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上有两大民族,都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他们的起点不同,道路各异。美国人的征服是用劳动者的犁进行的,而俄国人的征服则是靠士兵的剑。

——【法】托克维尔,1845年

起源(1945-1946)

冷战为什么会发生,首先要指出的是,战后的世界为美苏扩张提供了机遇,野心勃勃的美苏两家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美国早在战时就在筹措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战后,美国适时提出马歇尔计划,进而建立北约;而苏联针锋相对地提出"两个平行市场",建立经互会华约组织

在二战中,战前的强国德日被打败,英法的势力被严重削弱,战争结束时,英国经济濒临崩溃,因此首相丘吉尔尽管领导英国人民坚决抵抗,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其所率领的保守党却败给了由艾德礼领导的工党,后者在英国率先建立了福利国家体制,缩减国防经费,增加民生投入;密切对美关系,积极将美国引入欧洲。法国也是实力大减,逐渐倒向美国。

在亚洲,昔日英法的殖民地纷纷独立。1945年9月,胡志明在河内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法国不甘退出越南,支持阮朝在西贡建立伪政权,越南形成南北对峙局面;英国在(基于威斯敏斯特法案)保持在英联邦体系的话语权的同时,通过了蒙巴顿方案同意帝国最大的殖民地--印度--独立建国;原本亲日的泰国总理銮披汶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在战后迅速倒向美国;1947年,《艾德礼-昂山协定》签订,标志着缅甸独立。

苏联继承了沙俄的弥赛亚救世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传统,加之列宁-斯大林主义驱动下传扬社会主义体制的倾向,有期望东欧建立亲苏政府的要求。尽管如此,1949年前,苏联在德国问题上没有违背协议。与此同时,美国外交转向富有进攻性,要求门户开放,杜鲁门否定了罗斯福承诺在战后给予苏联的优惠;在原子弹上的分歧--罗斯福与丘吉尔分享了原子弹研制的情报,却向斯大林隐瞒——而杜鲁门在战后当即提出各国应中断原子弹的研制——加剧了美苏矛盾。

事实上,当时美国是世界上各主要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直接受到战争破坏的,不仅如此,1939至1945年,美国GDP翻了一番,通过援助与贷款将各国的经济命脉与美国这一"世界经济的心脏"相连,通过战争拉动生产,彻底走出了大萧条的阴影。大量受到纳粹破坏的各个领域的顶尖人才多以美国为避风港,原子弹研制中对复杂计算精确性的要求催生了战后美国IT产业生根发芽:战后仅仅一年(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埃尼阿克在美国发明,1947年,维纳和香农先后创立了控制论和信息论。战争结束时美国有1100万现役军人,其中750万驻扎在海外,到1947年6月,美军总数减到150万,但其军事力量与国防工业水平依然独步全球。此外,美国还是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组织等重要国际组织的助产士。

因此,美苏从冷战一开始就是不对称的两极,苏联在全球的总体影响力没有美国强;苏联是军事大国,但国防科技落后于美国;苏联经济发展水平不如美国,且在战争中受到的破坏比美国大得多。这一点也可以通过战后初期两国的几次博弈看出。

黑海通道事件:1945年,苏联意图独自控制黑海通道(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达达尼尔海峡),使自家军舰可以从塞瓦斯托波尔畅通无阻地驶入地中海,土耳其坚决反对,美英为土耳其撑腰,最终苏联未能得逞。

伊朗危机:1942年,苏联和英国分别出兵占领了伊朗的北部和南部。1945年5月,伊朗要求苏联撤军被拒绝,引发了伊朗危机。苏联鼓动伊朗北部阿塞拜疆分离主义和库尔德独立运动风潮,在美英压力下,苏联于1946年被迫从伊朗撤军。

日本问题:苏联提出希望同美国分享对日本的占领,并于1945年8月出兵中国东北,美国则希望独占日本,在日本投降后旋即建立了由麦克阿瑟领导,对美国负责的“盟军”司令部,强制在日本推行全面现代化改革,制定“和平宪法”。

