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白公馆”、“渣滓洞”那么几乎所有人的概念中都是“蒋介石匪帮的特务机关”,“残害革命志士的集中营”,奇妙的地方在于“中美合作所”这个概念同之前的两个概念纠缠在了一起,即认为它是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国法西斯在中国境内,为了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剥夺并屠杀中国人民的自由与生命,特别联合组织起来的。

可事实真的如此么?

一、中美合作所建立的真实目的与作用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国民党政府就已经截获了日本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并将该情报透露给美国方面,但并未引起美方的重视。在事件过后,美方认识到中国当时收集情报的能力已相当强大,并且由于战争局势的变化,美国参战需要太平洋地区的气象、水文等重要情报。于是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中美双方于1943年4月15日签订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在协定中主要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合作内容:

“( l) 扩大搜集与交换情报, 分呈两国最高统帅部参考; (2) 严密布置东南沿海的敌后情报网, 准备策应美军登陆; ( 3) 布置中国全国气象网, 制定气象预报, 提供美国海、空军参考; ( 4) 侦译敌方电讯、研究敌人动态; ( 5) 加强情报通讯、争取情报的时效, 使能制敌机先; ( 6) 扩大警特训练, 以达成防奸防谍, 维护治安的任务; ( 7) 开展心理作战; ( 8) 加强秘密破坏工作, 摧毁敌人的军事设施及军用物资。”

很明显,按照上述协议设立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只是一个以打击日本为目的跨国军事合作机构,在建立目的上与“防共反共”并无丝毫联系。之后根据上述目的,“中美合作所”设立了情报组、心理作战组、交通运输组、工程处、医务组、总务组等机构对日作战。从机构设立上来说,“中美合作所”是完全为抗战服务的情报和机构,并没有反共意图,而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也是为了对日作战。在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中,本国利益永远是最高意图,美国在给予中国帮助的同时,其主要目的还是要以从中国获得的情报来支持太平洋战争。

而中美合作所的在抗战中发挥的真实作用呢?


