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http://www.15yan.com/story/lbdApBckUkg/)

三足鼎立——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

自东汉灵帝光和七年(184年)至隋开皇九年(589年)的四百余年里,中原始终未能出现强有力的统一政权。在此起彼伏的战乱和杀伐之中,边疆地区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昙花一现的短祚王朝更是无力维系曾经纵遍东亚的宗藩体系,在辽东—朝鲜半岛的区域内,地方政权不断发展、壮大,并最终形成成熟的国家系统。

三韩之民

高句丽广开土王画像

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即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的历史时期。三国之中,高句丽从严格意义上讲算不得是朝鲜半岛本土之国,它立国之初中心在今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境内,并一直向西、北方向蚕食汉玄菟郡属地,自公元2世纪中叶起,高句丽向辽河沿岸及其西南方向“开疆拓土”,直抵今清川江、大同江流域。公元4世纪至5世纪的百年间,实力增强的高句丽再次刀锋南向,领土扩大到载宁江、临津江和汉江流域。公元427年,为躲避北魏的武力威胁,高句丽迁都平壤。相应的,高句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才南移到朝鲜半岛。

那么,谁才是半岛本土之国呢?回顾一下前文所勾勒出的不同时期中原势力在朝鲜半岛的延伸,虽然曾经一度抵达江原道、京畿道与忠清南北道交界处,但从未占据过半岛的全境,因为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和南部始终是原住民—三韩(辰韩、马韩、弁韩)生息繁衍的沃土。而由三韩之民所建立的新罗、百济才真正算得上是半岛的“本土国家”。

根据朝鲜史籍《三国史记》的记载,新罗建国于“前汉孝宣帝五凤元年(公元前59年)”,但因为这部成书于12世纪王氏高丽时代的史学著述存在明显的“以新罗为正统”的观念,因此有意将新罗的建国时间提前了。新罗最初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本为辰韩下辖的一个部落,兴起后取代了辰韩,疆域逐渐扩展至大同江以南地区,但同时也是三国中发展速度最为缓慢的一个。根据学者的研究,其建国时间应该不会早于公元3世纪。

百济曾见于中原史料记载的名称为“伯济”,《三国史记》称其建国于“前汉成帝鸿嘉三年(前18年)”,并且其始祖为高句丽的开国国君朱蒙,因内部权力斗争而“分其民,归弥邹忽以居之,”并因此以“扶余”为氏。这种说法应该被看做是百济人对自身祖源的一种伪托,“事实上,百济人系出自于马韩的伯济部落,是朝鲜半岛的土著民族。” 4世纪初百济国力日盛,北侵西晋带方郡之地,并曾几次与南下的高句丽爆发领土战争。在北拓的同时又向南吞并马韩,大约在公元369年,百济的势力接近顶峰,完全占据了朝鲜半岛的西南部地区。

南北朝时期半岛(东北亚)局势图

大陆与岛屿之间

开皇九年(589年),隋军攻克偏安一隅的南朝(陈),继汉朝之后再次实现对中原的统一,有着强烈“恢复汉制”雄心的中原王朝,再一次将注意力投向东北。可此时的辽东乃至朝鲜半岛局势已经已经远不似卫右渠时期那样简单。除了半岛三国间互为“世仇”、“数相侵”外,朝鲜半岛夹在大陆与岛屿之间的特殊地理位置,也使得这里早早进入了日本列岛的视野之内。

在朝鲜半岛早期的历史记忆之中,就曾有倭人瓠公“以瓠系腰”泅渡而来的记载,真实与否虽无需细究,但这个故事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间水路的便捷。特别是日本的大和政权建立后,频繁向朝鲜半岛南部扩张。据《日本书记》的记载,自神功四十七年(367年)大和政权与百济建立外交关系起,百济便意欲借倭人的势力制衡高句丽、新罗,公元369年,倭国出兵新罗等地,平定了比自火本(今昌宁)、南加罗(今金海)、喙国(今庆山)、安罗(今咸安)、多罗(今陕川)、卓淳(今对马岛)、加罗(今高灵)等地,帮助百济占领了马韩的全部疆域。

图中标注的由北至南红色圈圈依次为:多罗、比子火本、南加罗、卓淳四地

另一方面,横亘在中原和百济、新罗之间的,则是实力更为雄厚的高句丽。南北朝时期,高句丽虽然在政治上游离于中原政权之外,但经济层面上的朝贡活动却从未停止,并且不因南、北而异。

政权         北魏    东魏    北齐    周    宋    南齐    梁    陈

国祚时间    148     17      28     24    60    24     58    33

朝贡次数     68      15       6      14    14     5      11     6

甚至在隋朝建立之初的开皇二年至四年间(582—584年),高句丽便连续六次入隋朝贡,高句丽平原王还曾受封为“大将军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不过,高句丽的这一行为当然并非出于对中原政权的真心归附,毕竟此时高句丽的西境还维系在辽河东岸。另据《陈书》所载,高句丽与南陈的朝贡关系一直维系到陈后主至德三年,也就是南北对峙的公元585年),其中自然不乏意欲与陈朝形成联盟、对抗隋朝的味道。

