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杜君立,业余写作者。著有长篇小说《乱弹》、商业管理类《职业人格》、历史类《历史的细节》和《1776:乾隆四十一年》等书。近几年在传统纸媒和网络上发表了大量时评,以及许多颇有影响的文化、经济、社会和历史随笔。本文经其授权刊载在参差计划。

序言

万昌华先生是一位执著的历史学者,长期致力于政治体制转轨的研究。特别是对韩国、南非、西班牙和台湾等民主转型问题,多有独到洞见和深度考察。早在2000年,我就从《读书》杂志上读过他的《韩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考察》一文,印象极其深刻。万昌华先生十年磨一剑,对波兰的政治转型付出的心血最多,如今这本《波兰政治体制转轨研究》终于出版面市,殊为不易。

在苏联和整个东欧转型中,波兰无疑是最独特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波兰的转轨不仅发生得早,而且也最为顺利,以和平的方式避免了暴力革命,实现了一次完美的历史转向。虽然研究苏联和东欧当代史的学者和著作不少,但就波兰转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的细节研究来说,万昌华先生的专著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深刻的。

波兰有上千年悠久的历史,人民资质聪明、气度恢宏、宗教信仰深厚,近代以来却命运多舛。在欧洲民族国家大多作为专制君主国家崛起的15、16世纪,波兰创造性的发展起贵族民主制,国王由全体贵族选举产生,只有议会才能制定法律。这是一个有国王的共和国,与英国政体颇为形似。但她没有英国的富有和四面环海的天然屏障,也没有山脉构成的屏障和确定的边界,而邻国是与她敌对并虎视眈眈觊觎着她领土的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这三个大君主国。关于波兰的状况和处境,史学家威尔斯是这样说的:“一个贫穷的、天主教的、内陆的不列颠,完全被敌人而不是海洋包围着。”

波兰堪称古典欧洲文明和骑士精神最完美的继承者,庄严凝重,威武不屈。在人们印象中,美人鱼都是温顺柔弱的,但在华沙有一个著名的美人鱼雕塑,却一手拿剑,一手拿盾,完全一副战士形象。这或许就是波兰民族气质的最好表达。读完《波兰政治体制转轨研究》之后,我对波兰这个民族和国家产生了深深的敬意。特别是对波兰历史有了进一步了解之后,我越发惊叹于这个英雄的民族和伟大的国家。有道是“卢梭文笔波兰血,拼把头颅换凯歌”(秋瑾《吊吴烈士樾》)。

面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时,我常常不自觉的将他们与中国进行对比。波兰的历史是如此独特,以至于我有这样的判断:如果非要在世界上找到一个与中国最不同的国家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波兰;或者说,无论从哪一方面,波兰都像是中国的反义词。波兰“自古就缺乏专制传统”(金雁语),中国正好相反。波兰的政治始终是贵族化的,中国的政治大多时候则是流氓化的。在近代史上,波兰多次被野蛮专制的异族征服和奴役,但波兰可以亡国,却从未消磨自己的文化和精神;中国的命运同样悲惨,虽然中国的文化和精神早已经被野蛮征服者消灭和铲除,但中国却没有“灭亡”。波兰人是开放的,最富于世界情怀和公民精神,中国则封闭而内向,世界远在中国之外;90%以上的波兰人有虔诚的信仰,中国似乎也相反……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不乏对波兰的溢美之词。除过美国,马克思和恩格斯赞扬最多的大概就是波兰了。恩格斯称赞波兰是“东欧民主的策源地”,说波兰人到处传播民主,是“唯一的一个过去和现在都一直以全世界的革命战士身份进行战斗的民族”;马克思称赞波兰人历史上对蒙古人、奥斯曼帝国与沙俄的抵抗拯救了欧洲,“欧洲的人民群众在他们能够自由呼吸的时刻记起了波兰对他们的恩情。”对于波兰的沦陷,马克思特别指出,“对欧洲来说只能有一种选择:要么是以俄国佬为首的亚细亚的野蛮势力像雪崩一样压到它的头上;要么它就应当恢复波兰,从而以2000万英雄为屏障把自己和亚洲隔开,以便赢得时间来完成本身的社会改造。”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中,他们最鄙视和最痛恨的就是俄国和中国——曾经的蒙古帝国(1237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征服了俄罗斯;30多年后,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忽必烈征服了中国)。马克思认为“俄国佬”的野蛮与专制完全来自蒙古征服,“鞑靼人的枷锁从1237年持续到1462年,长达两个多世纪,这种枷锁不仅压迫了,而且凌辱和摧残了成为其牺牲品的人民的心灵。蒙古鞑靼人建立了以破坏和大屠杀为其制度的一整套恐怖统治”。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暴力和奴性是成吉思汗的孙子留给俄罗斯和中国的最大遗产。

对于中国,马克思和恩格斯屡屡称其为鞑靼(女真)统治的“天朝帝国”,说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块“活的化石”,是“僵死不动的东西”,不仅“几千年来都没有进步”,而且“习惯于靠无知来保证不受物的侵犯、世界的侵犯”。中国的社会制度称为“腐朽的半文明制度”,中国人被称为“半野蛮人”、“野蛮人”、“陈腐世界的代表”和“宗法的骗子”等等。但对于中国的未来,马克思也心存一个美好的设想,欧洲人“将来在亚洲逃难,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看见上面写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之后,历史又仿佛回到了成吉思汗时代。布尔什维克们先后征服了俄罗斯和中国,马克思和恩格斯被暴力征服者供奉为上帝;新的统治以最彻底的国家主义消灭了社会,然后将这种体制称之为社会主义。历史总是如此吊诡,既像是一种无情的讽刺,又像是一种恶毒的诅咒,马克思和恩格斯若九泉有知,真不知作何感想。

欧洲的卫士

很久很久以前,斯拉夫人起源于今天波兰东南部的维斯杜拉河上游一带,到公元6世纪前后,逐渐分化为东斯拉夫、西斯拉夫和南斯拉夫,其中西斯拉夫更接近西欧,文明程度最高。波兰是最大的西斯拉夫族群,波兰人也是最开化的斯拉夫人。从波兰到乌克兰都是适合农业耕作的大平原,气候温暖,因此西斯拉夫被称为“欧洲的粮仓”。波兰一词源于斯拉夫语Polanie,意思是居住在平原上的人。古代波兰只是波兰、维斯瓦、西里西亚、东波美拉尼亚、马佐夫舍等几个西斯拉夫部落组成的联盟,公元965年,梅什科一世皈依基督教,波兰开始基督化。借鉴希腊字母,波兰有了自己的文字,波兰的历史由此拉开序幕。9世纪后半期,10世纪时期,勇敢者博莱斯瓦夫一世被罗马教皇加冕为波兰国王,波兰成为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家。

12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从东方席卷而来,整个欧洲因为这场“黄祸”而岌岌可危。1235年,成吉思汗之孙拔都率军西征,在名将速不台的指挥下,蒙古鞑靼铁骑所向披靡。在征服斡罗思(俄罗斯)各部后,兵分三路,挥军继续西进,攻入波兰。波兰国王博列斯拉夫统帅波兰军队迎敌,不幸战败,克拉科夫城遭到了蒙古人的洗劫。1241年,蒙古军侵入西里西亚。在瓦尔斯塔特平原上,西里西亚公爵“虔诚者”亨利二世率领波兰联军,与蒙古侵略者进行了一场大决战,这就是著名的列格尼兹战役。

欧洲联军由波兰军队和十字军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条顿骑士团)组成,有30000名重装骑士和步兵,虽然蒙古军只有不到20000人,但战斗的结果却是整个波兰联军几乎全军覆没,统帅亨利和许多波兰贵族都力战而死。残忍的蒙古人割耳朵计数论功,欧洲人的耳朵足足装了9只大麻袋。对蒙古人来说,列格尼兹战役可算得上是西征战争中所取得的最大胜利,但这也是一个顶点。此战之后,蒙古帝国进入巩固阶段,蒙古人将主力用于对中国的征服,西征战争进入尾声。从某种意义上,波兰成为保护欧洲的重要屏障,特别是在东斯拉夫沦为蒙古帝国的金帐汗国之后。

