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留美幼童的派遣开启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大门,19世纪末期清政府实施“新政”时推行一系列政策鼓励留学,促进了留学教育进一步发展。清末民初,美国国会通过向中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议案,规定这笔余款必须在美国监督之下专门用来支付留美学生的费用,掀起又一留学热潮 。而五四前后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又使得留学教育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在内忧外患的国家形势下,在中国近代科学学科均待发展的情况下,一批学子期望能够通过留洋学得新知识新方法,或发展本国学术,或参与实用建设,能为民族国家振兴尽一份力。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曾昭燏先生、夏鼐先生当时也位于此列当中,他们都选择了赴英留学,而这一留学选择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专业选择,将他们引入了考古学科中来。

一 曾昭燏

曾昭燏1929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外语系,后转国文系直至1932年毕业 ,获黄季刚、胡小石、吴瞿安、汪东等名师指导,在书法、诗词、经学、金石学方面成绩颇获称许 。1933年她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所并完成《读契文举例》一文,1934年受聘入金大附属中学任教高三国文。

1935年1月,曾昭燏辞去了金陵大学附中教职,3月决定赴英留学。这一决定作出的具体原因因《曾昭燏日记》尚未发布而不甚明晰,但可能与1928年7月得博士学位回国并任教南京中央大学的曾昭燏二哥曾昭抡相关。3月13日,曾昭燏随曾昭伦启程,自费前往英国留学。8月中旬在英国的斯特劳德小住后抵达伦敦。

在以往曾昭燏先生生平事迹的介绍中,多以一句“1935年往伦敦大学学习考古学专业”作为概括,看似学习考古学专业正是她辞职并选择出国的原因。然而,从1935年10月30日曾昭燏在致堂二哥曾约农一封书信 中看,实情并非如此。当时,她在谈及自己的近况时说:

……妹走入考古一途,事亦滑稽。妹在国内,虽曾起此一念,然自问于此道,毫无根柢,念亦旋消。到英以后,顾小姐力劝妹入维斯堡校补习。因上期是学年最后一期,各大学例不收新生。妹以此校之设,似专门为各殖民地之公民训练的,于妹似不甚须。故妹未入此校,而往伦敦大学各学院接洽旁听。同时请用一教员补习德文及英文。故上期除私人补习外,在伦敦两学院旁听,欲在此一期从容考虑。因妹在中大所学是中文系,于英国任何科目均不相衔接。不意伦敦艺术学院教授叶慈,系研究中国及印度佛刻铜器等艺术,现任中国考古及美术学教授,见妹大喜,即令为其校之旁听生。于妹基本科,如人类学等特加教习。再三劝妹专心就学此地。如此一期之久,下期已成不可离之势。妹亦不知其然而至此也。然录于此地亦甚满意……

可见曾昭燏先生选择考古学专业并非她留学前就已确定的计划,而是在伦敦的择校期间无意之间促成的。这一机缘自然与她中国人的身份有关,与她功底扎实的中文专业背景有关,也与当时担任考古学教授的艺术学院叶慈教授(Professor W. Perceval Yetts)的研究兴趣与任教经历有关——在曾昭燏之前,吴金鼎已在同校攻读考古学。吴金鼎是叶慈教授的第一位中国考古学学生,毕业于齐鲁大学,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是李济先生的学生,1933年7月获山东政府的奖学金入伦敦大学研究院修读博士学位 。

曾昭燏在做了一阵旁听生后,当年9月与夏鼐同时正式入学。夏鼐于1935年9月初刚抵达伦敦,在处理租住房屋问题时便信件联系曾昭燏,为询问入学事宜多次前往曾昭燏处谈话,二人就选择何学位何导师入何研究所之类问题进行过讨论,当时的曾昭燏表示:“下学期可读文学硕士,以自费关系,不能久留,故只得读文学硕士。” 后在与夏鼐书信中曾有“以燏之意,伦敦博物馆于我等恐不甚合宜,因纯为英国考古学,英国历史已不甚长久,况于我国无大关系”之语,可见此时曾昭燏先生已决定读考古学专业的硕士,并从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需要的角度考虑自己专业学习的问题。