情报战:破获情报帮美军击毙山本五十六,歼灭日海军主力
美方特工教中方人员窃听信号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之后,迅速建立起了强大的情报搜集、破译和传递网络:“它在全中国建立有156个气象站,掌握着中国沿海及内陆、东南亚乃至部分太平洋地区的气象资料;它的电讯总台拥有10余部中程发报机,还有两部3000瓦远程发报机,在各地有分支电台80余部,海岸监视哨数十个;与旧金山、珍珠港、关岛、菲律宾等地的美国海军基地电台有联系,与正在太平洋中活动的美军舰队有直接联系;……在东南亚许多国家以至全世界各个角落设有情报联络点,几乎所有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如安南、暹罗、缅甸、巴黎、婆罗洲、中国台湾、菲律宾,都有情报传送到重庆总部;在华东、华南设有20多个工作站。”(孙丹年《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版)
正是如此强大的情报网络,才帮助中美合作所多次及时破获日本电报,配合美国海军给予日本海军以毁灭性打击。对于中美合作所在对日情报战中的辉煌战绩,原军统局军事情报处少将处长鲍志鸿1962年4月、1971年9月所写材料整理《从中英特务合作到中美特务合作》有详细描述:
“就我能记忆的军统军事处提供的情报和对美日海军决战有重大关系的有:1943年初,军统上海区在上海,从台湾籍日海军译电员处得悉,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拟定了新的海军作战计划,主要以日本海空军联合作战以对抗美海军助进攻,企图歼灭美海军于菲律宾海峡附近。
“日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是日本海军的中心和权威,为了给菲律宾日本军队侦察各岛屿地形,修建秘密飞机场,提供和掌握准确情报,他亲自乘飞机视察布置。军统特务从侦测和破译电报中,了解山本五十六的行动。美国海军派飞机潜至菲律宾上空,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击落,使其坠海而亡。至此,日本海军丧失了指挥灵魂。
“美国重占菲律宾马尼拉后,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柯克率舰队重返苏比克军港。准备率第七舰队分两个纵队向日本挺进,伺机对日海军主力决战。军统又获悉日海军作战计划:日海军主力集结在中国东南沿海,待美国海军主力向东南沿海前进时,侧击美海军之力而歼灭之。军统将这个情报立即抄送中美所,转告美海军。据梅乐斯谈,第七舰队司令柯克得悉日海军作战计划后,立即改变原来分两纵队向日本本土前进与日海军决战计划,变更布署,决定向中国东南沿海前进,寻求日本海军主力决战而歼灭之。”(《戴笠、梅乐斯与中美合作所》,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p43-45)
与鲍志鸿以上最后一段话相佐证的,有王泰栋所著《陈布雷外史》第139页的一段记载:
“1944年的下半年,陈布雷得悉了唐生明从上海发来的一个可靠情报。这就是日本正把所有能作战的舰队集中整编成一个新的舰队,集结在琉球群岛附近,准备出美国不意,给以突然的一次袭击,给美国舰队以致命打击。这是唐生明从日本海军方面的一个要员处搞来的情报。重庆方面接到这一情报,立刻送至中美合作所,再马上转给美国海军方面。美国海军当时正在竭力搜集日本舰队下落的情报,经查明日本舰队集结的动向属实后,便先发制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子击沉、击伤日舰近百艘,使日本海军遭到毁灭性打击。”
这就是著名的“莱特岛之战”,此战美军击毁了日本四艘航空母舰和一艘巡洋舰;第二天,美海军摧毁了日本海军栗田舰队三分之二的舰只,包括日本海军引以为豪的两艘巨舰“武藏号”和“大和号”,使其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此后再也无法发动大的海战。
据统计,在1944年至1945年对日抗战胜利前,中美所共提供美方4139件重要情报,而美方对我方的交换情报也有1758件。在电讯侦译工作方面,中美所在1944年9月至1945年8月,总共截获日军密电11万多件,并破译多种密码。(孙丹年《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版P49)
心理战:对动摇日军军心“影响相当大”
中美所自成立之初就开始寻求对日心理战,心理战的内容是什么呢?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据原中美合作所心理作战组少将组长王安之介绍,主要有以下方式:
“一、白宣传与黑宣传,就是公开宜传与秘密宣传。白宣传的方法,是将别方的各种残酷不人道行为(如虐待战俘、压迫人民等)用公开方式向自己方面的士兵和人民群众大量宣传,使士兵发生影响,在战场上不愿向对方投降而拼命作战,使人民群众对于对方保恶痛绝,群起反对。或是调过头来,将自己方面的好处,向对方士兵和人民群众宣传,促使对方士兵愿意投降,不愿作战,而使对方的人民群众对我方表示欢迎与好感。
“黑宣传与白宣传相反,是用秘密方式取得对方军政机关张贴的布告、传单、标语以及广播节目等等,然后用同样纸张、字体、格式伪装成对方同样的东西,只在中间变换一段字句——不利于对方的字句,比如说“为了作战,又要抽壮丁,为了作战,又要征粮”等等,使对方的士兵和人民群众看了发生不良影响。或是对方军政人员广播讲演时,自己方面运用播音设备和技巧,插进去接上演讲,中间发表一段不利于对方的话语,同样引起士兵和人民群众的不满。这是用偷天换日的办法,使对方不易发觉而达到秘密宣传的目的。
“二、战场上的恐怖威胁。两军作战时,这方面在作战地区领先布置了隐蔽的扩大收音器,然后作有计划的撤退,使对方占领这个地区。到黑夜时候,这方面利用无线电放送各种枪炮射击声行,甚至有飞机轰炸声音,使对方士兵在黑夜中摸不清头脑,发生惊慌失措。第二天白天,这方面佯攻,枪炮齐发。晚上再用无线电放音惊犹。这样达续几天,使对方士兵不得休息,精神疲倦,达于极点。然后乘机大举进攻,一鼓而下。
