽然死了,但是造就他思想的土壤还在。1920年代和北一辉一起建立法西斯社团犹存社的大川周明曾在1916年的文章中宣称,“大日本帝国是上天所派下来的新世界的领导者”,日本对于东亚人民有着义不容辞的义务,就是“救治那些饱受西欧民族虐待下的人们,决不代替西欧民族奴役他们”,“复兴亚细亚之战士又必须是改造日本之战士。”1943年,大川周明出版了著名的法西斯理论书籍《大东亚秩序建设》,提出了“东西方对抗”的理论,为战争、侵略和扩张寻求理论依据。

大川周明是东京审判中唯一一名平民被告

明治维新并不是一场现代化的变革,它是日本在帝国主义时代寻求自保的一种手段,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对外侵略与扩张的结果。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胜利的经验让日本人坚信,大和民族是一个更加优秀的民族,这进步一刺激了本就兴旺的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气焰。在这种非理性的心态下,日本人坚信,虽然因先天的地理因素,日本的综合国力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但是倘若拥有能够抗衡美国的资源,那么凭借强大的精神力量,他们能够战胜任何对手。

孤注一掷的搏斗,即使失败也要像樱花一样灿烂地陨落,这就是日本人的战斗精神,凭此精神,他们相信自己的国家必将获胜。


日本的政治

政治构架是日本发动战争的制度保障。军人对武士阶层社会地位的继承,让这个群体自视甚高,强烈希望在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他们的确做到了,因为政治规则允许。

日本是典型的军国主义和非典型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它没有阿道夫·希特勒和贝尼托·墨索里尼式的人物,即便是头号战犯东条英机,也在马里亚纳战役失败后辞职——你能够想象希特勒因为一次战役的失败而辞职吗?并非野心家的独裁,而是独立于政府存在的军部,使得日本得以发动这场战争。军人当政,畸化了日本的内政与外交,让战前的和平努力都化作了泡影。从中日战争到太平洋战争,是明治时代遗留下来的政治隐患的集中爆发。

军部独大

明治维新重构了日本的国家权力,幕府时代割据地方的武装势力被直属于天皇的中央军队取代。1878年,在山县有朋等人的领导下,日本军队以普鲁士为模板,建立了直属于天皇的陆海军参谋部,使军令权与军政权分离。其中军令权(即统帅权)包括战时动员和作战指挥等内容,归参谋部掌管;军政权包括训练和后勤等内容,归内阁主管。

战前的日本政治构架,从中可以看出,军部系统是完全独立于政府组织的存在

1930年,当被誉为“雄狮首相”的滨口雄幸力排众议,准备接受伦敦海军裁军会议的决议时,在野党即以干涉军部统帅权为由对政府进行大力抨击。这一事件最终导致滨口雄幸被刺杀。

滨口雄幸的遇刺,和他强力推行裁军决议的所谓“统帅权干犯事件”,充分暴露了日本政治的混乱,以及政府对军队势力的无能为力。

统帅权的本质是力量,其作用是超法律的。统帅权的行使及其结果不对议会负责。议会无权对军队的统帅指挥和结果提起质问,要求说明及批评。
——陆军大学教科书《统帅纲领统帅参考》
滨口雄幸遇刺

由于权力架构的原因,政府缺少制衡军部的能力,但是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的存在,却让军部可以肆无忌惮地干预政府行为。所谓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就是指内阁中的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担任。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军部对政府政策不满,就可以通过陆海军大臣辞职并不指派新大臣的方式使内阁垮台。

明治宪法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法理依据,其“天皇统御陆海军”的条文,是军部独立于政府存在的基础。1900年,在山县有朋执政期间,对政府陆军省和海军省制度进行了大幅度修改,确立这一制度,规定内阁成员中的海军和陆军大臣必须是现役的大将或中将,对天皇负责。这一举措造成了军部的实际独立运作和对政府权力的钳制。

山县有朋被认为日本军国主义之父
规定今日陆海军之制度。兵马大权。由朕亲统。所司之事委诸臣下。然其大纲仍归朕总揽。不可委之於臣下。后世子孙须善体斯旨。保存天子掌握文武大权之义。勿复蹈中世以降之覆辄。是则朕所深望者也。朕既为汝辈军人之大元帅。
——《军人敕谕》,1882年

