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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四郡之设,虽然是中原王朝统驭朝鲜半岛北部之始,但从当时东北亚的整体形势来看,四郡所处的地理环境却远谈不上是一片可以安居乐业的“净土”,居于半岛东北部、玄菟郡治所之内的秽貊(濊貊)人时刻如悬在头上的尖刀,威胁着四郡的安宁。

汉四郡初设时地图

高句丽从何处来

根据《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朝鲜半岛史料的记载,高句丽的开国国君朱蒙(一作邹牟)本系夫余王族,因受王室排挤,在其母“迟留而受辱,远适以有为”的劝说下走之卒本川,大约在公元前37年,他借助夫余王子的身份建立新国,并将都城选在今辽宁桓仁满族自治县境内的纥升骨城,即国祚长达七个世纪的高句丽国。值得注意的的是,高句丽建国者们并非来自于朝鲜半岛,恰恰相反,他们的身上带有浓郁的“内陆”色彩—夫余。

那么夫余又是怎样一种存在呢?夫余,也写作扶余、夫馀、扶馀、凫臾、附隅,自汉代起便与中原政权保持着相对密切的往来,是内附意识较强的地方民族政权,也因此频繁出入中原的历史典籍之中。夫余政权不是单一民族的聚合,他是由嫩江上游、乌裕尔河流域(即今黑龙江省讷河、克东、富裕县一带)南迁而来的貊人,与吉长地区的濊人在融合后联合建立的王国。《魏略》中记载着这样一段故事:

“旧志又言,昔北方有高离之国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欲杀之,婢云:‘有气如鸡子来下,我故有身。’后生子,王捐之於溷中,猪以喙嘘之,徙至马闲,马以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东明,常令牧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度,鱼鳖乃解散,追兵不得渡。东明因都王夫馀之地。”

根据这则传世的神话,夫余似乎是源自于鸟图腾崇拜氏族部落。故事其中的一些情节与《诗经》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所记述的商之始祖故事又颇为相似。不仅如此,在清代早期的《满洲实录》中所记载的佛库伦吞朱果感孕而生满洲始祖的故事,也与之有着神似之处。

至于《三国志•东夷列传》中所记载的:“食饮皆用俎豆,会同、拜爵、洗爵,揖让升降。以殷正月祭天,国中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於是时断刑狱,解囚徒。在国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袴,履革鞜。出国则尚缯绣锦罽,大人加狐狸、狖白、黑貂之裘,以金银饰帽。”“有军事亦祭天,杀牛观蹄以占吉凶,蹄解者为凶,合者为吉”等等情形,更是让人觉得夫余文化与殷商文化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

高句丽壁画

书归正传,高句丽族群的主干由“五部”构成,分别为多勿部、沸流部、椽那部、贯那部和桓那部,根据杨军先生的考证,五部之民皆以夫余人为主体,同时融入一部分濊人系族群和貊系族群。在五部确立期间,高句丽自身也在不断对外扩张,被其所征服的部族至少还有荇人国、北沃沮、梁貊、盖马国、句茶国等。

随着高句丽政权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五族”的称谓被“五部”所取代,以王族为核心国土被分为内部、东部、西部、南部和北部五个部分,原来五族的族长被任命为五部部长,实际控制着所属的一方,即“五耨萨”制。中央集权的日益完善五部耨萨的权力被日益削弱,五部联合的整体渐渐转变为将国土分成五个部分加以统治,五部耨萨所在的大城成为地方首府。而这种形制又于日后肇兴于东北的渤海、辽和金所实行的“五京制”是十分类似的。

玄菟三迁

玄菟郡是汉四郡中建立最早又最“命途多舛”的一个:它曾经是四郡中所辖疆域最大的郡,但先后经历三次迁址、四次重新划定行政区域,并最终退回长城以内,名存实亡。始建于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的玄菟郡也叫“第一玄菟郡”, 设在朝鲜半岛西北部、长白山南麓的“东沃沮”故地,治所在“沃沮城”,即今日本海西岸的咸镜南道“北青古城”,也是后来渤海国五京之一的“南京南海府”所在地。