来自东方的威胁解除之后,西方的麻烦有开始了。1385年,为抵抗条顿骑士团的侵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实行了王朝联合,波兰11岁的女国王雅德维加与26岁的立陶宛大公雅盖洛结为夫妻,雅盖沃成为波兰国王。这个“波兰立陶宛联邦”存在了4个多世纪。联合体形成25年后,与条顿骑士团的总决战终于打响。条顿骑士团几乎所有指挥官全部战死,被俘的骑士需要交纳大量的赎金,再加上战争赔款,条顿骑士团从此一蹶不振。此战之后,波兰和立陶宛两个基督化的国家完全合成一体,成为欧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

1510年,最后一任条顿骑士团团长阿尔伯特与波兰国王老西格斯蒙德一世签订《克拉科夫协议》,阿尔伯特成为波兰国王下属的普鲁士大公,条顿骑士团国家正式消失。很多年后,普鲁士大公国成为普鲁士王国,再成为德意志帝国。

168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入奥地利,以15万大军围困了神圣罗马帝国首都维也纳。维也纳城内只有不到13000人守军。战事持续了2个月之后,维也纳城内弹尽粮绝。正在万分危急时刻,波兰国王索别斯基亲率25000名波兰铁翼骑士和45000名联军大破土耳其军,不仅解除了维也纳之围,从根本上解除了穆斯林圣战对欧洲的长期威胁。

从蒙古人到土耳其人,波兰如同欧洲文明的卫士和基督世界的钢铁长城,以自己的牺牲阻止了来自东方的入侵。很多年后,马克思将波兰称赞为“欧洲不死的勇士”。克拉科夫的圣玛丽亚大教堂上,当年抗击蒙古人进犯的报警号角,至今还作为一项著名传统仪式而定时吹响。

贵族的民主

对人类文明来说,波兰最伟大的贡献或许当推其独特的“贵族民主制”。在古代文明中,贵族是拥有自由权利的特殊群体,这种自由权利使贵族成为古代社会文明的标志。托克维尔说,一个没有贵族的社会很难避免专制,因为只有贵族可以与专制权力抗衡。贵族并不只是出身和财富,还包括一种精神与责任,对真正的贵族来说,荣誉大于一切。

在堪称黄金时代的波兰立陶宛联邦时期,波兰逐渐发展起这种独一无二的贵族制民主政体。在这个政体中,所有拥有一定财产的贵族都拥有对国家的政治权利,他们通过议会立法和选举君主。贵族强大,君主弱小,这种原始的民主与现代宪政有诸多相似之处。在中世纪时期,欧亚大陆还是一片专制的海洋,到处都是中央集权和宫廷王朝,只有波兰大胆地迈出权力分散的联邦制民主制度,甚至包括宗教宽容和和平主义的尝试。

波兰的联邦制度始于12世纪末,封建议会“卫彻”作为波兰各公国的最高权力机关。15世纪末期,波兰议会分为两院,国家权力由封建贵族执掌。这与英国议会制度的发展基本处于同一时期。为了进一步限制王权,波兰在16世纪创造了国王自由选举制度。1505年,波兰议会通过宪法:未经议会两院同意,国王不能颁布新法律,不能征税,不能征召军队,不能宣战和媾和。这个宪法比英国的《权利法案》早了将近两个世纪。1588年,波兰颁布法律,国王和政府官员非经法院判决不能搜查贵族家庭。1569年,波兰立陶宛联邦成为欧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国王经选举产生,并接受议会监督。第一位由贵族选举的波兰国王是西格斯蒙德二世,第二位国王来自法国王储,他只干了半年,就回去做法国国王了。

从1569年到1795年,这种贵族民主制度持续了长达226年,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多元文化的民主国家,波兰立陶宛联邦成为欧洲移民的天堂,不同信仰的几十个民族生活在这里,这在欧洲乃至当时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波兰也一度成为欧洲最为强盛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波兰立陶宛联邦作为一个贵族共和国,包括现在的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白俄罗斯,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等。

贵族政治的长期浸染,使贵族精神成为波兰民族性格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由与理性,信仰与荣誉,精英主义,牺牲精神,这些特质使波兰成为世界丛林中最为绰尔不群的一个民族。奥尔特加在《大众的反叛》说:“不管人们愿意与否,人类社会按其本质来说,就是贵族制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只有当它是贵族制的时候,它才真正成其为一个社会;当它不是贵族制的时候,它根本就算不上一个社会。当然,我这里说的是社会,而不是国家。”他对“贵族”的解释是:“在我心目中,贵族就等同于一种不懈努力的生活,这种生活的目标就是不断地超越自我,并把它视为一种责任和义务。”

从本质上来说,在封建制度下,贵族与专制是对立的,因此真正的封建社会并不是专制的,反而是自由的,只有君主集权体制才是真正的专制社会。英国思想家培根认为:“在君主制度下,如果没有贵族阶级的存在,那么这个国家就只能成为独裁专制的帝国——像东方的土耳其那样。因为贵族的存在可以牵制帝王的权力。”

1773年,卢梭应波兰贵族威尔豪斯基伯爵的请求,写了《波兰政府论》。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卢梭曾为波兰人草拟过最好的政治制度”。卢梭在书中写道:“民族庞大、国土辽阔,这是人类不幸的主要根源”,“王位世袭制防止了纠纷,但却导致奴役;选举维护了自由,但每一度的登基都要动摇国本”。自称“世界公民”的卢梭强调,按照共和国宪法,公民不论贫富,都是平等的,所以应该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

卢梭还起草了一份波兰宪法稿:

从初生婴儿睁开眼的那一刻,他所看到的就应该是他的祖国,直到他死亡的那一天,在他的眼里都绝不可有其他任何东西。每一位真正的共和党人,都要如同爱母亲的乳汁一样热爱他的国家,也就是热爱法律和自由。这种爱就是他的立身的根本。他眼里只有祖国,他只为祖国而存在。当他漂泊异域它乡时,他就变得毫无价值。当他失去祖国时,他便不再存在。虽然他还活着,但要比死亡还糟糕。

不死的勇士

17、18世纪是帝国崛起的时代,波兰立陶宛联邦与俄帝国的战争持续了13年,之后又在教皇的号召下,参加了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虽然这场战争将奥斯曼帝国彻底赶出欧洲,但也将波兰立陶宛联邦国力耗尽。同时,国内的封建农奴制也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在贵族民主制度下,贵族不仅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有一票否决权,只要有一个议员反对,这项议案就不能通过。同时,贵族基于自身眼前利益,拒绝为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而征税,再加上联邦政府的弱势,这使波兰国家力量日益衰落。18世纪末的波兰完全陷入一种政治、社会、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它的军火库是空的,堡垒年久失修,军队几乎不存在。

与波兰相反,普鲁士和俄罗斯依靠专制体制和酷吏官僚进行敛聚扩军,反倒越来越强大,此消彼长,邻国的专制和强大成为对波兰最致命的威胁。在17世纪时期,波兰军队多次攻入俄国和莫斯科,逼迫俄国举行贵族大会选举沙皇;进入18世纪,俄国军队反倒多次攻入波兰和华沙,强迫波兰议会任命他们中意的人为波兰国王。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虽然都属于斯拉夫民族,但与波兰的文明不同,俄罗斯完全是东方化的,在被野蛮的蒙古人征服和奴役的几个世纪,鞑靼人的暴力集权已经渗透进俄国人的精神深处。彼得一世时期,俄国仅仅处死的高级贵族就有1000人之多,杜马和主教都被废除,所有权力都集于沙皇一身。18世纪晚期,野心勃勃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将俄国送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俄帝国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军事强国。同一时期的腓特烈二世也带领普鲁士走上军事扩张的道路。1772年,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三个君主集权国家在彼得堡签订了瓜分波兰的条约。