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曾在1913年山本权兵卫内阁时期被废除,但“二二六事件”后,这一政策再次被恢复。广田弘毅于“二二六”之后上台,但不到一年后,就由于军部对其不满而导致陆军大臣寺内寿一辞职,广田内阁随即倒台。

“二二六事件”的诸多影响之一,就是扩大了军方在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权

另外一些军队利用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影响政治的例子,比如1912年12月,西园寺公望内阁因拒绝陆军增设两个师团的要求,时任陆军大臣上原勇作辞职,导致内阁垮台。1937年,宇垣一成因陆军不指派陆军大臣人选而组阁失败。1940年,米内光政内阁因反对德意日三国同盟引发陆军不满,陆军大臣畑俊六辞职,内阁随即垮台。

恐怖政治与皇道派的失败

二十世纪初,针对国家发展与前途问题,日本军国主义者分裂出两个松散的政治派别——皇道派与统制派。其中皇道派信奉北一辉等人的政治理论,坚持只有以“暴力革命”打倒日本国内“资本财阀”,才能实现日本的富强和社会的正义。在对外政策方面,皇道派视苏联为国家敌人。而统制派则主张保持陆军中央机构稳定的统制,通过自上而下的合法手段进行国家改造,建立军部独裁,主张消除陆军内部的派系,主张进军南洋,夺取以英、美等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和石油资源,主张通过战争解决“中国问题”,对苏联持互不侵犯态度。

自滨口雄幸遇刺到“二二六事件”,在大半个1930年代,日本政坛陷入皇道派的“暴力变革”之中惶惶不可终日。1931年10月,陆军军官右翼团体樱花会成员桥本欣五郎中佐试图发动政变未遂;1932年2月9日和3月5日,右翼团体血盟团成员先后暗杀滨口内阁财务大臣井上准之助以及三井财阀总裁团琢磨;1932年5月15日,九命年轻军官冲入首相官邸,枪杀了时任首相的犬养毅;1936年2月26日,陆军第一师团的一千余名士兵发动兵变,杀害了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前首相斋藤实以及军事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

随着恐怖政治的不断升级,政治生活始终处于死亡威胁之下,政治家逐渐将国家权力让位于军部统帅。曾经在大正时代颇有建树的政党政治,在1930年代的恐怖面前败下阵来。自犬养毅被刺后,政党政治家在日本的地位一落千丈,在1932年至1940年的八届内阁中,没有一位政党政治家出任首相职务,政党政治已经实质上让位于军队统治。

用恐怖手段,将站在反对军部势力立场上的政党及政党政治家打倒,以切断对内对外国政的防堤。军部的这种行动,已无人能正面加以阻止了。
——重光葵在“五一五事件"后的谈话

由于恐怖政治并没有解决腐败和社会不公等问题,反而加剧了政治动荡和社会不安,二二六事件后,这种形式的斗争不再受到民众的支持;政党政治家们显然希望社会能够回到法治的轨道上去;裕仁天皇也因为几位肱骨大臣的遇刺而愤怒不已。因此,二二六的参与者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压,参与事变的军官被判处死刑,持皇道派观念的高层则被调离拥有实权的岗位,皇道派就此式微。

二二六事件的另一个后果是统制派的大获全胜

随着统制派在军中独揽大权,日本发动全面对华入侵的可能性大增。

皇道派与统制派是日本军国主义道路上的持不同政见者,在日本需要通过殖民与扩张来变得强大这一点上,双方并无分歧;同样,双方也都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充满了不满。1931年,正是皇道派的石原莞尔策划了满洲独立,使日本走上对外孤立的道路。 只是历史的诡吊在于,在1936年那个节点,皇道派相信,日本的扩张到伪满洲国已经足够,不需要冒着毫无意义的风险去和中国进行一场没有胜算的战争。而统制派则坚信,必须要打通中国,直至东南亚,获取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日本才有可能和西方各国平起平坐。

一方面,日本的政治完全被军部控制;另一方面,军部完全被统制派掌控。在这种情况下,中日战争无可避免地全面爆发了,此时,美国再也无法容忍日本对华盛顿体系日益嚣张的挑衅,决定要给予日本惩罚。这种惩罚并不以战争为目的,但却最终把日本的航空母舰引向珍珠港。