当年10月,她应教授叶慈之命,前往英国进行了长达三星期的发掘工作,对工作产生“日与锹锄泥土为伍,亦觉有趣” 的评价。1936年6月19日,在看到傅斯年来信指教夏鼐之后,也本着“为个人着想,为中国的考古学发展着想”的心情给自己的姑表姐夫傅斯年写信,讨教治学方向的选择,并最终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之后,曾昭燏参加了柏林地区及什列斯威格田野考古发掘,利用寒暑假在各地博物馆搜集散失在英国的中国铜器资料,充分发挥自己的中文文字与金石功底,完成硕士论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又赴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院、慕尼黑博物院实习。1938年9月,舍弃在伦敦大学考古学院任助教的优裕条件,离开英国,经德国到法国乘海轮回国,同船的还有费孝通、杨周翰等人。他们从香港经越南10月29日始抵昆明。 之后辗转李庄。曾昭燏作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成员,参与了西南地区多项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建国后,主持南京博物院和华东考古工作队等工作,为新中国的考古学工作贡献出了重要力量。

二 夏鼐

与出国后的环境条件促成曾昭燏作出专业选择不同,夏鼐是在出国事宜达成的过程中逐渐作出抉择的。

夏鼐于1930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31年暑假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二年级插班,后转入历史系。在本科学习时,先后对中国近代外交史、近代经济史发生兴趣,并在系主任蒋廷黻教授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他在将论文交给蒋教授时与教授谈及毕业去向,得知考取国学研究院、留美报送和直接工作三种选择的利弊。当时蒋教授曾明确说明“留美须依指定科目去,不若研究院毕业者之自由。”

于是夏鼐在8月初首先参加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考试,13日报名了留美公费生考试并选报了“考古学”门,稍作复习后于21日至25日参加了留美考试,但考试后就开始做自己在清华的新学期学习计划。他在9月7日得知自己入国学研究院试验的成绩“总平均为83分余,为此届研究生入学成绩之冠” ,此时夏鼐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攻读自己所感兴趣的近代经济史已不存在问题。

然而夏鼐仍然对于留美抱有深刻期望,虽然他在日记中没有明确表达,但是,当9月25日,他得知留美考试得高分者很有可能是自己时“精神兴奋,不能成寐,至1时许始睡” ,可见他出国心情之急迫。可是,在9月26日得知考古学门成绩最佳者的英文作文首句即是自己的,他突然意识到专业选择的问题:“我不仅喜中公费生,并且另有一种感伤,如果这个属实,则此后我的生命史将翻过一页,眼前展开的是一条完全未曾践过的新路,一个人遇到这种生命史上的大转变,自然会觉得十二分的不安,神经受了最大的刺激,失眠自不能免。” 这一“生命史上的大转变”不仅仅是指出国机遇的到来,专业选择的变化恐怕也是一重要原因。10月2日,夏鼐看到录取名单在报纸上发表,确认考古学一栏是自己的名字。此时夏鼐先生在日记写道:“不过自己本来预备弄的是中国近世史,这次突然考上了考古学,这样便要改变我整个一生的计划,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改变,我并没有预料到,我有些彷徨无主。”

然而,这种“彷徨无主”的心情并未推迟夏鼐的行动。10月3日夏鼐就前往刘崇鈜先生处谈话,并计划“在国内预备一年,前半年在室内预备书本上的知识,明春实习发掘的事情,到明年暑假再行放洋。” 刘先生推荐他去资讯孔繁霱先生,而孔先生说可以代为介绍傅斯年先生并立即写了介绍信。之后的发展正如夏鼐所计划。在室内预备知识期间,他曾在11月底前往周口店做一简短参观,从1935年3月起在安阳参与了史语所考古组的殷墟第十次发掘工作。当时正值梁思永先生主持殷墟西北冈墓群的发掘,夏鼐与梁思永、石璋如、尹达、胡厚宣等相过从,在实际工作中学得许多考古学的知识和技术。 夏鼐原拟去哈佛大学跟随指导过李济的迪克逊教授Dixon学习,但1934年Dixon去世,在安阳实习期间多次与李济、梁思永商讨留学选择问题后,最终接受建议前往英国伦敦大学。