在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忧国忧民的波兰爱国者和进步思想家掀起一场爱国革新运动,对僵化的封建制度和教会下的文化教育提出批判。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1791年5月3日,波兰议会通过了《五三宪法》,取消了自由否决权,改为多数表决通过,波兰从贵族君主制共和国转变为由贵族和资产阶级联合执政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波兰《五三宪法》与法国《人权宣言》、美国宪法并列为近代民主法治的三大开山之作。

作为《五三宪法》的起草人之一,波兰民族英雄柯斯丘什科不仅参加了美国的独立战争,还领导了1794年的波兰起义。《五三宪法》很快就在俄军的刺刀下作废,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让他的情夫波尼亚托夫斯基做了波兰国王。1793年,俄普两国对波兰再次进行了瓜分。在镇压了波兰民众的反抗后,1795年,俄普奥三国再次聚餐,彻底瓜分完了最后的波兰。

波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灭亡了,成为欧洲的一个牺牲品。但就在波兰不再是一个国家时,波兰人的民族意识却被激活了。同时,波兰虽然被灭亡了,但民主却在茁壮成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主在波兰的失败换来了它在欧洲的胜利。

亡国之后的波兰曾一度将拿破仑视为救星,因为俄普奥也是拿破仑统一欧洲的敌人,无数波兰人参加了拿破仑的战争。事实上,拿破仑确实帮助波兰人重建了袖珍的“华沙大公国”——按照《拿破仑法典》管理。可惜拿破仑很快就失败了,“华沙大公国”只存在了6年。波兰王国作为俄国的殖民地,沙皇就是波兰国王。整个19世纪,波兰人反抗沙皇的起义此起彼伏,如沸腾的火山,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波兰人从来没有屈服过。沙皇的暴政使大批波兰社会精英流亡国外。这场大移民使波兰人遍布欧美各国,其中不乏一些著名人物。虽然流亡他国,但这些波兰人仍然心系祖国,如音乐家肖邦死后葬于巴黎,心脏归葬华沙;居里夫人两次获得诺贝尔奖,她将发现的新元素命名为波兰的字首Po。

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波兰的三个宗主国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先后崩溃:德国和奥地利战败,俄国被一场革命颠覆。根据凡尔赛条约,东欧一些民族国家纷纷独立,被瓜分长达123年的波兰终于光复。被称为“波兰拿破仑”的毕苏斯基走出德国监狱,成为波兰共和国的元首。

俄国没有了,刚刚诞生的苏维埃帝国更加可怕,它不仅继承了沙皇的所有遗产,而且雄心勃勃地要将布尔什维克传播到整个欧洲。1920年,80万苏联红军攻入直逼华沙城下。在法国的帮助下,毕苏斯基率领的波兰民族军进行了10天的鏖战。8月15日,波军转入反攻,一举击溃了苏联红军。毕苏斯基成为波兰人民心中真正的民族英雄,打败苏联侵略者的8月15日定为波兰建军节。

苏联的冒险历程是人类最大的实验。华沙战役使列宁建立一个全球无产阶级联合政府的梦想化为泡影,苏联不得不放弃将革命推向西方的计划。波兰又一次成功的扮演了欧洲防火墙的角色,受阻的苏维埃狂潮不得将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在刚刚结束女真鞑靼统治的农业中国,他们找到了最理想的土壤。

波兰军队势如破竹,捷报频传,很快就攻入苏联境内,苏联不得不向波兰求和。按照双方签订的《里加和约》,波兰收回了当年被俄国侵占的东部领土,即西乌克兰与西白俄罗斯。

在这场侵略战争中,10多万苏维埃红军沦为波兰的战俘,其中一半回到苏联,另一半拒绝归国,加入波兰和德国等国的国籍;还有将近2万战俘死亡。作为这场战争的当事人,斯大林对苏联在波兰的惨败无比愤恨。在后来的大清洗运动中,苏联对国内的波兰族裔不择手段地进行残酷迫害,受害者超过7万人。从某种程度上,后来的卡廷屠杀不过是大清洗的延续。

卡廷森林

虽然波兰获得了独立,但它仍然无法摆脱栖身于两个法西斯邻国之间的不幸处境。虽然波兰与德国、苏联都签订了互不侵犯的友好条约,但这并不能保证其脆弱的安全。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和希特勒这两个大独裁者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同时还背着波兰,秘密签订了一份瓜分波兰的《附加秘密协议书》。

1939年9月1日,德国从西面攻入波兰。9月17日,苏联从东面攻入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两个法西斯独裁帝国的铁蹄下爆发。苏德的野心不仅仅是瓜分波兰,而是要瓜分整个欧洲和世界。9月18日,苏军与德军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会师,两军举行联合阅兵式。华沙的最后抵抗伟大而悲壮,血战到9月28日,波兰沦陷。幸存的波兰军人不是成为德军的俘虏;就是被苏联红军俘获。9月29日,苏德瓜分波兰的《德苏边界友好条约》正式签字,波兰作为一个国家再次被消灭。斯大林发给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贺电称:“德国人民和苏联人民之间用鲜血凝成的兄弟友谊,有一切理由可以成为长久的和牢固的。”电文随即刊登在《真理报》上。

波兰作家卡普钦斯基将苏联称为“帝国”。他“跟帝国的初次相遇”就是在苏德瓜分波兰的1939年,不久之后波兰就沦为“帝国”的一部分。秘密警察给他们送来红领巾。当时他刚刚上学,第一堂课就是学习俄语,而且从S——而不是A——开始学起。因为苏联的第一个字母是S,斯大林的第一个字母也是S。

波兰当局认为苏联不是交战国,因此波军总司令雷兹·西米格威元帅与苏军谈判后,下令东线的30万波军放弃抵抗,向苏军投降。但苏军得手后马上食言,将波军军官编成146个战俘营,分散关押在斯摩棱斯克地区的几个集中营。此后,苏联方面对外宣称波兰战俘已经全部释放。从1940年4月3日开始,各个集中营对波军战俘展开有计划分批次的大屠杀。

在骑士传统悠久的欧洲,杀俘是一件极其可耻和罪恶的事情。但斯大林为了报19年前的华沙战役之仇,也为了消灭日后可能的反苏力量,秘密签署了处决波兰“民族主义者和反革命活动家”的命令,21857名波兰战俘(主要是军官)尽数遭到秘密屠杀,地点就在斯摩棱斯克境内的卡廷森林。根据联共(布)政治局3月通过的处决波兰战俘的决议,将整个处决波兰战俘的行动称为“减轻负担行动”,这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如出一辙。

1941年,苏德长达22个月的蜜月期结束了,从盟友变成敌人,苏联在纳粹强大的战争机器面前一败涂地,波兰被德国独吞。苏联与流亡的波兰政府再次恢复外交关系,并在伦敦重新签订了互不侵犯和互助条约。一些刚获释的波兰军官向苏联索要“战俘”,苏联方面声称已经全部释放。1943年4月13日,德军在占领的卡廷森林意外发现“万人坑”,里面埋葬的全是波兰军官,国际红十字会介入调查,波兰流亡政府总理西科尔斯基宣布与苏联决裂。随后,西科尔斯基神秘的遇难,苏联在莫斯科扶持起另外一个波兰流亡。

卡廷惨案传出之后,当时世界一片哗然。德国利用卡廷大屠杀在法国到处张贴宣传海报:“如果苏联赢得战争,卡廷将无处不在!”苏联对此早有准备,立即发咬一口,指责德国杀人栽赃。当初苏军屠杀战俘时,使用的全部都是1930年以前从德国进口的7.65毫米瓦尔特PPK手枪和子弹。就这样,苏联将屠杀的罪责成功推给纳粹德国。

二战以苏联的胜利而结束,纽伦堡审判没有采纳德国人制造卡廷惨案的指控,也没有指控真正的凶手苏联。波兰虽然获得独立,但仍然处于苏联的阴影之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卡廷大屠杀属于波兰社会的禁忌,“卡廷”不只是一场秘密屠杀,更是一种对历史真相的的掩盖和谎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卡廷”成为战后的波兰并没有获得真正独立和自由的象征,也是他们被迫屈从强权和谎言的耻辱标志。

苏联为了掩盖罪行,1945年在卡廷森林修建了一座纪念碑,以纪念“被希特勒匪徒枪杀的波兰军官”,屠杀的时间从1940年被改为1941年。从大屠杀的罪行来说,斯大林的苏联和希特勒的纳粹本是一丘之貉。卡廷森林与奥斯维辛,所谓的布尔什维克和纳粹保持着难分伯仲的卑鄙、残忍和歹毒。布尔什维克说:“我们要比纳粹更长久!”