日本的孤立

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休战。
——费迪南·福煦元帅评价凡尔赛和约,1919年

英国历史学家泰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二战的欧洲战场是一个自成一体的故事,只是偶尔受到远东地区的干扰。因此在分析欧洲局势的时候,人们几乎可以忽略发生在遥远东方的战斗——尽管在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前,中国已经和日本打了好几年仗了。但是这条规则的反推并不适用,如果我们不对一战后的世界体系进行分析,那么我们就无从得知太平洋战争发起的原因。无时无刻,西方的国际关系都对远东的一切产生着影响,日本这个一战前日不落帝国在远东最大的盟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名义上的受益者,为什么最终会倒向轴心国,这是一个必须将目光放眼全球才能进行分析的问题。

日本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破坏

日本并非一开始就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恰恰相反,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唯一得以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在华盛顿会议中,日本与美英并列,是海军裁军协议中被公认的三个首要的海军强国之一。在另一项重要的条约——九国公约中,日本也与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一起,与中国确立了在华合作的国际框架,即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机会均等原则,为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创造条件。同时,日本与中国签署了《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放弃了《凡尔赛合约》中获得的在山东的特权,并撤回驻军。

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中签署了海军裁军协议

遵守国际秩序的游戏规则让日本成为一战后最有影响力的亚洲国家,但这种情况并不符合所有人的心意。对于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来说,退出中国山东意味着把到手的果实交了出去,战后的裁军协议也不符合军队的胃口,对这些人来说,遵守由西方人制定的规则,是对日本利益的放弃。这种情况在中国国民政府统一后显得尤为严重,固守军国主义理念的日本人相信,他们在中国的利益正在受到威胁。

但在1910至1920年代,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快速的经济发展掩盖了部分问题。在大正天皇时代,政治家们掌控了国家,削弱了军国主义的崛起势头。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被暂时废除。1913年,山本权兵卫内阁制定政策,规定编入预备役或退役武官也有资格出任陆军和海军大臣。1918年,原敬内阁正式组建,原敬作为日本首位没有持有爵位的首相,打破了内阁制实施以来的藩阀政治,政党政治逐渐步入正轨。历史上将这一时期称为大正民主时代。

原敬组阁成功,标志着政党政治确立

发生在1929年的大萧条打破了大正民主时期的良好局面,让处于被压制地位的军国主义有了可乘之机。当时,日本政府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以货币手段应对经济危机。削减货币流通导致贸易的衰退和出口的减少,购买力的下降和失业浪潮随之而来。根据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这种现象是应对危机的必须,但受到冲击的民众没有等待经济复苏的耐心,反对政府的声音立刻鼓噪了起来。

在大正民主时代隐忍不发的反政府力量抓住了机会,他们宣称,政治家们漠视劳动者和国家的利益,无法带领日本走出危机,是时候选择另一条道路了。

1929年,当滨口雄幸内阁决定以高汇率回归金本位时,立刻获得了漠视民生疾苦的骂名。这种舆论逐渐发酵,终于在1930年爆发。当滨口首相批准了伦敦裁军协议后的一个月后,他被佐乡屋留雄刺杀。

正如前文所述,1930年代,日本政坛充满了恐怖主义的气氛,政治家们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先后有多名持国际主义观点的政治家和企业家被刺杀。在这种政治气氛下,政治与商业精英选择了退缩和沉默,这助涨了军队势力和右翼知识分子“重建国家”的气焰。1931年,接替滨口雄幸担任首相的若槻礼次郞坚持依赖国际合作的政治路线,遭到了政友会的激烈抨击。若槻的政治路线被认为是“软脚外交”,无法根本解决“满蒙问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破坏南满铁路,制造事变,最终占领了中国东北。从此,日本告别国际体系,走上一条对外侵略的道路

在这种政治气氛下,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独走,石原莞尔和板恒征四郎等军官擅自发动对华军事行动,并在随后半年的时间里,无视日本政府“防止事态扩大”的明确指示和国际舆论的压力,制造了“满洲独立”的事实。

伪满洲国的成立将日本推向了既有的国际秩序的对立面,因此而退出国联。但当时列强都处于大萧条的内外交困之中,无力为中国提供实质性帮助;华盛顿体系的框架也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以对此进行反制。除了谴责,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毫无办法。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936年,德国军队进入莱茵非军事区;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以上事实让一战后的国际秩序化为泡影,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毫无保留的失控了。