“再如两军作战,在傍晚时分,这方面派山飞机,在飞机上跳下一批降落伞部队,落在敌军阵地。敌军团天色将黑,看到降落伞部队落在自己阵地,当然发生恐慌,立刻派兵搜索,但搜索毫无结果,心理上更加恐慌。这方面便可乘机袭击取得全胜。其实飞机上跳下的降落水部队是化学制成的,它降落到地面只几分钟,就化为乌有了。
“又如两军作战时,先向对方猛攻一阵,构成火网,然后用飞机向对方阵地投下空心弹,发射出大批投降证。投降证上用几个大字说明凭证投降,可得优待。对方士兵在强大火父威胁下,当然心理动摇,拾起投降证,便自愿投降了。接待投降士兵后,再用奖励办法,教他们去招呼伙伴同来投降,这就形成敌军成批地投降。
“三.扰乱敌后人心。派出少数人,深入敌后,在很短时间内,作出一种成几种普遍的恐怖宣传,扰乱人心。……如1944年冬,日军占领福州,一夜之间,福州到处发现大手印,手印上指比“日寇汉奸逃不出人民手掌”。日军大事搜索,毫无结果,发生惊惶,汉奸也发生顾虑等等。”(《中美合作所的心理作战和美国海陆军的矛盾》本文系根据其1962年4月所写材料整理的,摘自《戴笠、梅乐斯与中美合作所》,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
王安之说,当时中美所训练的“以上这些所谓心理作战,在中国因各种原因,并未全部实现,主要只做了些所谓黑白宣传”。那么,所做的黑白宣传情况如何呢?
据当时的军统局总务处处长沈醉回忆:中美所的“心理作战组除了经常不断地向日寇占领区进行广播并用飞机空投宣传品外,一九四四年又成立了一个流动宣传大队,由贺元充大队长,经常在东南一带前线活动。这个大队配属有十几辆宣传车,车上装有播音设备,专在接近日军驻地向日本士兵进行宣传。这个组的工作最紧张活跃的时期,是一九四五年美军向日本逐岛进攻与向长崎、广岛投原子弹的时候,他们不断地宣传美军在日本本土上作战的成绩,夸大原子弹的威力,去动摇日军军心。胜利后,梅乐斯急于想了解这个组的工作在日本军队中所起的作用,曾派出许多美蒋特务去询问过一些日本军人,得到了很令人满意的答复。因为一些被封锁的消息不断传到了日军的耳中,他们互相暗中传播,据说对前方士气的影响相当大。”(沈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
游击战和爆破战:在敌后大规模杀伤日军
国军敌后游击队在受训。
除了上述间接性的参与战争外,中美合作所训练的五万人中多数是直接同日军真刀真枪的作战,当然,同大部队野战不同,他们的作战方式多是游击战、爆破、暗杀等,但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果。
1、大规模游击战在敌后杀伤日军
中美所培训的特种作战人员大多数都回到了直接面对日军的战场,他们通过学到的技能和获得的武器,在敌后通过游击战不断给日军造成伤亡,据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洪小夏统计,中美所培训的武装人员对日军造成较大破坏的游击战案例有:
1944年5月14日,别动队绥远独立支队同装备7辆坦克、装甲车的600余日军激战3小时,击毁日军坦克2辆、装甲车4辆,击毙日军70余人。
1944年5月下旬至8月上旬,长衡会战中,湘鄂赣边区行动总队在长沙附近埋设地雷,毙伤敌1000余人。衡阳保卫战期间,中美所别动军第二纵队组织300人敢死队,于6月下旬攻占株洲,并坚守几天。在长衡会战期间配合正规军游击作战共153次,毙伤日军共1947人;别动军第四纵队长沙会战期间游击作战共34次,毙伤日军1100余人。合计毙伤日军4000余人。
1944年下半年,别动军第一纵队曾袭击广州附近日伪军51次,累计歼敌1500余人。1945年初集中破坏粤汉铁路南段。2月出击32次,俘日伪军156人,炸沉汽艇7艘,毁飞机1架,炸毁桥梁7座。别动军第二纵队袭击粤汉铁路长沙至衡阳段,1945年1月先后出击30次,毙伤敌约800人,其中包括击毙一名日军将级军官。
2、破坏日军运兵车辆及公路,爆破炸毁桥梁和铁路
原中美合作所心理作战组少将组长王一心在其1959年写的材料中讲述了一中美所行动队在公路上炸毁日军运兵车辆的事情:“1944年至1945年时,中美合作所西南行动队队长刘某,带领队员30多人,在邕柳公路上破坏日军运兵汽车,方法是先在公路上埋下地雷,只在地面上伸出一根一尺多长的铁条,日军运兵汽车在公路上开过时,碰到这根铁条,地雷就爆炸。同时在地雷附近又埋下一连串地雷,装上电线,可以用发电开关发动爆炸。日军运兵汽车总是四五十辆一道开来的,当第一辆车碰到地雷爆炸时,后面的几十辆车都停下了,潜伏在附近的行动队员,就拉动电开关,一连串地雷同时爆炸,可以一次破坏日军运兵车辆好几辆。”(孙丹年《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版P53)
据临汝特训班负责人文强讲,为了迟滞日军发动豫北战役的锋芒,1944年1月21日夜,经中美所第三班训练后的平汉铁路破坏队在别动军300余人的掩护下,冲破日军严密防守,强行破坏郑州以北的黄河铁路大桥,炸毁该大桥桥身梁柱50余根(该大桥全长2000余米,桥身共计119根梁柱),使平汉铁路中断达两个月之久(该大桥3月25日才修复通车),推迟了豫中会战的爆发。(参见洪小夏《抗日战争时期中美合作所论析》和文强《中美合作所临汝特训班》)
3、暗杀汪伪特务和官员
据鲍志鸿介绍,他在中美所工作时听说过中美所的暗杀手法和暗杀行动:“中美所行动组是专搞破坏和暗杀的。据闻,美国特务曾谈及把炸药制成各种形状和不同颜色,如像肥皂、馒头等,以用于谍杀行动;其次为毒药,军统称汪伪特务李士群等均为军统用毒药谋害。(《戴笠、梅乐斯与中美合作所》,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P54)
据中美合作所美方参谋长贝乐利1946年说:中美合作所部队“击毙敌寇26799人,伤11642人,俘虏508人,破坏桥梁183座,舢板158只、汽船35只,飞机1架,车头、车厢425节,库房271个,铁路303段,机动机车269辆,营救联合国飞行员130名。”(洪小夏《抗日战争时期中美合作所论析》)
抗日战争胜利后,按照《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的规定,1946年1月,中美合作所正式宣告结束,美方人员分批回国。各地训练班、情报站均予结束。到1946年七八月间,全部结束手续办理完毕。