华沙起义

战争进行到1944年,纳粹德国已经日落西山,苏联红军直逼德军驻守的华沙。波兰流亡政府领导下的波兰“国家军”发动了华沙起义,他们试图在苏联红军进入之前解放华沙,而苏联政府也答应提供援助。直到7月29日,苏联在广播上还在鼓动华沙的波兰人举行起义;8月1日,华沙起义正式开始。在科莫罗夫斯基将军指挥下,由5万名华沙军民向德军发起进攻,3天后基本控制了华沙。但随着德军增援部队的到来,没有重武器的起义者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绝境。

起义之前,苏军已经打到离华沙市中心仅6公里的维斯瓦河东岸,“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红军的马匹在河边喝水和洗澡”;苏军在广播上号召波兰人民起义,并答应给予支援。但起义开始后,斯大林却指责华沙起义是“冒险行动”,不仅拒绝支援,反而在河对岸停止了攻势,盟军想使用苏军控制的机场来进行空投支援,也遭到苏军的拒绝。对斯大林来说,一则他对波兰宿怨很深,二则波兰已经唾手可得,他不过是借德国人之手消灭波兰未来的有生力量。

米沃什将苏德夹缝中的波兰形容为“一只苍蝇反抗两个巨人”,苏联比德国更阴险也更有耐心。虽然波兰与苏联的盟国,但苏军不仅见死不救,反而为了等待德军将波兰人消灭干净,而停战了两个多月。这期间,华沙遭到德军轰炸机、坦克和重炮的轮番攻击。希特勒下令“将华沙从地球上抹去”。面对残酷的巷战,德军将所有的建筑都夷为平地,造成大量平民死亡,历史名城华沙变成一片几十平方公里的废墟。华沙起义被德军彻底镇压,18000名华沙起义者全部壮烈牺牲,并有18万华沙市民遭到德军的屠杀。大量波兰人被投入纳粹的集中营。虽然有一些幸存者逃出德国人的魔爪,但被苏军抓到后,仍有可能被当作“起义的法西斯”处决。

在德国法西斯的屠刀与苏联共产党的阴谋下,波兰人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整个华沙沦为一座空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波兰人的牺牲挽救了德国和欧洲。在苏军等待期间,西线盟军的进攻取得了较大的成果,苏军后来只占领了半个德国。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联邦德国(西德)。1970年,西德总理勃兰在华沙那一跪,一方面是为纳粹的暴行而向波兰人谢罪,另一方面也是为华沙起义而感激波兰人。

二战从波兰开始,在长达6年的战争中,波兰沦为苏德两个帝国反复争夺的主战场,70%的工厂和1/3的耕地被毁。战前的波兰人口是3500万,其中有600多万在二战中遇难,死亡率高达22%。人口仅有中国1/18的波兰,牺牲人口几乎达到了中国在二战中死亡人口的1/3。对一个素有贵族传统的波兰来说,精英阶层往往是冲在最前方的英雄,他们是这个不屈不挠的民族真正的脊梁。在波兰人的战争中,从来不会拿底层平民的生命来做国家的炮灰,赴汤蹈火的总是精英份子,他们的死亡率远远超过一般平民。在二战中,波兰教会神职人员的死亡率达1/3,知识分子死亡率达38%,著名的雅盖沃大学全体教师都被德国人杀害。更不用说首当其冲的波兰军人——波兰没有“伪军”。

波兰的奥斯维辛作为二战的残酷标志,见证了纳粹怎样摧毁波兰长达千年的犹太文明。战前波兰有350万犹太人,战后幸存者不到一成。对于大多数波兰人,斯大林只是希特勒的继承人。但对不幸的犹太人来说,斯大林的苏联却是摆脱纳粹德国的唯一途径。“要么古拉格,要么毒气室。既然有些去古拉格的人还可能活着回来……”

1945年,战争结束了。作为胜利者,苏联从波兰这块蛋糕上割走约18万平方公里,再将波兰边境向失败者德国推移了14万平方公里。对波兰来说也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虽然波兰又一次成功光复,但却再一次陷入苏联的魔掌。借德军力量铲除了波兰流亡政府势力之后,苏联扶持起来的亲苏政府全面控制了波兰,波兰成为布尔什维克战车上的一只轮子。对自由的波兰人来说,这是又一次亡国和奴役。米沃什将苏联帝国的征服称为“压路机”,“它沿途粉碎了一切,还粉碎了每个被压碎的国家居民的希望,使其产生悲观失望的宿命情绪。”

希特勒将世界带入战争,斯大林将世界带入冷战。1949年4月4日,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5年之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加入北约。1955年5月14日,以苏联为首的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包括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在波兰首都华沙签署了《华沙公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华沙条约组织两大国际组织的成立,标志着双方以冷战形式的军事对抗正式开始。

上帝与世界

从公元9世纪基督化之后,波兰就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天主教国家。波兰人对宗教非常敬畏和虔诚,波兰人口中有90%以上是天主教徒。波兰人的贵族精神与宗教情结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罕见的信仰的力量,因而也塑造了一种圣徒般高贵的品德和勇敢的牺牲精神。这种民族性格极其鲜明地在哥白尼和卜弥格身上得到印证。

虽然身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哥白尼还是勇敢的提出日心学说。对哥白尼来说,上帝就是真理的化身。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天体运行论》是当代天文学的起点──当然也是现代科学的起点。一直以反基督教著称的思想家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哥白尼是一位波兰教士,抱着真纯无暇的正统信仰……他的正统信仰很真诚,他不认为他的学说与《圣经》相抵触。”

卜弥格生于波兰勒阿波城一个笃信天主教的贵族家庭,1639年加入耶稣会,3年后被派往中国。在中国期间,卜弥格不顾战乱游历了中国各地,绘制了第一份《中国地图册》。1650年(永历四年),卜弥格受流亡的南明朝廷之托,携永历皇太后书信出使欧洲,以寻求罗马教廷和欧洲的军事援助。中国当时的政局变化已经为欧洲所知,卜弥格搭乘葡萄牙商船到达果阿后,遭到亲女真的葡萄牙当局阻拦。卜弥格只好改走陆路,整整两年之后才到达威尼斯。“既然中国皇帝陛下把这个艰难而又光荣的事业托付于我,为了这件大事,我便冒着各种危险,经过澳门、果阿、莫卧儿、波斯、亚美尼亚、纳托维亚,来到士麦那,又从这里到罗马去。”罗马教廷为这个“中国使臣”的到来召开了三次会议,直到3年后,才由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签发了仅限于礼节的复书。有了教皇的书信,卜弥格得复书后,顾不得回波兰老家省亲,立即启程返华。卜弥格又从里斯本搭上葡萄牙的商船,沿着当年达迦马的海上路线赶往东方。

1658年,也就是永历十二年,清顺治十五年,卜弥格抵达暹罗。此时中国已经彻底沦陷,落入女真人之手。卜弥格徘徊于中国边境,数年奔波,沧海桑田,物是人非,百感交集,不久即溘然而逝。卜弥格在罗马曾经说过:“我要回到中国的战场上去,即使付出名誉和健康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为了中国,这个虔诚、执着、勇敢的基督徒付出了更高的代价——生命。值得一提的是,卜弥格是第一个将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文化成果介绍给西方的欧洲人。