多米诺的第一张牌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各个国家拉开阵势开始打仗前,有两场特别奇怪的战争。其中之一就是1939年英法对德的“宣而不战”;另外一个,则是中国与日本从1937年就开始的“战而不宣”。如果我们要追溯太平洋战争起源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至少向前追溯到中日之间纠结的历史,因为正是这场战而不宣的中日战争,直接决定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中日战争的初期双方都不宣战,就是体现了交战双方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国际社会反应的敏感。不宣战对双方都有好处,所以这场战争就一直处于奇怪的战而不宣的状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和日本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希望孤立于世界体系之外,即便是总是做出错误答案的日本也是如此。

中日战争导致了日本的孤立

太平洋战争是由中国与日本的战争演变而来的多国对抗。1931年9月18日,当一小撮日本关东军士兵与中国军人在奉天城外发生冲突时,最具想象力的人也不会把这一事件看做推倒多米诺骨牌的第一步——但它恰恰就是。十年后,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联合舰队突然袭击了珍珠港,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最终,一个远东国家与另一个远东国家之间的战争,引发了日本与美国、中国、英国、荷兰以及最后参战的苏联的联合力量的对抗。日本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们,眼睁睁地看着国家被军队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却毫无办法。

从1931年到1941年,这十年间的战争,是直到今天中日两国都无法摆脱的一切历史纠结的渊源,这是一场决定了今天中国和日本面貌的战争,也是一场重塑东亚乃至世界面貌的战争。

九一八

1931年,大萧条正在削弱世界主要经济强国的实力,同时引发了日本国民对政客的普遍不满。在这种情况下,自从华盛顿会议以来就对国际体系不满,认为其原则削弱了日本在华利益的那些阴谋家们,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板恒征四郎

在中国东北,以石原莞尔和板恒征四郎为首的一群关东军军官相信,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在他们看来,只要日本还坚持在华盛顿体系下行动,就不可能维护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他们试图寻找的,是一劳永逸地巩固日本势力范围的方式。关东军的军官们完全了解东京的政府会反对他们生事,但他们相信日本的民众会支持他们的行动,只要放手去做,政府只有接受既成事实一条路可选。

从日本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满洲无疑是重要的。从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由于这种观点要求平均财产,在自然资源贫乏的日本本土,不可能找到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以确保人人都能生存。
——板恒征四郎

1931年9月18日晚间,板恒征四郎把参谋本部派来制止关东军做出过激行动的建川美次少将灌醉,于当晚10点使用事先埋好的炸弹破坏了南满铁路。这次爆炸是如此的轻微,以至于之后的火车不受影响地安然通过;但这次爆炸的影响却是非凡的,它决定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历史。爆炸发生后,关东军以此为借口开始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

石原莞尔

在日本国内,樱花会成员桥本欣五郎中佐试图呼应关东军行动的政变失败了。在中国的行动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出于保存实力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张学良没有发起保护自己势力范围的战争,把东北拱手让给了日本人。半年后,1932年3月1日,关东军拥立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满洲国”皇帝,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一个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傀儡国家。

退出国联

关东军在东北的独走让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一行动的日本政府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一方面,为了应对随之而来的国际压力,他们必须为这个本不是自己责任的烂摊子找到合理的说辞;另一方面,在国内本已不受欢迎的政治家们在面对狂热的民意时,不可能选择放弃关东军在中国取得的侵略成果。

当时,即便是最热忱的军国主义分子也不认为日本具有在国际上独立行事的可能。在日本人的形容下,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不但不是对华盛顿体系的破坏,反而是对中国破坏条约体系的惩罚,是维护华盛顿体系的努力。