德国问题:美英法苏各怀心事,苏联和美国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而英法却希望保持德国分成几块的状态,尤其是法国对德国西部富饶的工业区垂涎三尺。但在统一问题上,美国坚持先进行制度整合(包括苏占区在内统一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再谈建立统一的政府,而苏联认为可以先建立统一政府,再慢慢进行制度整合。

波兰问题:由于苏军在战争结束前(1944年)就已占领波兰,并将波兰共产党推上前台,而美英则意图扶持当时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至少是让波兰进行一场“民主选举”,各党“联合执政”。德国投降后,苏联提出按照南斯拉夫模式(南斯拉夫流亡政府阁员只占1/5)改组波兰政府,美国无奈同意。

揭幕:哈里·杜鲁门VS约瑟夫·斯大林(1946-1947)

弗拉基米尔同志快去世了,叫赶快把约瑟夫同志召进克里姆林宫来,临终有几句话要嘱托:“不瞒你说,我还有一个隐忧啊,约瑟夫。”“说吧,亲爱的伊里奇。” “人们会跟你走吗?不知你想过了没有?”“他们一定会跟我走的。”约瑟夫同志强调说。“但愿如此。”弗拉基米尔同志说,“我只是担心,万一他们不跟你走,你怎么办?”约瑟夫同志答道:“那他们就得跟你走!”
约瑟夫同志:“马克思和列宁说1+1=2,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说1+1不等于3。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说的对呢?还是马克思和列宁说得对呢?毫无疑问,是马克思和列宁说的对!”底下热烈鼓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是帝国主义派来的间谍,说1+1不等于3的人罪不容赦!”

1946年,乔治·凯南上书杜鲁门(即著名的“八千字电报”),指苏联“具有传统上的不安全感,认为同美国不可能达成长远的妥协……在军事方面保持强大,意识形态坚如磐石;可以支配世界上最伟大民族之一的全部人力,以及世界上最富庶国土的全部资源;建立了一套精心设计、覆盖极广,有着惊人灵活性和多样性的机构,由具有无可匹敌的地下工作经验的人员管理……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对武力的反应过度敏感”,而美国“要有勇气和信心,即解决这一问题不必通过一场军事冲突”。翌年,凯南在署名“X”发表的文章(一般称为“X文章”)中正式提出了对苏“遏制战略”,即:用战争以外的手段,削弱苏联的势力和影响,使得东欧各国以独立姿态出现于世界舞台;戳穿“苏联神话”,促使“世界对苏联采取合乎逻辑的现实态度”

1946年,丘吉尔在杜鲁门陪同下,访问杜鲁门的家乡密苏里州,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美国此刻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顶峰,拥有最大的力量,对未来负有令人敬畏的责任……不久前刚被胜利所照亮的大地,已经罩上了阴影。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利亚斯特,一幅横贯欧陆的铁幕已经降下。在铁幕的那一侧,那些久负盛名的古都——布拉格、布达佩斯、索菲亚、华沙、萨拉热窝——业已全部处在苏联的影响下……我们在这里要考虑的,是永久制止战争和尽速在一切国家为自由和民主创造条件的问题……以英联邦与帝国为一方和以美利坚合众国为另一方,要建立特殊的关系。兄弟般的联合不仅要求我们两个庞大的、有血缘关系的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友谊和相互谅解,而且要求双方军队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共同研究潜在的危险。”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提出援助希腊和土耳其。希腊王室当时面临着国内风起云涌的起义——且起义得到铁托的煽动和苏联的暗中支持,只得求助于英国;并利用联姻——即希腊王子菲利普前往英国,与英国公主伊丽莎白——后来的伊丽莎白二世——结为夫妻——来密切英希关系,后来,英国渐觉乏力,又寻求美国援助。美国顺带提出也援助土耳其,以期在地中海东部至黑海南部这一靠近苏联的地区建立自己的影响,这一事件标志着美国正式从英国手中接过了所谓“自由世界领导者”的大旗和杜鲁门主义的出笼。在美国出兵希腊镇压下,希腊局势得到稳定。本文采用的即是将1947年3月杜鲁门援希演说至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作为冷战时期的划分方法,而“冷战”一词亦系美国参议员巴鲁克于1947年3月首次公开提出。