从卜弥格身上,也体现出波兰的世界主义精神。著名的波兰记者卡普钦斯基堪称当代卜弥格。他的足迹遍及五洲四洋60多个国家,多次深入拉美、非洲、中东等人迹罕至的蛮荒地带。他一生亲历了27场革命和政变,曾经4次被判死刑,遭到40多次拘禁关押。同时作为作家,他获46项国内国际大奖,6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是人类痛苦的见证人,也是人民希望的见证人。”卜弥格用自己的眼睛和笔试图告诉人们,国家集权和世界霸权是我们这个地球战火连年不断的根源。

波兰人的世界公民情结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创造一种新的人类语言——世界语。近代以来,在弱肉强食的国际丛林中,波兰人是最富于抗争精神的世界公民,他们认为波兰的自由只有在人类自由的背景下才能实现,因此波兰人反抗专制暴政的思想和行动远远超越了国家、民族甚至宗教的代沟。“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波兰人。”普瓦斯基和科希秋什科不仅是美国革命的英雄,也是波兰起义的领袖。像普瓦斯基、科希秋什科、梅洛斯拉夫斯基和贝姆这样的国际主义民主斗士素来都是波兰的特产和骄傲。波兰国歌来自波兰军团战歌,也诞生于法国革命中。

波兰人的普世意识与他们的宗教生活密不可分。在波兰人的生活中,宗教氛围非常浓厚,人们经常参加各种宗教活动。波兰虽然是个天主教国家,却最早确立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的原则,早在1573年就颁布了宗教宽容的《华沙公约》,这种宽容精神在1791年的《五三宪法》中再次得到发扬光大。这使波兰具有悠久的民主自由传统。虽然波兰在近代多次亡国,但也多次复国,其中宗教成为维系民族和国家精神的重要纽带。在俄国统治时期,不仅波兰历史遭到禁止,连波兰语都被俄语替代,人们只有在教堂里才可以偷偷的说波兰语。教会因此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地下政府和精神依托。

在二战中,勇敢的波兰天主教会拒绝与纳粹合作,大量神职英勇牺牲。二战之后,波兰在政治上被迫实行苏联化的一党专制,民主和自由遭到严重压制,天主教就成为波兰人最大的慰藉,孩子一出生就被抱进教堂受洗。波兰人将天主教视为作为祖国的精神象征,以此抗争布尔什维克的苏联帝国统治。在当时的共产党国家中,只有波兰允许党员信奉天主教,大多数党员都是虔诚的宗教徒,而且在军队中也设有教堂和神父。在苏联化时期,教会如同一个影子政府。“政府掌握了枪,教会掌握了灵魂。”全国的天主教堂有15000多座,神甫达到20000多名。教会在波兰各地的组织网络非常完善齐备,有自己的刊物和神学院。教会还享有一定的豁免权,军警不得进入教堂,这使一些政治异议人士常常得到教会的庇护。

在上个世纪晚期,欧洲四分之一的天主教神父是波兰人。1978年,波兰克拉科夫教区主教当选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成为第一个斯拉夫人出身的教皇。当教皇访问他的母国波兰时,万人空巷,群情激动,但却秩序井然,根本不需要警察维持秩序。曾经在波兰生活学习过的中国学者金雁说:“对宗教热而不狂,信仰与理性兼容、宗教热情与宗教宽容并重,是波兰民族的传统。波兰人尊重教会,但反对政教合一;没有“信仰真空”,但不会扼杀世俗理性。在转轨时期,波兰人的宗教信仰为社会伦理规范和精神秩序提供了宝贵资源,而宗教宽容传统又使宗教极端势力与教权主义难成气候。”

波兹南事件

波兰虽然复国了,但它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命脉都在苏联手里。就连国庆节也换成“苏军解放日”。因此,对波兰人来说,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独立和解放,只不过主子从德国换成了苏联,纳粹变成了苏维埃。波兰共产党名为统一工人党,成立于1948年,和大多数共产党国家一样,波兰的国名被改为波兰人民共和国。从1948年到1953年,包括波共总书记哥穆尔卡在内的许多波兰精英遭到肃整,有的被判刑,有的甚至被处死,他们中不少都是二战的英雄和高级官员。在苏联的阴影下,波兰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缺乏民主。波兰人自古就形成的自由民主传统和鄙视鞑靼化俄国的心理,再加上苏联极权模式的僵化反动,这使波兰成为苏东阵营最为动荡的国家。1956年发生波兹南事件拉开了反抗苏联模式的斗争。

波兹南是波兰西部一座著名的工商业城市,1956年6月,波兹南的斯大林机车车辆厂工人向政府请愿,要求增加工资和退税。波兰工业部部长的回答是“如果你们上街的话,你们将遇到坦克”。此话一出,激起群愤。28日,波兹南16000名工人(其中包括4000名党员)聚集起来走向自由广场,进行示威游行。随着工人代表被捕的消息传开,游行工人高呼“我们要自由和面包”、“俄国佬滚回去”“打倒秘密警察”、“释放囚犯”等口号,与前来镇压的警察发生冲突。波兹南的秘密警察总部被愤怒的工人烧毁。

事件发生后,经波兰党中央第一书记批准,波兰政府立即出动了400辆坦克和10000名军人前去镇压。按照官方统计,镇压行动造成至少74人死亡,超过1000人受伤。一位13岁的儿童Roman在镇压中被军队杀害。暴动平息之后的6月30日,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奇率领党政代表团参加了为受难者举行的葬礼,并宣布对工业部部长的撤职和对工厂退税的决定。

值得玩味的是,苏共中央在6月30日的《真理报》上宣称,波兹南事件的发生是“美国垄断资本操纵的反革命阴谋”,是“帝国主义的颠覆性行为”,是美帝国主义为颠覆社会主义国家而策划的“反人民暴动”。但波兰政府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勇敢的承担了自己的过错:“无产阶级国家和政府的官僚主义错误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次罢工”;“极大部分责任要归于中央和地方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和愚昧无知”;“波兹南事件是一个警告,它证明在党同人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方面存在着重大的错误”。

从某种程度上,政府的血腥镇压导致波兹南事件成为波兰社会巨大的创伤,但这也成为一个改革的新契机。在这一时期,苏联局势发生了改变,赫鲁晓夫积极的推动“非斯大林化”。在斯大林时期被投入狱中的哥穆尔卡重新复出,在波兰党的八中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值得一提的是,“波兹南事件”也成为中国“整风”和“反右”运动的导火索。

更为离奇的是,在波共八中全会会议期间,赫鲁晓夫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突然飞临华沙,反对哥穆尔卡当选,要求出席会议,并宣称苏军已经包围了华沙。波兰只好休会与苏联进行会谈,哥穆尔卡说:“在大炮瞄准华沙的情况下,我们不要会谈。”双方谈判进行了一晚上,哥穆尔卡反对苏联对波兰内政的干涉和压力,坚持走“波兰自己的道路”。面对宁死不屈的波兰人,赫鲁晓夫无可奈何,第二天又率领着他的苏联代表团灰溜溜地离去。事实上,这次会议室的抗争对波兰的影响远远超过波兹南事件,波兰逐渐走出苏联的阴影。在随后签署的波苏沟通声明中,波兰与苏联的平等关系得到进一步重申。

八中全会的危机过去之后,新改组的波共中央立即为波兹南事件平反,释放了所有被捕者。哥穆尔卡反对“建立在官僚主义之上和暴力之上”的个人崇拜,强调“民主化道路”才是“建设最好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波兰议会进行了重新选举,扩大了工人工会、农业合作社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民主权利,一方面推动工人自治,另一方面允许土地买卖,取消农业税,农民取得了更大的自主权。