李顿调查团在南满铁路查看爆炸点

在李顿调查团作出对日本非常不利的结果后,日本驻国联代表松冈洋右仍然以这样一套说辞来为关东军的行动进行辩护。他以“警察行动”的名义为日本辩护,由于各国仍处于大萧条的谷底,外交解决“满洲事件”并非毫无希望。1932年12月,松冈洋右与英国外相约翰·西蒙举行了一系列秘密磋商,西蒙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包括在不承认满洲国独立的前提下,以国际名义接管中国东北,任命日本人为顾问,协助管理东北地区等建议。松冈认为,这是日本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但却被外相内田康哉拒绝。日本内阁害怕妥协的结果激起民众的反对,错失了外交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随后,在1933年1月,内阁又批准军部针对热河地区的军事行动。这一举措让松冈洋右大为光火,他在国联的所有努力都化作了泡影。随着日本对华军事行动的不断扩大,日本再也无法赢得其他国家的信任。1933年2月24日,国联针对满洲时间的劝告案出台,措辞和内容远比李顿调查团的结论更加严厉。松冈在会议最后进行发言,承认日本无法接受这一决议,宣布退出国联。

1933年2月24日,松冈洋右宣布日本退出国联
如果可以的话,我是想同意并留在国联的,关于这一点,我力量微薄, 谨向国民表示诚挚的歉意。
——松冈洋右

退出国联是日本外交的一个巨大退步,是日本侵华带来的恶果。从这一刻起,日本脱离了把他们塑造为重要国际力量的世界政治体系,变得更加一意孤行了起来。同时,反观日本在1931至1933年的一系列外交举措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缺乏战略布局,对各种事件采取疲于应对的态度,而且明显误判了世界局势。1930年代,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退潮时期,也是民主主义逐渐兴起的年代,日本人仍以旧时观点衡量世界,不知何故地乐观认为,中国政府一定能够接受日本的条件,列强也能够接受“满洲国”的既成事实,这是日本长达十年连续误判局面的起点。

双线外交

1933年至1936年,日本的政治家们努力弥补因侵华造成的外交孤立局面。在1935年6月的一次外务省会议中,时任外务辅佐大臣的重光葵提出,联合中国国民政府,建立一个防共同盟的提法,希望可以以此弥合看似毫无希望的中日关系。与此同时,日本的外交官对波兰、比利时、荷兰展开外交攻势,希望这些国家能够与中日一起,共同签署一份防共协定。

就在日本外交官们紧锣密鼓地开展行动的同时,军部也在从事着外交活动。在战前,日本军部的情报部门能够有效破译各国外交电文,这使他们对国际局势有着自己的一番判断。但由于独立运作的体制缘故,军部的情报并不与外务省相通,两套系统实际上是在同时进行着分头行动。当时,军部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与纳粹德国结盟上面。

1936年初,外务省逐渐了解到军部的行动,他们试图采取措施,统一双方的外交路线。外务省提出,联合英国与德国,共同签订防共协定。可是出于担忧世界政治局面复杂化和分裂化的考虑,对此英国反映冷淡。更为致命的是,英国和中国在与日本进行谈判的过程中,都发现了日本的外务省和军部行动不一致的行为,这加大了本就对日不信任的国家的怀疑。日本内部问题导致的双线外教使中国和英国进一步担忧,日本的外交不过是为他们军队行动提供的障眼法罢了。因此,防共协定最终无疾而终。

1936年11月25日,日德签署防共协定

这时,唯有德国对日本表示兴趣。1936年11月25日,日德单独签署了防共协定。日本政府再次误判了形势,他们以为各国对共产主义的敌视足以化解他们对日德两国条约签署的敏感,但事实是各国对两个对外扩张迹象明显的国家结盟普遍表示不安。防共协定,这一旨在令日本摆脱孤立的行动,却让它更加孤立了。

随着1937年7月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日本彻底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孤家寡人,除了德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它表示信任。1940年9月27日,德日意三国同盟条约签署,轴心国正式成为事实,日本在四面楚歌的外交环境中努力寻找盟友,最终走向了法西斯同盟。

1940年9月27日,德日意三国签署同盟条约

这时,他们距离太平洋战争只有一步之遥了。


走向战争

1937年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演说,向法西斯主义展示强硬姿态,宣称“世界上无法无纪的传染病确实正在蔓延着”,“当肉体传染病开始蔓延时,社会便赞成并联合起来对患者实行隔离,不使疾病蔓延,以保护社会的健康”,他号召自由世界的人民抵抗“那些正在制造国际无政府主义状态和不稳定局势的破坏条约的行为”。

罗斯福发表“隔离演说”

这次著名的“隔离演说”在当时美国国内并没有取得良好的反响。芝加哥是孤立主义的大本营,他的演说很快便遭遇了非干涉主义者的批评。孤立主义是美国国父留给这个国家的一个政治遗产,要克服它去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国际政治,在1930年代,是任何一个政治家都做不到的,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本人。

促使美国告别孤立主义,走上世界警察岗位的,是1941年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零式战机在珍珠港投下的炸弹宣告了一个帝国的灭亡,也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崛起。

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会发现事情往往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从日本与纳粹德国结盟到珍珠港之间的一年多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太平洋战争是完全无可避免的吗?