当然,隋朝君臣对高句丽首鼠两端的行为是有着清晰认识的,隋朝立国伊始对高句丽政权的态度也是明确的。隋征服南陈后,隋文帝便以陈朝覆灭为例威胁高句丽务必“奉朝政之典,自化尔藩”,否则“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裴矩也曾对隋炀帝说:“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今乃不臣,别为异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杨谅 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可不取,使冠带之境,遂为蛮貊之乡乎!” 可见隋朝意欲恢复以中原为中心的东亚秩序的决心是毫无动摇的,而高句丽自然也不会轻易放弃对辽东的领有权,二者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武力冲突势已难免。

公元598年,高句丽率靺鞨万余骑兵攻入辽西,正式揭开了中原与半岛间七十年的战争序幕。

海陆十征,复归汉土

有隋一代,虽然国祚只有短短的38年,可是却曾经四次用兵高句丽,直至葬身于“农民起义的汪洋大海”之中,“隋丽战争”给整个东北亚地区政局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唐高祖时受国力所限,对“海东三国”采取招抚策略,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依次册封百济国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百济王”,并于同年册封新罗国王金真平为“上柱国、乐浪郡王、新罗王”,册封高句丽国王高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然而,远居长安的唐王朝并没能意识到半岛上潜在的日本列岛因素,这也为日后出兵高句丽不克埋下了隐患。

薛礼薛仁贵是民间传诵的“应梦贤臣”、白袍将、火头军

唐太宗继位后,全力平复了来自西北突厥的威胁,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东边。高句丽敏锐的察觉到这一危机,一方面“遣使奉贺,上封域图”、“遣太子桓权来朝”,一方面却“筑长城,东北自夫余城,西南至海,千有余里”,并且南与百济结盟,加快了侵削新罗的进程。不占天时地利的新罗出于生存所需,毫无保留的投入了“天可汗”的怀抱,希望能够借助唐朝的势力保全自己。身在宗藩体制之中的新罗自然深谙中原对东亚秩序的驾驭之道,于是以百济、高句丽断绝其入唐朝贡之路为由,请求唐出兵救援。在外力的干预下,半岛内部曾经的百济—倭联盟、新罗抗击高句丽的局势转变为高句丽、百济和渡海而来的倭人联盟,共同挑战唐朝的东亚秩序。

唐太宗于贞观十八年(644年)、贞观二十一年(647年)、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先后三次出兵朝鲜半岛,但除了一座悯忠寺(即今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法源寺)和勾栏瓦市传颂千年的《薛礼东征》外,军事和政治上的收获并不显著。高宗时期,在新罗接连不断的告急声中又先后两次出兵辽东,未获全功。显庆五年(660年),百济入侵新罗,新罗国王金春秋再、再次向唐求救,为起到直接牵制百济的作用,唐高宗只能派兵由水路直接进攻熊津口。这次意在为新罗解围的跨海之战,因统帅苏定方指挥得当,竟一战灭国。

灭百济后,唐朝廷在百济之地设置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都督府,并以刘仁轨为熊津都督,镇守百济。至此,朝鲜半岛在“孤悬海外”三百余年后再次回到了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唐王朝也在半岛上建立了稳固的支点,从而为真正意义上重塑东亚秩序提供了可能。

百济王室扶余福信、扶余丰等组织武装力量意图复国,为了维护自己在半岛经营了将近两个世纪的利益格局,日本也积极参与到其中,倾尽国力支持百济:“赐百济佐平鬼室(福信)矢十万枝、丝五百斤、绵一千斤、布一千端、韦一千张、稻种三千斛”;公元662年三月,日本天智天皇又调兵遣将“率二万七千人,打新罗。” 这支“抗唐援济”的远征军协同百济王室扶余丰的复国武装在白江之口与唐军相遇,这应该是中原政权与日本列岛政权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军事交锋—白江之战。

白江之战的结果,中原的《旧唐书》里记载的极为简单:“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贼众大溃”,读起来颇有举重若轻的味道,但事实上,此战之于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都有着深远影响。白江战败后,倭国势力彻底退出朝鲜半岛,并在其后将近三十年里断绝了同唐的一切往来,半岛上曾经的高句丽—百济—倭国联盟不复存在,孤立无援的高句丽在五年后宣告灭亡。

熊津都督府与安东都护府的先后建立,宣告了中原王朝对朝鲜半岛北部及西南部地区的直接行政管辖,这一时期(660—761年),中原与朝鲜(原住民之政权)的边界应在汉江流域、和沿忠清北道、全罗南北道东界一线。

展开全文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