在1956~1960年的五年计划中,波兰把发展消费品生产和农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主要任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苏联模式的严重缺陷无法根本克服,在以后的两个五年计划(1961~1970)期间,国民经济比例依然严重失调。1970年12月14日,格但斯克爆发工人罢工,此次罢工如同14年前的“波兹南事件”重演,罢工的起因也是食品涨价、要求提高工资和反对官僚主义。“有45名格坦斯克工人被坦克和子弹夺去了生命,有1000多工人流出了鲜血。这些赤手空拳的工人是在和平时期,被他们法律上的代理人、公仆用刺刀、步枪和坦克残害的。这种屠宰式的杀害使人颤栗。它留下的恐怖记忆大约一百年也不会消失。”哥穆尔卡因为这场流血惨案而被迫辞职。

盖莱克接任党中央第一书记之后,亲率党政领导进入工厂,与罢工工人对话:“你们把我也当作人吧,也要像帮助人那样来帮助我吧!”虽然盖莱克成功的化解了这次危机,但他无力改变整个政治制度。压制民主、任人唯亲、贪污腐败是所有极权主义国家的通病,据当时的统计,波兰全国百万美元以上的富翁有800个,他们全部都是红色权贵和红色资产阶级;总理雅罗谢维奇的儿子在巴黎赌博,一夜就输掉5万美元;即使盖莱克自己的夫人,在巴黎买珠宝,一次就花了4万美元……

自由的意志

在苏联化时期,波兰跟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对思想的管制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相比破坏自由经济,布尔什维克往往会更加卖力地破坏自由结社,新政权希望将所有的年轻人赶到官方统治的畜栏里。

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罗·罗姆说了一个关于波兰的寓言:在遥远星球上,有一个国家,这里的人民被迫像鱼一样生活在水下,嘴里吐出的泡是唯一的谈话。官方说,水下生活才是最美好的,浮出水面呼吸就是犯罪。因为长期在水下,所有的人都患上风湿病,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过上岸上的生活。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中写道:“在那些年代,我感到自己是这样一个人,他有足够的自由活动空间,但身后仍拖着一条长链,这个链条总是把他钉在一个地方。”

切斯瓦夫·米沃什出身立陶宛贵族家庭(当时立陶宛属于波兰)。1949年一个夜晚,身为波兰政府外交官的米沃什去参加一个上流聚会,喝酒、跳舞。凌晨回家时异常寒冷,他看见几辆满载着犯人的车上,军人们都穿着两层军大衣,而那些囚犯们却衣衫单薄,浑身哆嗦。“那时我明白了我是谁的帮凶”。米沃什“痛下决心不再做东方暴政的同谋犯”,“我是站在未来的胜利还是被战胜的人一边,我的将来是赢还是输,全都无所谓。我只知道,如果我的朋友将尝到甜美的胜利果实,如果地球经过长达数百年计划经营而得到改造,对能活到那个时候的人来说将是极大的悲哀。”

米沃什把良心和自由看得终于一切,包括世俗的权势和享受。他后半生虽然几乎都在海外过着流亡生活,但他从不放弃用波兰语写作,“我只有在自己的国家才能拥有自己的读者群”。波兰语是小语种,他的作品在欧美没有市场,在波兰又被当局严禁,但这也没有改变米沃什的执着。“人类是靠对自己的记忆而活的,即是说,活在历史中。”1980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说他“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剧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波兰实现民主化之后,米沃什终于回到他朝思暮想的波兰,落叶归根,2004年他病逝于克拉科夫。

安德热・帕努夫尼克是著名的波兰作曲家和指挥家。他为了其作品能得到演出机会,不得不加入官方控制的波兰作曲家协会。按照规定,所有协会成员都必须为统一工人党写一首党歌,最终帕努夫尼克羞愧地发现,自己匆忙写就的作品居然获得优胜奖。这种来自官方的荣誉让他感到极其可耻。他既要养活家庭,又不愿继续向权力妥协,最后他不得不放弃了作曲事业,转而从事波兰古代音乐研究。他最终于1954 年流亡英国。

在整个冷战时期,特别是后来的军管时期,许多波兰精英走上了流亡之路,像米沃什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最著名的如波兰驻美国大使罗·斯帕索夫斯基向美国申请政治避难。同时,还有大批波兰留学生完成学业后拒绝回到波兰。虽然大多数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仍然留在波兰,但始终拒绝与政府合作,进行“内部流亡”……

从民族性格上,欧洲化的波兰与东方化的俄罗斯有很大的不同,波兰更具有西方文明的理性精神。卡普钦斯基曾经比较过俄国人与西方人的不同:两个在大清洗中同样被流放的共产党员,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投奔革命澳洲的人。被流放的澳洲人总是觉得进了一个疯人院;而那个俄罗斯人却觉得被肃整很自然,就像被无情的大自然淘汰一样。同样面对不公与极权,苏联人不会像波兰人那样坚决与理性,虽然看起来是逆来顺受,但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抗议方式,他们是“投过沉默表达意见,而不是用语言……何处该出席,何处该缺席,当被迫参加集会时,他们会慢慢的聚过来,而当结束时,他们则会快速的瞬间四散”。

波兰当局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局面,所有的压制手段并没有让波兰人屈服,也没有阻止波兰人的反抗。各种民间团体和社团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秘密警察日夜工作,刚刚搜缴了一大批“非法印刷品”和未经注册的印刷器械,但马上就又有一大批“非法印刷品”和印刷机出现在各种民间团体手中……

波兰人有强烈的公民意识,他们天生就是专制的反抗者。对长期处于被征服和奴役,甚至亡国状态的波兰人来说,反抗已经成为他们的本能。一意孤行的暴政将更多的精英分子驱赶上了对抗之路。

最后的统治

1980年,一场席卷波兰几大城市的大罢工再次爆发,“整个波兰大地仿佛在摇晃”。列宁造船厂成立了罢工委员会,瓦文萨被推举为领导人。在工人散发的传单中写道:“我们的目的是在我国保卫人权,保卫波兰文化免遭控制、没落和苏化……我国人民没有真正独立,他们处在一个极权主义的共产党的无能统治之下。”

正在苏联度假的盖莱克匆匆回到波兰。为了不让流血惨案再次发生,一个由副总理雅鲁泽尔斯基带领的政府代表团与瓦文萨领导的罢工委员会开始进行谈判。经过反复争论与妥协,最后双方签署了《格但斯克协议》:工人自治工会取得了合法权利,一党垄断政治和社会的格局终于被打破,团结工会正式注册成立,瓦文萨被选举为主席。

波兰统一工人党有300多万党员,团结工会成立后,退党者多达100多万,他们都加入了团结工会。与此同时,统一工人党内部出现了“横向结构”运动,党员们互相串联,自由结社,各种名目的论坛、俱乐部、委员会层出不穷。这种基于自愿平等的自发民主运动对等级森严的党的权威和纪律带来一定的冲击。横向结构运动发展到高潮时期,甚至出现了民间性的全国党代会,来自波兰19个省的600多名自由选举的党代表在九大前举行会议,其最终决议竟然是要求波兰党中央实行直接选举。这场体制内的民主运动无疑是对波兰党的政治寡头提出严重挑战。但波兰党第一书记卡尼亚却对此大为激赏,认为这是“党的积极性和党的活力的证明”。并以此为契机,开始推动党内竞争选举制度的落实,一场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从各基层党组织陆续展开。

这场民主化运动立刻遭到“老大哥”苏联的反对,苏联警告说:“波兰人民的革命成果面临着 生死存亡的危险。”在苏联的压力面前,卡尼亚辞去了第一书记的职务。面对团结工会发动的全国总罢工,新当选的雅鲁泽尔斯基宣布从1981年12月12日期,对全国实施军管。团结工会遭到取缔,其重要领导人遭到逮捕。一切正如汉娜·阿伦特的预言:“权力的每一次衰落都是一次对暴力的公开邀请。”