近卫内阁

为迫使日本停止侵略行为,美国逐步加大施加在日本身上的压力。1939年7月27日,美国宣布废止自1895年开始的日美通商航海条约,随后进一步宣布禁止对日本出口机床和钢铁。此时,日本经济严重依赖美国的原料和能源,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在压力之下,日本开始考虑如何应对。

1940年7月23日,近卫文麿在危难之际第二次出山组阁,面对日本深陷战争泥潭、内政混乱和外交孤立的现状,这位年轻的贵族试图力挽狂澜。

试图力挽狂澜的近卫文麿

1940年11月27日,近卫内阁任命与罗斯福总统拥有良好个人关系的野村吉三郎为日本驻美大使,这被看做是日本追求和平的表现。1941年初,野村在到任后随即开始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展开会谈。野村的任务,是要求美国接受亚洲地区的既有事实,即承认日本的侵略行为。

即便面对欧战的巨大压力,这种想法对美国人来说也是完全不可能的。赫尔提出,为改善太平洋国家关系,缓解东亚地区紧张的战争局势,恢复中日之间的和平,美国主张“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商业机会均等以及和平改变现状”的四项原则。这些原则要求日本必须从中国撤军,这是日本无法接受的。

美日之间的分歧十分巨大。

1231231941年,为阻止战争爆发,赫尔和野村吉三郎进行了一系列交涉,但在当时情况下,外交手段能够取得的作用实在有限

在日本国内,关于未来战略的分歧同样巨大。1941年6月,德国启动巴巴罗萨计划,开始了对苏联的闪电入侵。战役初期,德军势如破竹,攻破莫斯科看来只是时间问题。欧洲战场的变化迫使日本人开始思考他们的战略。陆军认为,自日俄战争以来,一劳永逸地解决北方问题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以满洲为跳板,入侵西伯利亚,和德国东西呼应击败苏联,是日本最好的选择。海军则认为,南下南洋,夺取欧洲诸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占领拥有大量石油、橡胶和稀有金属资源的土地,是缺少战略资源的日本的当务之急。与此同时,仍然有政治家寄希望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1941年7月2日,近卫内阁在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基本国策纲要”,该文件要求日本“不管世界形势如何变化”都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海军和陆军要同时做好南下和北进的准备,究竟是采取哪种策略,“具体事项按实际情况进行商榷”。总体而言,这份被称为“国策纲要”的文件毫无新意,也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在这之后,陆军和海军都开始按照自己的战略准备战争。

7月13日,陆军展开了以苏联为目标的关东军特种演习,以应对预计于9月1日开始的日苏之战。但这一行动引起了海军和政府方面的反弹。由于苏联在东北亚留存的兵力远超日本方面的预期,德国的进展也没有起先那么迅速,陆军在作战目标上也发生了转移。

在此之前的7月3日,陆军批准了一项关于进军法属印度支那的作战计划。在7月中旬,由于对苏作战的吸引力锐减,这项南下的方针得到了更加坚决的执行。

与此同时,为争取美国的支持,近卫文麿决定替换掉外相松冈洋右,后者因为是轴心国条约的缔造者而在华盛顿不受欢迎。为保全松冈的面子,近卫内阁选择集体辞职而后重新组阁。7月16日,新的近卫内阁组成,担任外相的是丰田贞次郎海军大将。

但这一任命并未打消美方的疑虑,相比人事任命,行动更能说明问题。日本向法属印度支那前进的脚步,即将触发美国最严厉的警告。

日军侵略法属印度支那的行动促使美国做出全面石油禁运的决定

7月14日,日本方面向维希政权(当时的法国政府)发出照会,要求对方允许日军拥有在南印度支那驻军的权利。7月19日,新上任的丰田外相给法国方面下达了7月23日的最后期限,但不等法方回应,日军便悍然发动入侵。维希政权于7月23日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于是,日军在7月30日前,完成了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和平”占领。

