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派的大师级人物西敏司在2015年12月27日在美国去世了,终年93岁。
复旦的潘天舒第二天就得到消息,他微信我,“也许你应该写点什么”。今年清明时节,西敏司的好友陈志明老师在中山大学马丁堂召开西敏司的纪念研讨会,我也分享了曾经作为他的助教的一些经历 

人类学家中有许多长青树,例如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他活到101岁。雷蒙德•弗斯(Rymond Firth)也是101岁。在这些长青树中,西敏司应该算是一位,如果这次不是因为摔倒而头部受伤,我想以他的身体,人生过百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还记得他90岁的时候,我们邀请他来中山大学演讲,他不惧长途飞行,欣然允诺,只是学校行政方面吓坏了,最终没有成行,让人深以为憾。

在我的印象中,人类学家有两类,一类是精神贵族的气派,懂的七八国语言,满脑袋跑着哲学火车,文字也比较深邃难懂。例如列维-斯特劳斯;另一类则是牛仔风格,头发随处飘逸,基本不扎领带,很随便地就可以和农民、工人打成一遍,文字亲和易懂。西敏司大概属于后者。2001年他应陈志明老师的邀请,到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访问讲学。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七十多岁的他正自己拍完身份照,穿着一条Levi-Strauss牌子的蓝色的牛仔裤和一件格子衬衣,一个人悠哉悠哉地爬上陡峭的山坡。他热情地和我打着招呼,感觉就像邻家大叔。

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虔诚的学术青年,对于学术大师常常神往,但是见面又容易犯怵,说不出什么话来。但是在他微笑的那一刻,我觉得是那样亲切,在知名学者和年青小辈之间的隔阂一下子消失了。后来,我就很欣赏他的那种智慧的,又常常带点自嘲的微笑。

说起这位大佬,在人类学之内还是之外让他最享誉的可能就是他对食物的研究。他甚至被称为“饮食人类学之父”。他的著作《tasting Food,tasting Freedom》(国内翻译为《饮食人类学:漫话餐桌上的权力和影响力》)集中了很多关于食物研究的论文。

他特别推荐那本书的导论,记录了他对食物的文化分析为什么有兴趣的来龙去脉。而他那时到中文大学来,主要是要研究中国的豆腐文化。而我担任他的研究助理,那时很诧异他为什么要研究豆腐,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因为中国历史上产的肉很少,豆腐却为那么多的中国人提供了他们生命所需要的蛋白质。豆腐救了中国人,而现在豆腐在美国也开始流行,也许将来能把肥胖的美国人救出来。”这种西敏司式的幽默在当时让我觉得很新鲜,不过很快这种新鲜的心情就被复杂的研究助理工作所淹没。我按照他的指示不断去图书馆搜集复印各种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的历史文献,并在这些文献的各种犄角旮旯里寻找有关大豆和豆腐的描述,也还常和他在香港的各种地方去喝豆奶,吃豆腐,(这是他最热衷的事情,我不知道他是否知道这个词背后的文化隐喻)。正是因为做他的研究助理,我感觉他就像一个甘蔗地的工人,把自己埋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和田野中,我那时也才意识到,人类学实在是一件辛苦的日复一日的类似种地一样的工作。它一点也不浪漫,如果没有某种情怀,很难持续。西敏司无疑有着某种情怀,那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除非出差,还是每天来办公室上班。

虽然食物研究是他的重点,但是在他给我的一封邮件中,以他特有的西敏司幽默说道:

“Some readers thought that I was an expert on food, and writing about food. That was entertaining to me, and afterward I tried to become an expert ! But that was not my primary purpose.”(有些读者认为我是食物专家,并就食物而写作。这让我感到很有趣,之后我也竭力变成一个专家!但是,其实那不是我的主要目的。)

那么什么是西敏司人类学工作的主要目的呢?在我看来,他关心的还是资本主义及其对殖民地的影响。在哥大,他受到文化生态学代表人物斯图尔特的教导,和他那一批的同学例如Eric Wolf一样,深受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影响,这使他开启了对加勒比海甘蔗糖业工人的研究,这方面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甘蔗地里的工人:一个波多黎各人的生活史》他运用了生活史的方法去理解和分析这些类似工奴的甘蔗地工人。而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机制的研究,他最著名的著作就是1985年出版的《甜与权力》。这本小书被列入企鹅出版社的经典丛书,他以人类学视角来探讨糖的历史,主要研究了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历史流转中,糖在不同阶级和不同时段中的意义的变迁。

西敏司细致地描述出糖在加勒比地区的生产如何为了满足世界对糖的需求,而大大提高糖的产量;以及糖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英国)的传播,而在欧洲,他主要是考察十七世纪后英国社会开始大量消费蔗糖这一历史现象,他描述了蔗糖(和茶叶)如何形塑了英国人全国性消费习惯或者说是饮食习惯的具体过程,以及在这种形塑过程的背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方式如何操作着这一切,使得糖从最初的上层阶级的奢侈品一步步成为无产阶级的日用消费品,并进一步使得无产阶级依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那时,征得他的同意,开始了这本书的中文翻译,其实当时也是给自己找一个合适的借口可以不断跟他请教。这本书有两点让我震撼:一是他认为,为了满足世界的蔗糖市场,中美洲的种植园率先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居然起源不是在欧洲,而是在甘蔗的种植园里!这个观点后来他有所修正,但是当时让我脑洞大开。

二是他揭示了蔗糖消费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是透过文化中的意义赋予来表现。在蔗糖的消费过程中,蔗糖这种物质不仅有其作为食物的最基本的外在食用意义,而且还含有内在的象征符号意义。