这场军管持续了19个月,工人被禁止游行示威和罢工,很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被拘留。人们彻底醒悟了,在所有权力者都是被选拔而非选举产生的波兰,只有政府的利益才是至高无上的。军管将国家变成一座大型监狱,这使波兰当局失去了道义合法性,沦为赤裸裸的暴力统治。这场极权主义的回光返照也遭到世界舆论的严厉谴责。美国和西欧各国以波兰政府“大规模侵犯人权和压制公民基本自由权利”为由对波兰实行经济制裁。诺贝尔委员会将1983年的世界和平奖授予狱中的瓦文萨……

在这场专制与民主的斗争中,波兰教会发生重要的作用。波兰大主教格莱姆普一方面指责波兰政府是“对它必须俯首听命的政权”,“不再是同公民对话的政权”,一方面将许多被通缉的异议分子藏在教堂。因为对政府的强烈抨击,波别乌什科神甫被内务部绑架后惨遭杀害,这次事件的结果使更多的神甫站在了反对政府的一边,波兰当局不得不逮捕了杀害神甫的秘密警察。

教皇应邀访问祖国波兰,他坚持要会见狱中的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这给了反抗政府的民主运动极大的精神支持,“组织工会的权利是人所固有的,是上帝给的,不是国家给的”。教皇对推动波兰向自由民主前进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教皇直接施加的压力,才使波兰当局于1983年7月22日取消军管。戈尔巴乔夫说:“没有保罗二世,就没有铁幕的崩溃”。从某种程度上,没有波兰的军管,就不会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苏联之所以走上改革之路,正是看到了波兰军管造成的社会恶果。

圆桌会议

米沃什有一句诗:“雪崩的形成,有赖于滚落的石子翻了个身。”军管结束之后,波兰社会的动荡更加严重,反对政府要求民主的游行抗议一年比一年频繁,一次比一次激烈。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比波兰总理享有更高的政治声誉。1988年8月,波兰举行全国工人大罢工,人们在教堂做完弥撒,便走上大街。游行中最响亮的口号就是“我们要的是天主教的波兰,而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波兰!”

在革命还是镇压之间,波兰的精英们选择了谈判,一场圆桌会议拯救了波兰。传说英格兰国王亚瑟手下有128个圆桌骑士,他们誓言是:“永不施暴,永不谋杀,永不叛国,永不冷酷。宽容需要宽恕的人,同情不能崇拜和臣服于亚瑟王脚下的人,那些可怜人的痛苦多么深!永远帮助女士、少女和贤淑的女子,即使以死为代价也在所不辞。为了世人的利益,英勇的骑士们只参加正义的战争。”亚瑟王率领他的圆桌骑士团统一了不列颠群岛,英国就这样诞生了。可以说,现代文明社会的起源便是亚瑟王那张不起眼的“圆桌”。“圆桌”削去了棱角,也削去了人与人之间的高低贵贱。“圆桌会议”也以其平等交流和坦诚开放,成为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家内部进行友好协商和互信沟通的一种文明形式。

1989年2月6日开幕的圆桌会议到4月5日结束,历时两个月。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坐在一起,讨论政治改革问题。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派的代表,都不知道圆桌会议能否产生成果,更没有人意识到他们正在创造历史。波兰总理拉科夫斯基说,圆桌会议是使反对派加入新的社会秩序的试验,是必要的,是客观需要。如果我们现在不这样做,迟早国家会进入大乱时期。他还说,实现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是历史的必然。雅鲁泽尔斯基说,不应当用买卖与得失的标准评价圆桌会议,这不是我们队反对派的恩惠,也不是反对派给我们的恩惠。作为反对派代表,瓦文萨说,“在这里谁也没有战胜谁,而且也没有人想取胜。”

波兰的执政者最终选择了让步与妥协。执政者的让步与妥协,得到了反对派的相应,也作出了相应的让步与妥协。在同一个上帝和波兰面前,谈判者战胜了互相的不信任。波兰终于避免了暴力革命,而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了政治转轨。参加圆桌会议的多米尼克说:“我们就打开了通往民主主义的大门,……这是一场没有革命的巨大革命。没有人走上街头,没有路障,也没有枪杀令。”

作为圆桌会议的成果,波兰从集体领导制转向议会民主制,波兰国名又恢复到二战前的“波兰共和国”;《不死的波兰》(《波兰决不灭亡》)被确定为国歌;重新修改了宪法;《五三宪法》的诞生日5月3日被确定为国庆日,取代了苏联“解放”波兰的(1944年)7月22日;从俄国奴役下复国的(1918年)11月11日为独立日;波兰人民军更名为波兰军队,将70年前击败苏联入侵的8月15日定为建军节。

按照谎言加暴力的苏联模式,“人民共和国”虽然名义上是人民民主制度,宪法也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实际上“人民”不享有任何民主权力。正如马修斯在《硬球》中所说:所谓“人民”,只是“一种美化抽象的民众、却对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无动于衷、肆意羞辱的体制”。没有“人民”,才有真正的国家和公民。

根据新宪法和法律,国家财政不再为包括统一工人党在内的个政党提供经费;凡年满35岁的波兰公民皆可参加总统竞选,只有获得50人的签名支持;允许自由建立政党,但禁止政党从事秘密活动和暴力活动。

在接下来的议会选举中,统一工人党在自由选举中竟一席未得,创下了世界竞选史上执政势力得票的“零的纪录”。雅鲁泽尔斯基说:“党的影响不能再建立在垄断的基础上,垄断是非常不健康的东西,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生活方面。”当年担任波兰政府总理的拉科夫斯基一手推动了民主改革,其结果是他从总理变为平民。德国总理勃兰特说:“一位开创了如此伟大改革的人必须下台,这是多么令人沮丧的事情啊!”在所有时代,“有罪”几乎是任何一个运转良好的良心的墓志铭,这来自于信仰自觉和贵族精神。

尼采说:“不蜕皮的蛇只有死路一条。人类也不例外。若是抓着旧思想的皮不放,人便会从内部开始腐败,不仅无法成长,还会迎来死亡。要脱胎换骨,就必须让思维也进行新陈代谢。”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波兰的民主转型都可圈可点,充分体现了政治作为一种人类文明的贵族精神和责任意识。

作为一个长期以来坚持斗争的反对派,团结工会在民主选举中大获全胜。1989年8月24日,团结工会顾问马佐维耶茨基出任总理。1989年12月29日,波兰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宪法中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国家中居领导地位的条款,统治波兰长达45年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失去了垄断性的权力。波兰成为苏东共产党阵营垮塌的第一枚多米诺骨牌。

民主的果实

相对于葡萄牙西班牙这样的独裁国家,波兰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转型”面临着更大困难。汉娜·阿伦特曾说:“波兰人民当时所面临的政治对手,是思想、社会、权力、经济与文化“通吃”的现代极权主义,它们比一般的独裁专制更可怕。同样,俄罗斯人要进行政治改革,不仅仅是拆除残暴极权的斯大林主义,而且替换掉千年沿袭下来的鞑靼专制的国家模式。”

米奇尼克堪称波兰实现转型的标志性人物。作为一个犹太知识分子,他不仅批判极权制度,也批判号称“民主斗士”的瓦文萨。他致力于推进独立的社会运动和公民精神,他在《狱中书简》中写道:“相信通过革命来推翻党的专制,既不现实又很危险。”这种危险并不只是对个人而言,也是对社会而言。“那些运用暴力攻占当今巴士底狱的人,很容易建造一个更加悲惨的巴士底狱。”

瓦文萨被问到为什么团结工会能够用谈判而不是汽油瓶来解决问题时,他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功劳。1976年,米奇尼克和一群知识分子就成立了一个“保护工人委员会”(KOR),“如果你捍卫一种理想,那么你首先要让它实现,用你自己的行为表明你相信它;换句话说,你要让它得到见证。”虽然在军管时期米奇尼克被关了将近6年,但最后他还是坚决支持谈判与和解,“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只有一个波兰,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必须找到一种语言,它将帮助我们一道生活在我们共同的波兰。”——这个“语言”就是民主。