7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警告日本,占领印度支那的行动与美日谈判是相抵触的,但这并没有阻止日军前进步伐。美方对日本不顾警告的侵略行为反应激烈,7月25日,美国政府下令冻结日本资产,随后,英国、荷兰、新西兰和菲律宾等国进行了跟进。

丰田外相还在幻想着重启华盛顿谈判,调整外交关系。而日本军方则相信,只要止步于此,美国人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行动。日本人再次吃到了自己自以为是的苦头,7月25日后,美国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对日本的石油禁运。石油禁运对日本是决定性的打击,事已至此,让近卫文麿不得不承认,“我们离大战只有一步之遥”。

东条内阁

石油禁运和随后美英《大西洋宪章》的发表,把日本逼到了一个角落。前者让日本的战略储备出现了极大危机,当时日本的石油只够他们的战争机器继续运转不到两年,这种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将视线从北方彻底转向拥有石油资源的南洋,而那里正是美国(菲律宾)、英国(新加坡和香港)与荷兰(荷属东印度)的地盘,加上中国,要打破这ABCD四国(美英中荷)联盟,必然要与美国一战;后者给予日本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影响,他们把这看做是美英企图统治世界的野心的象征。

《大西洋宪章》被日本视为美英企图称霸世界的宣言

近卫文麿为了和平的最后一搏,是试图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举行一场私人会谈。罗斯福本人对此很感兴趣,但是国务卿赫尔劝告他,除非日本在原则问题上做出让步承诺,否则会谈毫无必要。美国与日本举行高层峰会将对美国周围的盟友造成不良的印象,尤其是中国。罗斯福不愿意冒着毫无建树的风险去做一次费力不讨好的尝试,近卫也无法提供日本能够退让的承诺,这种分歧这次会谈没有成行。

与中国的战争让近卫文麿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他坚信日本无法取得与美国进行的战争的胜利,但因为军部不可能在中国撤军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他也无法与美国人取得外交上的进展。1941年10月14日,陆相东条英机在内阁会议上慷慨陈词,坚决反对日本从中国撤出部队,坚决反对日本的战争成果付诸东流,坚决反对东亚局势回到20年前的局面。东条说,这样会让国家成为“满洲事变前的小日本”。

10月16日,无可奈何的近卫文麿内阁集体辞职,10月17日,东条英机上台组阁,东条本人一人兼任首相、陆相和内务大臣三职,在外界看来,这就是日本的战争内阁,剩下的,就是战争何时打响的问题了。

1941年10月17日,东条英机组阁

但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就在东条英机上台前夜,内大臣木户幸一向他传达了天皇的期待,“希望能从零开始,把不开战作为既定路线,探讨所有的可能性”。作为一名职业官僚,东条很快转变了角色,把代表陆军利益,转向了代表国家利益。

东条本人知道,能够避免与美国开战的最后机会就在自己的手中。他拒绝了陆军关于任命松冈洋右为外相的提议,以新内阁全力支持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承诺,邀请到老牌外交家东乡茂德出山。同时,东条本人兼任陆军大臣和内务大臣,一方面是为了控制陆军,另一方面为控制警察部队,防止与美国达成协议后,国内出现失控局面。

11月1日,东条内阁举行了一次长达16个小时的会议,商讨最终的政策问题。摆在他么面前的有三个选项:或者与美国合作,或者发动战争,或者谈判与备战同时进行。内阁中只有外相东乡茂德和藏相贺屋兴宣支持第一个选择。东条称天皇不同意第二个选项,因此他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选择第三个选项。而两个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和永野修身大将都认为,谈判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只有开战是唯一的办法。

这次会议最终做出决定,以11月30日午夜为最后时限,如果在此之前仍然无法达成外交协议,那么战争就将打响。

东乡茂德在1941年11月为和平做了最后的努力,但为迷惑美方,东乡在战争决策已定的情况下,仍然命令继续谈判,这使他最终没有逃过成为甲级战犯的命运

为了与美国达成和平协议,在兼顾军部意见的前提下,东乡茂德给出了日本方面能够提出的最底线条件,即日军承诺不超出法属印度支那范围活动,日美双方在荷属东印度采取合作,美国恢复对日贸易,取消冻结资产和石油禁运,美方不阻挠日本和中国单独进行和平谈判。如果能够达成协议,日军承诺撤出法属印度支那。

