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07年八月,洛阳王畿笼罩在一片紧张不安的气息中,上至天子下至国人,个个惶惶不可终日。

历经近800年的统治,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已沦为最弱势的诸侯,此时的天子是周赧王,他唯一令后人印象深刻的事迹是,因为欠下不少债务无力偿还,只得藏身一座高台上躲避债主,从此留下“债台高筑”的典故。

对这位末代周王来说,眼下要面临的威胁,远比债主们可怕。

大批军队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在郊野,川流不息地开入洛阳城。他们的统帅挺立在辚辚前行的战车上,身姿高大壮硕,粗犷的脸庞写满了志得意满。这是秦武王,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第三任君王,《史记》称他勇武过人,“有力好戏”,还网罗了任鄙、乌获、孟说等有名的力士。从“荡”这个名字来看,他刚出生时就被父亲寄予了厚望——期待他“荡”平天下。

他的父王是秦惠文王,秦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王,也是秦孝公之后又一位极有作为的国君。他车裂了商鞅,但全盘继承了他的变法成果;又任用张仪为相,以连横方略不断拆散山东六国的合纵;还以司马错为将,攻占巴蜀,为秦国取得了一个稳定的大后方。

不过有迹象显示,秦惠文王的统治后期出现了昏聩迹象。《吕氏春秋•去宥》记载,老秦王宠信佞臣史定,此人“饰鬼以人、罪杀不辜”,导致“群臣扰乱,国几大危也”,《吕氏春秋》因此认为他体力和神智都已衰退,“今惠王之老也,形与智皆衰邪!”

也许是自信会比父亲更有成就,秦武王继位后很快动作频频。继位第一年,他诛杀蜀相陈庄、平定蜀地叛乱,又讨伐了秦国周边的义渠、丹、犁等部族;第二年,他首次设置了左右两位丞相,人选分别是父亲留下来的老臣樗里疾、自己最倚重的大臣甘茂;第四年,他发动了对韩国宜阳的进攻,斩首六万,然后趁胜开入了离那里不远的周王室所在地——洛阳。驱动着他不惜以万乘之尊御驾亲征的主要原因,是一个埋藏心中的强烈渴望:“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

这一举动的政治宣示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数百年来,觊觎周王室的诸侯不知凡几,早在春秋时期,“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就曾陈兵洛水,周王室派出大臣王孙满劳军,楚庄王问起周王室所藏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回答,“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从此,“问鼎”成了一项极富政治隐喻的行为艺术,也是意在取代周王室的诸侯们念兹在兹的最大心愿。秦武王无疑抱着同样的念头。彼时他不会想到,因为这一举动,自己的生命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突兀终结。

明末小说《东周列国志》将这场心血来潮的举重比赛赋予了浓重的“不作不死”意味:由于对九鼎觊觎已久,秦武王特意前去王城太庙参观,还尝试着让身边的力士们举起那只代表秦国的雍州鼎。

孟贲自告奋勇试举,只举起半寸就举不动了,甚至由于用力过猛,导致眼珠迸出、眼眶流血。他的失败激起了秦 武王的好胜心,他决定亲自举鼎。任鄙试图劝谏,失败了,不过事实比语言更有说服力,秦武王同样高估了自己的力气,他刚举起鼎就脱了手,沉重的鼎身跌落下来,砸断了他的小腿,行为艺术以失败告终。

对秦国来说,这个意外未必一定是坏事。如果历史按秦武王的剧本演下去,他一意孤行吞灭周王室的行为,很可能刺激实力尚存的山东六国,迫使他们展开合纵攻秦。23年后(公元前284年),另一位和他在气质上颇有契合的君王——齐国的齐湣王,就因执意独吞宋国而引来五国伐齐,导致身死国灭。而直到秦武王死后的半个世纪(公元前256年),秦国才真正有条件灭亡周王室,实现他生前的愿望。显然,他对洛阳的图谋操之过急。

受伤之后,秦武王很快在剧烈的痛苦和愧疚中死去,就此凝固为冯梦龙笔下一个嚣张鲁莽、散发着中二气息的脸谱化人物。尽管历史上的他未必真有那么不堪,但事后诸葛亮地来看,他在历史进程中唯一起到的作用,就是使秦国吞并天下的脚步一度偏离了正轨,随着他的匆匆谢幕,历史的钟摆开始了反向摆动。

只是在那之前,秦国还面临着一个巨大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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