早在国共内战前,蒋介石屈服于苏、美、英三国的压力,承认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苏联表态支持蒋介石,1946年蒙古国建国,苏联支持的乔巴山上台。艾奇逊认为在中国的争端并非美国当务之急,建议空运国军到日占区受降,而杜鲁门也派马歇尔到华调停,推进国共和谈。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了签署仅仅八个月的《双十协定》,发动内战,马歇尔自知局势无可挽回,灰溜溜地回到美国。在中国受到打击的马歇尔将目光投向欧洲——彼时西方与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分歧已不可调和,并在1947年夏提出了大规模援欧的马歇尔计划。英法立即响应,苏联也出人意料地表示有意加入——即声称苏联也属于受援对象。美英法不想让苏联加入,但又不好明说,于是给苏联处处设卡,直到苏联宣布退出马歇尔计划。

1947年7月,美英法等国在巴黎召开会议,讨论具体援助方案,给东欧各国也发去邀请函,苏联向东欧各国施压,让他们拒绝,对马歇尔计划心向往之的铁托回应“要派代表到巴黎一线和西方斗争”。斯大林将支持马歇尔计划的捷克总理哥特瓦尔德叫到莫斯科当面训斥,东欧各国见状,只得纷纷宣布不参会。美国和欧洲各国经过激烈地讨价还价,最终敲定由美国提供总额224亿美元的援助,与会国一致表示:“没有美国对欧洲各国的慷慨充分的援助,欧洲的复兴不可能达到如是水平。”1948年4月,杜鲁门签署《对外援助法案》,马歇尔计划正式实施。

马歇尔计划犹如一剂强心针,帮助西欧度过了战后初期最艰难的岁月,推动了西欧经济的起飞,一方面促进了西欧的发展与联合,但也使西欧处处为美国掣肘。而美国开拓了西欧市场,输出资本与产品,拉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

1947年下半年,面对西方步步紧逼,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先后提出了“两个平行市场”和“两个阵营”理论,加速了东欧的苏维埃化进程——其典例是1948年捷克的二月事件——即苏联想办法扶植亲苏的哥特瓦尔德独揽大权。1949年,经互会宣布成立。一方面,经互会推动了苏东经济的恢复,另一方面也将东欧完全置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后来越发封闭于世界经济大潮之外。

扩大:哈里·杜鲁门VS约瑟夫·斯大林(1947-1953)

二战结束后一个波兰农村老太看到街上贴着的照片就说像自己的外甥,别人训斥她:“瞎说什么,这是斯大林同志。”老太:“他是干什么的?” 答:“他赶跑了纳粹。”老太急切地问:“他能不能把俄国人也赶跑啊?”
三个人在古拉格里彼此寒暄,第一个人说:“我上班迟到,他们说我破坏生产。”第二个人说:“我上班早到,他们说我一定是外国派来的间谍。” 第三个人说:“我上班准时,不早也不晚,他们说我的表一定是外国货,不爱国。”
一瑞士人给他的苏联亲戚写信,在信的最后加上一句,听说你们国家有信件检查制度,希望这个信不会给你带来麻烦,两周后,信退回来了,上面写着查无此人,还写了一句,我国没有信件检查制度,不许诬陷。
有名记者问三国人民:“请问你们对世界缺乏粮食有何个人意见?”美国人说:“我不明白什么叫缺乏!”埃塞俄比亚人说:“我不明白什么叫粮食!”苏联人说:“我不懂什么叫个人意见!”
一次会后,为了调解气氛,约瑟夫同志开玩笑问:怎样能把大象装进冰箱里呢?
贝利亚同志回答说:第一,抓一只猫,让猫在强烈的政治调查下承认自己是大象。第二,收买证人,证明大象已经被装进冰箱里。第三,下达反复强调“猫是大象的祖先”这一理论,以防后患。

1947年3月,英法签订《敦克尔克条约》,并计划以此作为西欧联合的基础。1948年1月,英国外相贝文率先提出建立“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3月,英、法、卢、比、荷在布鲁塞尔签订《布鲁塞尔条约》,表示该条约是与马歇尔计划协调的西欧联盟形式,8月,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在伦敦建立。