二、被扭曲的“中美合作所”

关于这个对于“中美合作所”错误认知的最初来源,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厉华,在他的文章《关于“白公馆、渣滓洞”的历史误会》一文中提到关于大众认知的错误由来是由于一本会刊引起。1950 年1 月,重庆市为纪念在渣滓洞、白公馆、松林坡殉难的烈士,举行了追悼大会。“在会期间刊发了一本《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会刊,其副标题便是:《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这本会刊当中第一篇文章就写的是《中美合作所真面目》,文中说:‘当重庆的百万人民正以无比的狂热来庆祝解放之际,发现在(1949 年)11 月27 日一夜之间,有300 多位人民英雄,被蒋匪特务集体屠杀的惊人大暴行……这次大屠杀的屠场就在重庆西北郊磁器口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内……中美合作所……就是美国特务指挥国民党特务如何监视、拘禁和屠杀中国人民的训练所和司令台。中美合作所内的两座集中营——渣滓洞和白公馆,就是蒋匪囚禁中国人民的最大牢狱。中美合作所的本身,就是一个举世罕见、骇人听闻的人间魔窟。白公馆看守所,这有名的牢狱,为中美合作所的第一看守所,是直接属于伪国防部保密局(即军统)的……渣滓洞是中美合作所第二看守所……渣滓洞是1939 年9 月才开始关人,当时的囚犯是由渝市黄家垭口301 号伪行辕第三科看守所移此。叶挺、车耀先等烈士亦曾被囚在这里。抗日战争结束,重庆召开政协会议,政治犯们有的被释放,有的被杀害,渣滓洞就空起来了,直到1947 年,才由伪行辕第二处改为中美所第二看守所,重新禁锢政治犯……渣滓洞是直属于伪西南长官公署的,看守所所长也由伪长官公署第二处任命。’”[ 厉华. 关于“白公馆、渣滓洞”的历史误会[N]. 西部时报. 2010-10-29 (011)]

在进一步查找资料后,并未找到原始资料来源,但是找到了这篇文章的作者。“李忠禄 (1923~ )重庆人民广播电台高级编辑。重庆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调西南人民广播电台任职工组副组长,政治经济组组长。以后,历任重庆电台政治广播组组长、新闻部副主任、编委等职。1949年12月为追悼11.27死难烈士,揭露特务罪行而采写的报道《中美合作所真面目》”[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广播电视年鉴 2000[M].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社.2000.第497页.]在翻阅过作者的生平之后,发现这篇文章的作者出身是政治新闻作者,李先生所撰写的其他文章皆体现出非常明显的政治趋向,再加之厉华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所引用的原文,可以推测《中美合作所真面目》这片文章的政治偏向是非常明显的。在五六十年代普遍的反美情绪的情况下,文章的客观性就很难保证了。

而作为本次会刊的头篇文章,它的内容就将“中美合作所”与“军统渣滓洞、白公馆监狱和大屠杀”三个概念相混淆,而没有对其进行实质的研究和辨析,而是将虐待共产党员的事件与屠杀事件都直接与“中美合作所”联系了起来。这种文章在发行过程中定然会造成读者的错误理解。不过这种混淆倒也是是有其客观原因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戴笠既是军统局的局长,又是中美合作所的中方主任,所以两个单位被连在一起。按照当时对历史问题的认识、研究所受的时间、史料限制,再加上殉难于渣滓洞、白公馆烈士戴的手铐、脚镣上有USA 和中美合作所的编号,所以将两个单位混为一谈。但是建国后的第一批研究者的文章和报道由于社会大氛围,并未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所报道记录的,并不符合实际,这可能是最初对导致大众对“中美合作所”产生错误认知的最初开端。