第二玄菟郡

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玄菟郡因屡屡遭受“夷貊”的侵扰被迫内迁,即“第二玄菟郡”。第二玄菟郡的治所在今在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二道河子古城”,此时的玄菟郡大约南达清川江和大同江上游北岸,江南之地划入乐浪郡;北与夫余为邻;其西为辽东郡,以长城为界;东以长白山为界与沃沮相接,境内居民以高句丽为主。第二次迁址后仅六、七年,西汉朝廷再次对玄菟郡的规制进行缩减并搬迁,其东部所辖的7个县被划归辽东郡,昔日的“半岛第一大郡”只剩下治所所在的玄菟城(今辽宁省抚顺市东郊“东洲小甲邦汉城”)还保留着曾经辉煌的名号。

第四玄菟郡

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东汉帝国再次调整辽东部署,将长城内候城、高显、辽阳三县划归玄菟,将玄菟迁到汉长城以内,治所在今沈阳城东15公里上伯官屯,人口约4万人。不过此时的玄菟郡在经历了三次搬迁后已经完全失去了对高句丽的控制,并且需要应对强大起来的高句丽对长城以内领土的蚕食。

带方郡

随着玄菟郡的三次内迁,朝鲜半岛深处的乐浪郡一点点失去了西北方向上互为表里的地缘优势,不得不独自面对来自于西北高句丽、沃沮和南部百济等政权的威胁。东汉光武帝建武六年(30年),迫于玄菟郡内迁后朝鲜半岛西北部濊、貊等原住族群早已脱离中原掌控的客观实际,东汉朝廷放弃岭东七县之地,改由濊族自治。公元2世纪,强大起来的高句丽和夫余政权不时侵扰玄菟、辽东、乐浪等郡,并时常出现截杀地方官员及家眷的恶性事件。

据学者统计,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乐浪郡所辖人口257050人,较西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三郡合一时的406748人减少了近15万,即便将岭东七县的人口流失情况计算在内,二百余年里人口的不增反降也足以说明社会环境的动荡与不安。当然,这种历史客观的出现一方面与高句丽、夫余、沃沮等族群的日趋兴盛有关,但另一方面,也与中原王朝的疲弱无力有着直接关系,毕竟“大哉强汉”的汉武大帝时代早已一去不返。

东汉末年,当中原陷入一片黄巾和四面烽火之际,偏安一隅的辽东郡为公孙家族所盘踞。公元204年,作为经略辽东的一部分公孙康将乐浪郡南部析出,设置带方郡,以带方县为治所,所辖范围大抵为汉武帝时所设之真番郡,即今朝鲜慈悲岭以南黄海道的大部分及南汉江以北京畿道的一部分。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年),司马懿率军讨伐公孙氏,同时将乐浪、带方二郡重新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之内,统属于幽州。

毋丘俭纪功石刻

正始五年(244年),时任幽州刺史毋丘俭因高句丽东川王屡屡入寇率兵伐高句丽,“屠丸都”大胜而归,“汉族之张国威于东北边夷者,至毋丘俭而极”。不过,这个巅峰并没有持续很久,随着中原政权的再次更迭以及西晋荒诞无序的内政纷扰,中原在朝鲜半岛的利益日益凋敝。西晋咸宁二年(276年),乐浪、带方二郡被划归平州管辖,两个郡所拥有的人口户数总和仅相当于东汉时期的1/7。日本学者西本昌弘先生认为,公元3世纪末乐浪、带方二郡的统治机构可能已经遭到破坏,无法正常履行行政职能。

受高句丽政权的影响,西晋时期带方郡所辖的户数和人口数量超过乐浪郡,汉人社会的中心明显南移,甚至在公元313年二郡被吞并后,在黄海南道还曾经形成过一个稳定的汉人聚居区,人们在没有中原政权支撑的情况下聚众自保。从考古学资料来看,他们很可能坚持到公元357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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