1947年4月,杜鲁门政府在四处散布“赤色威胁”的流言后发动了“忠诚运动”,一时搅得美国社会鸡犬不宁。到了1947年秋,胜利的天平开始向中共倾斜,参议员蒙特和尼克松——后来成为首位访问新中国的美国总统——提出了草木皆兵般的《蒙特-尼克松法案》(该法案当时在众议院通过,在参议院被否决,但于1950年并入《麦卡伦法案》得以执行)。

1947年,德国的美占区和英占区宣布合并,法国依然坚持分治德国的主张,美国为了拉拢法国,在马歇尔计划正式落地之前,先对法国提供大笔援助,法国回心转意,同意法占区与美英占区合并。1948年春,美、英、法、卢、比、荷六国在伦敦开会,决定在西占区抛开苏联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德国,纳入马歇尔计划,但占领军仍保留指导外交、控制外贸、执行赔偿、保护占领军安全等特权,并紧锣密鼓的推行币制改革,使用新马克。苏联十分不满,切断了易北河上的桥梁,截断了柏林同西方的联系,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

彼时,苏联在苏占区和柏林推行东马克,西方为了遏制苏联的经济渗透,降低西马克兑换率,直至将东马克挤兑出西德。西方通过向西柏林空投物资,在柏林被封锁的11个月内,继续保持在西柏林的存在,稳步推进西德改革,并在德国对苏联进行反封锁。1949年5月,苏联与西方达成谅解,9月、10月,西德、东德先后宣布成立。

铁托希望扩大南斯拉夫联邦的范围,先后向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暗送秋波,并煽动希腊国内的反王室运动,期望把希腊也一同并入。铁托在南欧的活动引起了斯大林不满,加剧了苏南之间自二战即已植下的裂痕。1948年,苏联撤走在南斯拉夫全部专家,撕毁各项合作协定,翌年更与东欧各国通风透气,通过了和南斯拉夫断绝贸易关系的决定。

美国对布鲁塞尔条约组织深感欣慰,并把加拿大也拉进来,提出要将该组织进化为“大西洋联盟”。1949年4月,美、英、法、卢、比、荷、加、挪威、丹麦、瑞典、冰岛、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9月,北约理事会在华盛顿召开第一次全会,北约——一个以美国为核心,以共同防务为抓手,横跨大西洋、连通外交、经济等各个领域的重要国际组织——正式成立。同时,杜鲁门进一步发扬了门罗主义的精髓,强化了美国在美洲的影响,1947年,《里约热内卢公约》签署,翌年美国又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主持召开美洲各国外长会议,组织成立美洲国家组织,保持美国后院稳定,扩大美国阵营。

1948年后,美国数次增加对国民党的援助,但国民党政权依然兵败如山倒,苏联也改变了一度支持蒋介石而对中共冷淡的态度,于1949年初派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正式表明支持中共,斯大林后来曾对卡达尔说自己“(在国共内战)起初对中国形势存在误判,认为中共很难取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旋即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美国在中国遭遇全面失败。

1949年5月,美、法、卢、比、荷、丹麦、瑞典、爱尔兰、意大利在伦敦签署《欧洲委员会法则》,翌年,法国外长舒曼提出《欧洲煤钢共同体计划》(《舒曼计划》),把法国和西德的煤钢企业联合起来。1951年,法、德、意、卢、比、荷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取消煤钢交易中的贸易和关税壁垒。1955年6月、1957年2月,六国先后在意大利墨西拿和罗马举行会议,最终通过《罗马条约》,决定建立欧洲共同体,总部设在布鲁塞尔,1958年1月1日,《罗马条约》正式生效,欧共体建立了起来。