在英国,从1750到1850年,蔗糖与饮茶习惯开始结合,成为平民家庭中辅助面包主食的副食品;但是从1850到1950年,蔗糖、饮茶、甜点的重要性却大幅度增加,逐步取代了面包,成为平民家庭的主食。在蔗糖消费激增的整个过程中,西敏司排除了其他诸如价格之类的外在因素,将这一现象归因于英国人饮食习惯的改变,也就是说,是一种文化因素使然。而这种文化的象征意义并不是象格尔茨认为的那样是自然而然生成的、文化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是通过权力和权力集团操作并赋予的。西敏司指出在蔗糖的生产、运输、销售这一系列的经济行为的背后,有着一整套经济运行体系的支撑,而在经济运行体系的背后又是拥有财富和权势的人在控制着。总而言之,从蔗糖的消费,到蔗糖消费的激增,都是在这种权力作用控制下的,进而人的饮食习惯也是受这种权力作用影响。在我看来,研究这样食物文化背后的政治经济过程,是西敏司真正关心的问题。

这部书的翻译耗费的时间远远超过我和他的预期。我不得不承认我其实自不量力,翻译对我而言有的时候真是一件超乎我能力的事情。一方面因为我在语言天赋方面实在鲁钝,另一方面也因为这部书有大量的本地词汇和很多生僻的植物词汇,有时候翻译的过程中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探根究底的执着和知识的丰富程度。如果不是我曾经的学生和同事王超的全情投入,这本书很难能够面世。也幸亏陈志明老师不断提醒我,“西敏司已经七十五了”,“西敏司已经八十了”。历经多年,在商务印书馆编辑的严格审查下,终于让西敏司在生前看到了它的中文版本,《甜与权力》以十五种语言文字屹立在人类学的经典之中。直到前年,他还把中文本送给他的华文世界的朋友。

翻译一直是让我对他心怀愧意的事情,正如同写诗一样,我这样的人常常有翻译的冲动,但是为了上帝的缘故,我想我还是再也不要去捣乱了。我所钟意的还是田野调查。而西敏司对田野调查的执着反而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在和他交往的那段日子里,他最推荐的反而不是《甜与权力》,而是他的一篇《猪耳与银边》的论文。这篇文章是他1996年在美国人类学年会做荣誉演讲的演讲稿,标题来自两句美国的谚语:

“You can’t make a silver purse out of a sow’s ear”,(你不可能用母猪耳做出银线包)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每朵乌云后面总有阳光)

那个时期田野调查的方法在后现代的严厉批判下面临方法论危机。他认为对于人类学田野工作挑战来自三个方面:

(1)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田野里的人、物质、信息高度流动,闷在一个地方的田野调查不能了解实际的变化;

(2)人类学家作为观察者的权威地位被动摇;

(3) 文化概念被广泛地使用,而不再被人类学家所独有。针对现代社会的“文化研究“兴起,大有取代人类学的趋势。

对于这类挑战,他通过四个业余或专业的人类学家的职业故事指出,

(1)即使全球化了,仍然有很多人只生活在一个地方,田野调查仍然是了解他们的重要方式;

(2)虽然民族志工作者受到质疑,但是基于田野调查的民族志作品仍然值得尊敬,不能否认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理论功底。

(3)文化概念虽然泛化了,但是人类学可以继续自己民族志方式的文化概念,仍然可以做最好的关于文化的民族志工作者。

他最后说道,猪耳就是人类学家自己,人类学家需要通过田野调查来完成转变。虽然田野调查有乌云,但是仍然可以让田野调查编织出银边出来。西敏司的文章观点虽然我并不都同意,但对于当时正沉迷于后现代思潮和建构主义理论的我来说,这是一剂很好的清凉药,让我不至于太上火。

今天,人类学家田野调查遇到的挑战也许比西敏司演讲那会儿更大,无论是大数据,远距离共享以及跨越地理界限的社交媒体都使得田野调查必须进行更多的方法论革新,但是即使这样,正如西敏司所强调的,我也坚信,在这个迅速转型的时代,保持现场感对于理解这种转型仍然是不可缺少的。而尽管处于大数据时代,但小数据的获得以及让它变得可以理解,仍然需要田野调查。

1996年他发表演讲的时候,我刚刚在上海开始田野调查。而和他短暂的一年的交往,当时忙忙碌碌,不觉得有什么,但是十多年后,回头来看,他对于年青学者那种亲和平等,却让我如沐春风,并对我未来的职业产生了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着迷于田野调查,关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脉络,关心权力的脉络如何渗透到底层,关心社会底层的生长,这些都有着他的影子。尤其重要的是,他虽然不是中国专家,却在新亚书院饭堂里每周固定一次的讨论中,让我意识到知识分子其实很容易陷入意识形态的战争,而人类学的意义在于,如果坚持在各种边缘群体里的田野调查,那么知识分子就不容易被抽象的价值判断所蒙蔽,而能够去洞察在意识形态背后的复杂的权力运作。从而能够更好地和那些边缘群体站在一起。

我是个害羞的人,很遗憾没有和他合影的照片。只是有段时间,和学生一起想在马丁堂建立一个“人类学家咖啡馆”,我代表同学找他要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的他,有种无以名状的悲悯。

而对我来说,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更像在《甘蔗地里的工人》那本书封面上的工人。那只是一个背影,他埋没在比人还高的甘蔗下面,辛勤地劳作。我觉得这张照片是对他自己的隐喻。据说他直到去世前,还在写作。我想对他最好的纪念还是回到我们的甘蔗地里,继续劳作。


(本文发表在《南方周末》及作者个人公众号【一个人的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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