11月26日,针对东乡茂德的提议,赫尔做出了美国方面的回应。美国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完全撤军;除蒋介石外,不承认任何中国政府或政权;在事实上废除德日意同盟条约。11月27日,当这份提议到达东京时,东条英机内阁一片死寂。东乡形容他被这份照会“梗住了喉咙”。这份照会后来被日本人称作“赫尔通牒”,它宣布了战争的不可避免。

1941年11月26日,就在日本方面等待赫尔的回复的同时,日本联合舰队大部从单冠湾悄然驶出,跨越半个太平洋,向美国太平洋舰队驻扎地珍珠港驶去。这支舰队悄然等待着谈判的结果,如果达成协议,他们就将回头。

近景为1941年11月前往单冠湾集结瑞鹤号航空母舰

12月2日,日本国会做出宣战决定,当天下午5点30份,舰队指挥官南云忠一收到“1208”和“攀登新高山”的开战指示,随后,舰队进入无线电沉默,义无反顾地向着夏威夷群岛冲去。

我对山本(山本五十六)大将说,“山本先生, 这下不妙了”。“嗯”他点头说道。我非常不安,想问海军大臣(指及川古志郎)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对国家多么重要。山本先生这样回答,“他是个老实人啊”。随后山本感叹道,“还是到了这一步啊,哎。”
——第四舰队司令井上成美

为何而战?

即便包括最狂热的战争支持者,也少有日本人认为他们能够在即将开始的太平洋战争中取得大获全胜的结果。他们只是寄希望于利用突击的优势,在战争初期取得足够的成果,从而为随后的长期战争奠定基础。但他们没有规划处一条有可能结束战争的路线,对未来的把握并不依据实际,而是建立在自己的想象之中。日本人曾经低估了国际社会对满洲事件的反应,曾经低估了中国人民抗击侵略的决心,如今,他们又低估了美国人反击的决心与能力。

这些误判一次比一次致命,最终成为军国主义自掘坟墓的良好注脚,长留于历史之中。

“为生存而战”,戳穿其表面看似堂皇的面貌,内里不过是一个面子问题。归根到底,帝国的尊严和战争带来的实惠让日本陆军无法放弃他们在过去十年间侵略而来的“成绩”。这让他们在面对美国人给出的选择题——加入国际体系,或者与之战斗——时,只能给出唯一的答案。日本政府在整个1930年代,为了应和民众的情绪,为了不与军部发生冲突,默许了关东军的独走,默许了对华事态的一步步扩大,默许了占领法属印度支那,最终默许出了一个太平洋战争。

日本帝国的军人们,拖着这个国家的所有子民一起,卷入了一场完全不可预知、完全不合逻辑的战争之中。


结语

当我们把历史连贯起来,这场从逻辑上看来不太合理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成为殖民国家一员的日本,其野心与国力一起膨胀了起来。军队不断地出现“下克上”的行为,1931年和1937年,关东军的独走让日本与中国的关系陷入了战争的泥潭,日本在国际体系中也陷入孤立。

面对国际压力,政治家和军人的反应完全不同,前者倾向于谈判与妥协,后者则试图用更大的武力冲突来重构秩序。不幸的是,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国家体制导致政治家完全无法控制军队。军部的任意妄为造成了日本的内外交困,一方面它从外部把整个日本国带离了既定的国际秩序轨道,另一方面,它也从内部摧毁了日本在大正天皇时期建立起来的脆弱的政党政治。

最终,军国主义带领日本走向了太平洋战争这场万劫不复的深渊。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不过是日本为掩盖其侵略罪行的说辞罢了

无论是国家防御的说辞——所谓“自存自卫”;还是八纮一宇的东亚新秩序——所谓“大东亚共荣圈”,都已经被历史证明不过是日本为掩盖其战争罪行和军国野心的自说自话而已。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过程中,军人政治的短视与盲目一览无余。这场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个统一战略思想的战争,不过是日本军人的应激反应,却给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亚太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鲜活的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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