1950年6月25日,朝鲜的金日成在苏联怂恿下发动了对韩国的战争,不想重蹈覆辙的美国先是将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6月29日)——中国的统一大业由此被搁置,又于1950年9月出兵朝鲜半岛;考虑到朝鲜与中国山川相连,唇亡齿寒,中国于1950年10月出兵朝鲜。这一年冬,美军在朝鲜战场连连受挫,杜鲁门政府借机推出《国内安全法》(《麦卡伦法案》),宣布自1950年12月26日起实行紧急状态。同时,杜鲁门政府加紧了对日本的扶植,继1947年的《日美安保条约》之后,美国在1951年单独对日本媾和,此后开始全力扶持日本经济发展,促进了后来“昭和三十年代(1956-1965)”日本经济的起飞。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继杜鲁门而出任总统,在杜鲁门第二任期已经肆无忌惮的麦卡锡更加猖狂,将冷战的风声鹤唳引入美国国内,国务卿杜勒斯也暗中策动麦卡锡主义浪潮,奥本海默、拉铁摩尔等人都受到审查,这一风潮一直持续到1955年初,以“忠诚运动”为始,至1955年参议院通过罢免麦卡锡的决议为终,“冷战国内化”是美国战后少数政治凌驾于美国法律和宪法、不顾公民自由和民主的时刻之一,成为光荣与梦想的沉重一页。艾森豪威尔在缓慢降低国防开支比率的同时,注重核力量的增强,此间,苏联成功造出核弹,拉开了两国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的序幕。

扩大:德怀特·艾森豪威尔VS尼基塔·赫鲁晓夫(1953-1956)

美国外交代表团到苏联访问,苏俄接待官员陪他们参观“建设的伟大成就”,并且得意的说:“到了下一个五年计划,每个苏俄家庭都可以拥有一架私人飞机!” 美国人惊讶的问:“ 他们要飞机干什么呢?”“当然有用啊……譬如你在莫斯科听说列宁格勒开始供应面包了,你可以马上开飞机赶去排队啊。”
尼基塔同志视察农场,看到猪儿乖乖,一时兴起站在猪中间照了张像。待到报纸准备发表时,编辑为照片的标题犯了难:“尼基塔同志和猪在一起”不好,“猪和尼基塔同志在一起”也不好……报纸出版后,照片下的说明文字是——“左起第三位是尼基塔同志”。
尼基塔同志到处作报告,一天,他去某疯人院作报告,事先该疯人院负责人把疯子召集起来叮嘱:“在尼基塔同志作完报告后要热烈鼓掌”。尼基塔同志作完报告后果然博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但他突然发现,其中有一个人没有鼓掌,他顿时大发雷霆:“ 你为什么不鼓掌?”“我的疯病已经治好了。”
有个人向尼基塔同志汇报说:“现在大剧院正上演一个剧,里面有您出现,每当您一出场,下面就热烈鼓掌。”尼基塔同志听了以后非常得意。有一天他买了一张普通票,去看这个剧,他陷入了沉思,忘记了鼓掌,这时旁边有人推了他一把,紧张地说:“哎!你为什么不鼓掌?不要命啦?!”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猝逝,马林科夫成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伏罗希洛夫出任最高苏维埃主席这一虚职。马林科夫上台后,开始纠正肃反扩大化的失误,调整经济结构,改善经营管理,注重农业发展,放松各方面限制。

斯大林死后不久,苏共中央政治局联合除掉了掌控克格勃的贝利亚,9月,赫鲁晓夫——他当时被各方视为没有太大威胁性的人物——并因此挤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洛维奇——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此后赫鲁晓夫不断扩张自己势力,先是组织反马林托夫的同盟——尤其是获得军方的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朱可夫三位元帅的支持,逼迫马林托夫于1955年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布尔加宁接任。

1953年7月,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与“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停战协定》,志愿军经过近三年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世界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刮目相看。中国在朝鲜战争中付出巨大牺牲,实际上,1950年10月周恩来访问苏联时,向金日成提出的是只出兵役,斯大林突然推翻承诺,以调不出军队为由拒绝参战,由中国单方面承担牺牲以挽救濒临灭亡的朝鲜,并欠下苏联巨额债务,为日后中苏交恶埋下伏笔;对内,新政权甫建,百姓渴望安定,胜利有利于团结各阶层力量;朝鲜战争使30万志愿军战士埋骨异国,包括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200万南北朝鲜人民死亡,美军战死5.4万人,伤10.3万人。

朝鲜战争使中美彻底撕破脸,当年冬天,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所谓“第一岛链(日本本土、韩国-琉球-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南越)”与“第二岛链(日属小笠原群岛-美属关岛、塞班群岛-棉兰老岛、巽他群岛)”;美国在此后二十年间,全力反对新中国的发展。美国在国际各处之危局逼迫下,同日、韩、澳、泰等多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订立一系列“军事同盟”。