马不停蹄的实际工作是一方面,专业选择的变动仍然对夏鼐在心情和精神上给予了重大冲击。10月4日,他写信给刘古谛时道:

“我初入大学的一年是弄社会学的,后来转入历史系,已经是十字街头钻入古塔中,但是对于十字街头终有些恋恋不舍,所以要攻中国近代史,以便进一步剖析当前的社会。现在忽而该读考古学,简直是爬到古塔顶上去弄古董。离十字街头更远了,喧扰的市声,渐隐渐微了。在塔顶旧室中,微弱的阳光下,徘徊于蛛丝鼠迹之中,虽有一种‘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情’的诗意,但是这岂是现代式的生活?我总觉得这是我的职业,应该在职业以外去找一个可以安心立命的思想或者信仰。但是到哪里去寻找这种思想或信仰呢?”

可见此时夏鼐对于入行考古学还不是非常坚定,因此在出国准备途中也曾有枝节。1935年春,夏鼐发现在第二年即1935年的清华留美生考试中有经济思想史一门时,曾委托同学好友吴晗在清华接洽询问,然而梅贻琦校长坚持须放弃上届名额再考。因此,夏鼐在给友人徐贤修的书信中说:“考试如打桥牌,一副铁定的小满贯,不会去赌大满贯的。” 并最终表示“经济史一事,既已无望,死心塌地去干考古学”。 因此夏鼐先生最终仍然按照先前计划,完成了在安阳的实习,前往英国攻读考古学。

三 总结

曾昭燏先生在留学期间的那封致堂二哥曾约农的书信中说道:“妹在此,遇三姐(曾宝荪)之前后同学数人,皆盛言三姐的天才,并问近状,妹一一告之。妹常自念,以三姐之学问才能十倍于妹,为艺芳终身牺牲,妹何以不能?” 这或许正是曾先生在50年代面对苏联来访学者说出著名的那句“早就嫁给了博物院”早年的思想铺垫;而夏鼐先生在留英时,在日记中总结自己这一年的人生重大变动时说道:“现在由于偶然的机缘,逼入考古学的领域,将来的成败,实属不可预料,我只好不断努力,聊尽己责而已。” 而夏鼐先生在其后的人生中,在考古学研究与实践工作中的勤奋与认真已无需赘述。二位最终都为中国考古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都为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鞠躬尽瘁,并孜孜不倦地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

二十世纪初的西方近代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已逐渐成熟,中国考古学在从古代金石学发展到近代科学考古时,西方近代科学理论与方法的介入促发是必不可少的。这一发展自然于外文书籍传入介绍、外籍科学家在中国地区的考古类活动有一定关系,但以李济、梁思永等人为首,以曾昭燏、夏鼐等人为继的诸多勤奋、聪颖的考古学科留学生们在留洋时认真刻苦的学习锻炼,学成归来后在研究中对严谨学风的保持,在向人传授知识技能时的毫无保留,在实践工作中的执著奉献,最终在推进中国考古事业的进步与蓬勃发展中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没办法详细做引注,只能列目录如下:)

曹清、张蔚星编撰:《曾昭燏年谱》(征求意见稿),南京博物院。

岱峻:《灵谷烦冤应夜哭,天阴雨湿隔天涯——激流中的曾昭燏》,载于《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9月版。

关国煊:《曾昭燏小传(1909~1964)》,《传记文学》卷74期4(1994年4月),页136~138.

关志昌:《吴金鼎小传》,《传记文学》卷45期1(1984年7月),页136~138。

胡琼:《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演变历程及反思》,载于《孝感学院学报》,2005年9月,总第25卷第5期。

南京博物院:《曾昭燏纪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王仲殊:《夏鼐先生传略》,《考古》1985年第8期。

夏鼐著:《夏鼐日记》卷一、卷二、卷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鼐先生纪念文集——纪念夏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科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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