历史学界对于社会的影响,永远要弱于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对社会的影响。造成大众对“中美合作所”产生误解的决定性因素,则是因为上世纪的几部红色文学作品《红岩》、《烈火中永生》、《江姐》的原因。

在《红岩》中,就多次描写对“中美合作所”有着很多次的重复,并且也并没有对“中美合作所”的性质、用途、目的等作出正确的描写,相反,文中不只一次将“中美合作所”与“国民党反共机构”两个概念模糊化处理。甚至有故意黑化美国的情节。写到共产党员刘思扬第二次被捕时, 就描写了押送他的汽车经过“中美合作所警卫森严的大门”驶进白公馆集中营,进去后登记时,他看到登记簿上有中美合作所的英文缩写等细节。小说中写到渣滓洞监狱政治犯组织绝食斗争和1949年新年联欢会时,,特地描写了监狱看守长给美国“特别顾问”打电话请示报告的细节。在小说中,国民党特务头子,徐鹏飞威胁许云峰时说:“你可受不了四十八套美国刑法!”在小说《红岩》第十九章中的描写则非常有指向性,在情节中美国医生给成岗打了某种会对人的精神产生影响的药物,从而对成岗逼供。“从登记簿上,他看出了S.A.C.O.几个英文字——这是中美合作所的英文简称。……一个穿自色医生服装的人,逛面走了过来。这人长着一副瘦削的脸,额下嵌着一对老鼠眼睛,和尖尖的下巴配成一副狡猾可憎的相貌。他望着昂然辗立构成岗,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侧转头轻声阀着守在门边的特务:’他就是伤员?’……过了好一阵,医生检查完血压,才抬头用英文说道: ‘Never mind。’(不要紧。)……‘药物起作用了,美国科学界,最新成就!’模糊的声浪传进成岗始终顽强地控制着的神经末梢,脑子里呈现了反应。成岗不知道给自己注射了什么东西,但他抗拒着,不肯失去知觉,不肯陷入下意识。成岗和不断从他的控制下滑走的知觉斗争着,终于使自己清醒了一点,甚至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且知道自己正躺在手术床上,面对着美蒋特务。”[ 罗广斌,杨益言著.红岩[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第十九章.第385页.]

从上述描述中可以看到《红岩》对当时的中美合作所的描述是存在文学夸张的,然而大众对于历史现实与文学想象的分辨能力其实并不是很高。就像将《三国演义》当做正史来看的人有很多一样,将《红岩》、《烈火中永生》、《江姐》中的文学描述当做真实事件的人不在少数。而这几部文学作品的文学造诣都很高,叙事有着很高的逼真性,这就导致了大众对中美合作所历史真实的认知产生进一步偏差,在加上在当时这几部小说的影响力非常强,就导致了大众对于“中美合作所”不正确的集体认知。

除此之外,还有政治宣传书籍大量面世,对“中美合作所”的描述更加扭曲。比如1963年出版的《杀人狂魔“中美合作所”》,就对“中美合作所”有着这样的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蒋介石为了进一步投靠美帝国主义,颂压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签订了很多卖国条构和协定,把中国的一切主权,从陆地到海洋,从天空到地下,从政治到军事,从经济到文化,都出卖得一千二浮,使旧中国实际上成了美帝国主义的附属国和殖民地。美帝国主义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内,硬像是‘太上皇’。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残酷压榨下的中国人民,更加陷入了贫困破产、饥饿死亡的空前悲惨的境地。”此类书籍出版数量很多,此处就不再做过多介绍。