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而苏联则是朝鲜战争最大的赢家。它在把中国拖下水后,自己却一直避免直接卷入,躲在幕后坐收渔利。通过朝鲜战争,苏联一石数鸟:既利用朝鲜打了一场代理人的战争,在东方牵制了美国而减轻了苏联在欧洲的压力;同时又阻止了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和解,让双方在战场上彻底撕破了脸。而且苏联还趁机大发中国的军火财,把大量二战时期的剩余军火卖给中国,还要加上利息,大大地赚了一笔。

1954年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明令美国代表团成员不得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副国务卿史密斯就认为杜勒斯过于僵硬,不大赞成他的作法。史密斯主动找周恩来的翻译攀谈,周恩来闻讯,第二天主动找史密斯,史密斯看见周恩来要向他伸出手时,急忙用右手去端咖啡,这样就无法握手了。史密斯笑容可掬地向周恩来打招呼:“会议即将结束,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复和平。”说完,他抓住周恩来的胳膊摇晃了几下,笑眯眯地走开了。后来尼克松访华时,以“弥补在日内瓦会议时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的失礼”为由率先向周恩来伸手。

1954年4月,锡兰、缅甸、印度、印尼、巴基斯坦五国在锡兰首都科伦坡召开会议,提议召开更大规模的亚非取得民族独立之各国的会议,该会议于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是为万隆会议,会上中国总理周恩来就台海局势——此前两个月解放军以凌厉攻势拿下了浙江省东部沿海的大陈岛和一江山岛——而美国作出了调门很高的回应——表示,“中国人民是不愿同美国作战的”——事实上到了1955年下半年中国即推动了中美双方在日内瓦就台海、朝鲜及印支问题的系列谈判。

此间,铁托——这位此前因改善与苏联关系恶化的困难局面而对美国敞开怀抱,并率先实行公私合营的经济制度的领导人——访问印度——与尼赫鲁首先提出了“不结盟”政策,后来得到埃及的纳赛尔、印尼的苏加诺等多位领导人响应。

彼时希腊、土耳其和西德业已加入北约,1954年10月,英国首相艾登提出,同时接纳西德加入北约和布鲁塞尔条约,并将布鲁塞尔条约组织进一步整合为西欧联盟,英国和西德多方斡旋,终于使各方——尤其是担忧德国重新强大起来的法国——在美国压力和英德利诱下——同意艾登方案。苏联针锋相对,于1955年6月仿效北约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

铺展:德怀特·艾森豪威尔VS尼基塔·赫鲁晓夫(1956-1961)

尼基塔同志一次参观某集体农庄养猪场,发现一头病歪歪的小猪。农庄主席解释说这猪从小营养不良,养僵了。尼基塔同志当即说,把这猪抱到我家,保证两个月养肥还给你们,回家怎么摆弄那猪也不长。情急下决定把猪处理掉。他在傍晚时分将猪放入婴儿车,准备推到莫斯科河边抛掉。谁知半路上偏偏遇上米高扬同志。“尼基塔同志,散步哪。”“啊……出来走走……”“这是谁啊?”“哦,是我……小外孙。”“我看看。哦,多好的孩子,长得真像他外祖父!”
苏斯洛夫同志和谢列平同志吵得面红耳赤,没有注意尼基塔同志就在旁边。
苏斯洛夫同志说:你是个大白痴!
谢列平同志说:我这辈子从没见过像你这么蠢的猪!
这时候尼基塔同志插口劝阻:两位同志请注意。你们忘了我在这里。

1956年2月,赫鲁晓夫首先是出于拿掉斯大林派的莫洛托夫等人的考虑,在苏共二十大作点名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举世震惊。6月,波兰的波兹南首先爆发了大型反苏示威,在苏联镇压后被平定。7月,波兰召开大会批判波兹南事件,布尔加宁和朱可夫坐镇华沙,亲自控制大会议程。10月,波共八大召开,赫鲁晓夫要求出席大会,波兰以“时机不宜”为由搪塞之。赫鲁晓夫不顾波兰反对,率领米高扬、莫洛托夫、卡冈洛维奇飞到华沙,机场冷冷清清。苏波双方激烈争吵,两边军队都处于待命状态。赫鲁晓夫权衡再三,且征求中共意见——而中共也认为赫鲁晓夫不应出兵波兰——之后,扫兴而归,波共改革派领导人哥穆尔卡当选波共中央第一书记。