对文明传统悠久的波兰来说,走向欧洲和民主的政治转型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正如《圣经》所说,人的生活不只是靠面包,还有比面包更可贵的;除了面包以外,人们还需要自由,还需要尊重,而这是专制政权从来不会保证的。米奇尼克的文集《通往公民社会》已经成为政治经典,何家栋先生总结道:“如果说民主是灰色的,那么,妥协就是金色的,它不仅是美的,也是善的,真的。……妥协实现之日,民主就诞生了”。

1990年12月,在华沙皇宫举行的新任波兰总统就职仪式上,伦敦流亡政府总统将波兰第一共和国国旗、宪法原件和总统印信交给了瓦文萨。波兰的历史又重新回到45年前——苏联时代的波兰只是一个“伪波兰”。对波兰人来说,所谓亡国就是没有民主和自由,没有民主和自由的波兰不是活着的波兰。

回到民主时代之后,团结工会虽然擅长抗议,但作为政府明显缺乏执政经验,经常由于议会的不信任案4年换了四届政府。波兰统一工人党下台之后,重组为社会民主党,在1993年大选中,出人意料地再次上台。这次上台的历史意义丝毫不逊色于当年的下台。它使人们看到:原来民主并不可怕,只要尊重民意,认真办事,靠票箱掌权比靠枪杆子掌权心里踏实得多。

回首往事,连瓦文萨、米奇尼克和雅鲁泽尔斯基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历史就在他们手里诞生。波兰共产党的倒台引发了波澜壮阔的东欧民主化浪潮,经过长达40年的分裂与对抗之后,欧洲在实现现代文明的同时也走向政治一体化。1989年10月23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变成了匈牙利共和国。1989年11月9日,长久以来作为共产党统治标志的柏林墙最终被民众推倒,此前昂纳克曾经预言“柏林墙100年不动摇”;一周之后,近百万捷克人民聚集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温莱斯广场上,对前来镇压的警察高呼:把政府还给我们!当捷克政府指责抗议者损害了人民利益的时候,百万民众齐声回应:“我们才是人民!”12月28日,捷共宣布交出政权。3天之前,罗马尼亚大独裁者齐奥塞斯库被处决。1990年11月15日,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改为保加利亚共和国;1991年4月1日,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改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1991年7月1日,华沙条约组织宣布正式解散。1991年12月25日,苏联灭亡。1999年波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004年波兰正式加入欧盟。

在1988年,世界上只有40%的国家是民主国家,仅仅数年间,民主国家的比例就超过60%,民主成为人类世界的主流。东欧国家的民主浪潮如此有力,以至于美国历史学家福山称之为“历史的终结”。古老的历史传承,使波兰人具有强烈的尊严感与良心意识。面对强权和暴政,波兰永远站在正义和弱者一方。在实现民主转型之后,波兰仍然一如既往地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充当世界民主事业的勇士和人类一切暴政的反抗者。

波兰的转轨虽然在经济上带来了阵痛,但到了1995年,整体经济水平就超过了转轨前的水平。波兰成为欧洲前共产主义国家中经济转轨最成功的几个国家之一。1989年,波兰职工月平均工资为25-38美元,20年后达到400-600美元,增加了约16倍。在此引述雷颐先生在为《波兰政治体制转轨研究》写的序中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经过一番风雨动荡、社会各种力量的反复博弈,1989年6月,波兰实行自由选举,实现了政治体制由专政向民主宪政体制的和平转型。此后,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他们的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走向了正常发展的道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波兰经济就健康稳定协调发展,成为“中欧一小虎”。进入21世纪,波兰经济与社会进一步繁荣,为世所公认。

后记

很早就收到万昌华先生的书。这本《波兰政治体制转轨研究》并不是那种为了文凭或者职称之类的功名之作,而是一部真正为了思想和历史而写作的作品。其所谈之题材,恰是我极有兴趣的专制国家民主化的转轨问题,当时就打算写一篇读书笔记,将自己的阅读体会反馈给作者。但一动笔,却有两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会写这么长的文章,写了2万多字;二是没想到会写这么长的时间,断断续续写了一个多月。

就这篇文章而言,其实已经远远超出那本书的范围,也算不上一篇读后感,或者书评。我原来以为波兰与苏联应该很相似,本来只想看看波兰是怎样实现和平转轨的,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对波兰这个国家——或者说民族——开始着迷。就这样,又找了一些其它相关的书和文章,与《波兰政治体制转轨研究》做了些对比和对照,发现了很多新鲜、甚至是颠覆性的东西。这样一来,我就改变了写作的初衷,觉得波兰本身才是一个最值得重新认识的命题。

与中国相比,波兰是那么独特和不可思议:波兰虽然地处欧洲边陲,却比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更欧洲”;虽然波兰是一个农业国家,却有着悠久的民主传统;虽然在近代史上多次被瓜分和亡国,抗争与尊严感却不曾磨灭;虽然实行社会主义统治,体制内外却没有丧失良心、信仰和人道底线;在转型的关头,精英群体表现出高贵而罕见的自信、克制、理性和妥协精神,用对话和选票来解决国内矛盾……按照中国当下的思维,这些事情都是极其不正常的、匪夷所思的;但从另一方面,这些“不正常”恰恰如同一面镜子或者照妖镜,映照出中国很多深层次的病灶和病根……从文化和精神上来说,波兰是不死的,而中国早已死去,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

写作常常是一种冲动,正是这些真实的颠覆性的历史,才给了我持续不断的冲动,使我将这个不可思议的国家的历史写出来。虽然我尽可能的想写得简练一些,但最后仍然写成了一篇长文。不过相对于一本书而言,用一篇文章来解读一个国家的历史,这已经算是很精练了。

可以说,没有万昌华先生的书,就没有这篇文章;但这篇文章已经与书失去了太多关联,颇有点得鱼忘筌的意味。对我来说,书常常就是这么回事,偶尔翻翻书,一旦激发起我的好奇心,就会一口气找很多相关的书来对比着看,一直看到“懂了”为止。事实上,《历史的细节》也就是这样偶然得到的。这篇文章仍然延续了那种写法,或者说,延续了那种读书的习惯。对我来说,读书就是为了明事明理,有些事情和道理有颠覆意义,我就想把它记录下来,便仔细整理一遍,看看有没有别的人愿意跟我一起分享,这就是我的写作吧。

这样的文章,有点不伦不类:既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是心灵鸡汤,更不是趣闻掌故;谈不上严谨,说不上原创,更不是研究,但算得上是一种学习和写作吧,我将自己定位于一个信息整合者。这样悉心整理出来的文章,唯一的价值就是分享。所以,登不了报纸,上不了杂志,甚至成不了书,只是为了与我这样的人分享。从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这就是写作的意义,这也是互联网的意义。因此,感谢上帝,感谢互联网。只有在这里,人作为一种精神和思想的形式而存在;只有在这里,人与人互相平等地面对着一个屏幕。

春华秋实,秋季是收获的季节。作为《历史的细节》的另一半,《历史的细节Ⅱ》正式上市发行。跟上一本《历史的细节》一样,没有首发式,也没有什么宣传,那么本文就算是一份小小的礼物吧,献给那些跟我一样的互联网公民。

“历史,有细节才生动!”感谢袁腾飞老师对拙作的盛情推荐。在《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一书中,袁老师详细叙述了波兰在二战中的经过,特别是悲壮的华沙起义。过两天,即11月11日,恰逢波兰第95个独立日。作为一个喜欢战争片和历史片的影迷,我曾经被《华沙起义》和《卡廷森林》所震撼,顺便给大家推荐一部波兰电影——《血战西盘岛》。

原文链接:http://www.icenci.com/Opinion/2013/1119/8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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