除了这一类书籍以外,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很多报纸对“中美合作所”的报道也有失公允。《人民日报》1950年3月22日第四版的文章《罪恶滔天的“中美合作所”记北京图书馆举办重庆美帝蒋匪暴行照片展》报道到:“渣滓洞,这是一个可怕的名子,一个更阴森的地方。一座不很大的院落,三面被高山包围着。这是曾囚禁过叶挺将军和廖承志同志的地方。现在全部房屋已被焚毁。许许多多的志士们就在这座用汽油焚烧着的房子里被烧成黑炭。几个从火里跳出来的,也被匪徒们枪杀在院子里。在‘造时场’,蒋匪为无数的美特建造了可容千人的食堂,并于附近建立了舞厅,专供美特们饕餮荒淫之用。美特头子梅罗士的‘梅园’也离此不远。这群美国特务们就在这里与蒋匪帮们“合作”着屠杀中国人民的“事业”。他们在这里为蒋匪训练了一千八百个屠手——特务。戴匪为了优待他的‘贵宾’,曾用‘长的最漂亮和穿的最好的中国女子侍候美国人’,而这群“美国人”还可以凭着戴匪的‘权力’到‘无论什么地方去’进行特务活动,并可以得到蒋特的‘各种帮助’和优待。这次的大屠杀就是这种‘合作’的集中表现。看吧,遍地是美造枪、弹,遍地是美造刑具和行刑器材。一堆堆的电刑器材上都清晰地铸刻着英文‘美国造’的字样。在手铐上更刺目地铸刻着‘美国无比手铐公司出品’的字样。”[ 罪恶滔天的“中美合作所”记北京图书馆举办重庆美帝蒋匪暴行照片展.人民日报.1950.3.22]这种记录明显与历史现实有着巨大的差距,并且存在不实报道。《人民日报》同年有着三篇类似报道,分别是《“中美合作所”大屠杀案影展  观众共计十万五千以上,各界人士对美蒋暴行极表愤慨 》、《美蒋特务杀人魔窟——“中美合作所”》、《“中美合作所”血案一周年,重庆人民集会纪念渝妇女联谊会电慰胡启芬烈士家属》都对“中美合作所”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扭曲和诟病。

究其原因难以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20世纪 60年代, 随着中苏关系破裂日益明朗化和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全面升级, 中美关系呈现出高度敌对的态势。20世纪 60年代到70 年代初, 美国历经四位总统当政, 他们是艾森豪威尔 ( 1954~1961 )、肯尼迪( 1961)~1963)、约翰逊 ( 1963~1968) 和尼克松( 1968)~1974)。在前三位总统执政期间, 由于诸多国际因素的影响,各个总统在对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方面原则上延用了杜鲁门在 1949年 12月30日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48- 2研究报告中讲的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的原则在政治上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上实行禁运和在,军事上包围并遏制并孤立中国的做法。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中国官方报纸对于“中美合作所”恶意的解读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造成“中美合作所”在大众心中错误的认知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其一是在最初的研究中,首批研究者就没有对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混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等概念混淆,并模糊化处理。其二则是因为由于一批革命文学作品的发表和流行,并且在作品中对于“中美合作所”的文学化描述,使大众对于“中美合作所”错误印象进一步加深。其三则是官方报刊对于“中美合作所”的报道,受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而失实。这三方面的相互影响,使得大众对于“中美合作所”的认识发生了偏移,导致至今很多人仍然对“中美合作所”没有正确的认识。

三、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大众对“中美合作所”的误会认知,自建国以来一直延续到现在。纵然在近些年,学界很多学者再为“中美合作所”正名,但是想要扭转全国性的“集体记忆”恐怕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而这种错误的认知,一方面在意料之中,但一方面又在情理之外。说它在情理之中的原因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家尚未稳定之前进行政治宣传是情有可原的,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中美处在敌对关系的状态下,这种政治宣传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笔者的观点是,距离“中美合作所”关闭已经69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也有了一席之地,恰逢抗日战争70周年,应该承认是在抗日战争中“中美合作所”对中国抗日起到的重要作用。

不过近些年来,曾经对此事有过失真报道的报纸在近些年发表了很多为“中美合作所”正名的文章,国内一些大型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为重现“中美合作所”的历史真实面貌而做着不断的努力。

但从“中美合作所”集体的错误认知这一历史事件来说,不难发现相较起史学更容易为大众所接触的传媒、文学、影视剧作品,对大众历史认知的影响更大。现当代根据旧有红色文学作品改编的电视剧和电影,应尽量贴近历史现实,不要纵容过去的历史错误一直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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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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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霈芝著.戴笠与抗战[M].国史馆.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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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洪小夏.抗日战争时期中美合作所论析[J].抗日战争研究,2007,(3)

[15]吴相湘,李定一,包遵彭编纂.中国近代史论丛 第9册 第1辑 第二次中日战争[M].正中书局.

[16]还原“中美合作所”抗日功勋——抗战史系列(9).http://view.news.qq.com/zt2012/zmhzs/bak.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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