而匈牙利的情形更加复杂。1956年3月,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成立,各种思想通过这一俱乐部得以传播,10月,匈牙利民众自发上街悼念冤逝的前领导人拉伊克,要求纳吉出来主持工作,进行改革。赫鲁晓夫认为可以利用纳吉的威望压住此次事变,要求匈共任命纳吉为总理。米高扬和苏斯洛夫飞抵布达佩斯,建议赫鲁晓夫出兵,卡达尔继任匈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有意撤军。11月,纳吉政府宣布开放党禁,退出华约,希望西方对匈牙利“实施保护”,赫鲁晓夫下定用兵决心,武力逼迫纳吉政府下台,卡达尔独揽大权,开始了缓慢而有限的改革。

1958年,赫鲁晓夫挤掉布尔加宁,自己兼任部长会议主席,地位得到巩固。11月,赫鲁晓夫指责西方“在西柏林这一民主德国的土地上谋求建立国中之国,成为渗透和侵略的前哨”,实际上,从1948年到1960年,有250万人——占东德总人口1/5——通过柏林迁往西德。彼时苏联已经拥有氢弹,并先于美国将人造卫星送上太空,赫鲁晓夫自信心膨胀,将德国统一问题再次摆上台面,这显然触痛了西方的神经,德国局势骤然吃紧。

赫鲁晓夫认识到苏联国力不如美国,决定以有限的让步,换取两国关系的缓和。早在1955年,赫鲁晓夫即在奥地利问题上向西方让步,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单方面宣布停止核试验、进行裁军,呼吁缔结北约与华约互不侵犯条约。1959年,美国在莫斯科举行展览,赫鲁晓夫亲自出席,并与来访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进行了著名的“厨房辩论”。9月,艾森豪威尔在完成对西德和英法的说服工作——“在涉及我们联盟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对赫鲁晓夫寸步不让”——后,邀请赫鲁晓夫访美,两人在戴维营举行会谈。赫鲁晓夫在联大演讲,脱下皮鞋敲击讲桌。

1960年前后,非洲多个前殖民地取得了民族独立,不结盟运动高涨,有30多个国家参加的第一次不结盟国家会议于1961年在南斯拉夫召开。这一年,比艾森豪威尔年轻三十岁的肯尼迪继任美国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表示:“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忍受任何重负,应付任何艰辛,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的存在与实现:对于那些和我们拥有共同文化和精神传统的盟邦,只要团结,则几乎没有什么是办不到的;对于那些我们欢迎其参与自由国家行列的新国家,我们绝不让一种形成的殖民统治消失后,却代之以另一种远为残酷的暴政……自由社会若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也就不能保全少数的富人……我们将与邻居联合抵御对美洲任何地区的侵略,西半球的事西半球自己会管。”

我们不敢以示弱去诱惑他们(苏联),因为只有当我们的武力无可置疑地壮大时,我们才能毫无疑问地确信永远不会使用武力……让双方探究能使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是什么问题,而不要虚耗心力于使我们分裂的问题。

“我们事业的最后成效,主要不是掌握在我手里,而是在你们手中……现在那号角又再度召唤我们:不是号召我们肩起武器,虽然武器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号召我们去作战,虽然我们准备应战;那是号召我们年复一年肩负起持久和胜败未分的斗争,一场对抗暴政、贫困、疾病以及战争本身的斗争。在世界的悠久历史中,只有很少几个世代的人赋有这种在自由遭遇最大危机时保卫她的任务。我决不在这责任之前退缩;我欢迎它。我不相信我们中间会有人愿意跟别人及别的世代交换地位。我们在这场努力中所献出的精力、信念与虔诚、将照亮我们的国家以及所有为国家服务的人,而从这一火焰会聚出的光辉必能照耀世界。

“所以,同胞们: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全世界的公民:不要问美国愿为你们做些什么,而应问我们在一起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

“最后,不管你是美国的公民或世界它国的公民,请将我们所要求于你们的有关力量与牺牲的高标准拿来要求我们。我们唯一可靠的报酬是问心无愧,我们行为的最后裁判者是历史,让我们向前,引导我们所挚爱的国土,企求上帝的保佑与扶携,但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上帝的任务肯定就是我们自己所应肩负的任务。”

铺展:约翰·肯尼迪VS尼基塔·赫鲁晓夫(1961-1963)

尼基塔同志和约翰先生交谈,约翰先生说:“美国医学发达,有种药片死人吃了可以复活。”尼基塔同志说:“苏联体育发达,有人十分钟可以从莫斯科跑到美国。”约翰先生要求兑现,尼基塔同志慌了手脚,有人出了个好计策说:“这很好办,你先让约翰先生把药片拿来,让约瑟夫同志吃了,那他一定复活,那么你用不了五分钟就可以从苏联跑到美国。”

赫鲁晓夫寄希望于新总统肯尼迪,并同后者于1961年4月在维也纳举行会谈,期望借此缓释前一年美国的U-2侦察机在苏联上空被苏军击落后两国的紧张局面,然而两人在柏林问题上毫不搭调。1961年8月,东德一夜间在柏林市中心建立了一堵高达3.6米的水泥墙——柏林墙,成为冷战的象征。肯尼迪否决了前方要求派兵阻挠柏林墙施工的提议,因为“这本身就是一种象征”,副总统约翰逊亲自到西柏林发表“捍卫自由社会”的演说,美国宣布重启核试验,苏联也随即跟进,两国关系一时剑拔弩张,直到1961年12月赫鲁晓夫看到硬撑下去也无法在德国问题上获益,方宣布“不再坚持缔结对德合约(两德统一计划)”,第二次柏林危机宣告结束。

1954年后,赫鲁晓夫为了巩固自己的党内地位,先是在1955年的台海争端中力挺中国,支持“中国的统一事业”;继而在1949年《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的基础上,增大了援华力度,进一步加强了对华关系,甚至在1957年同意在核工业方面援华。1956年后,虽然中国反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但中苏关系仍然十分密切。到了1958年6月,苏联致函中国,提出在华共同建设一个长波电台,中国则坚持电台主权属于中国,让苏联碰了软钉子。7月,赫鲁晓夫又提出建立“联合舰队”,为此亲自访问北京,毛泽东在游泳池会见赫鲁晓夫,严正反驳:“你们不要想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张到中国的海岸!”8至10月间,解放军炮击金马,遏制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台海局势的煽动,赫鲁晓夫认为中国“不配合改善同美国关系的意图”,对中国不满加剧。1959年9月,刚刚“访美取得丰硕成果”的赫鲁晓夫马不停蹄从美国飞往中国,志得意满参加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庆典,与中方会谈,要求中国态度软化,双方分歧加剧、不欢而散。翌年,赫鲁晓夫宣布撤走全部苏联专家,撕毁合约,中苏关系急转直下。

1961年,苏联面对印度对中国领土的无理要求,公开支持印度,甚至煽动在中国新疆的分裂势力酿成“伊塔事件”,中苏关系步入寒冬。此后,中苏两国在宣传领域展开论战,中国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十篇文章被统称为“十评”(前九篇首发于《红旗》杂志,也称“九评”,第十篇写成时赫鲁晓夫已经下台,改作彭真的谈话发表)。波兰、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迫于苏联压力,与苏联保持一致调门,谴责中国,中国断绝同华约和经互会的往来。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和南斯拉夫的铁托,由于与苏联本有裂痕,也实行更加灵活的内外政策,与中国依然保持关系。但由于后来《红旗》发文指责南斯拉夫“并未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南关系一度恶化,直到1978年中国派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认为其体制“仍是社会主义的”,且“中国可以学习南斯拉夫模式”,中南关系逐渐回暖。

冷战在全球各地铺展。所谓艾森豪威尔主义在中东的首次落地是1957年对约旦和叙利亚亲苏政府的颠覆,以及对当时亲美的黎巴嫩的扶持。在拉美方面,美国先是操纵拉美联合发表了《加拉加斯合约》,到了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古巴人民推翻了亲美的巴蒂斯塔政府,肯尼迪上台后,意图加强美国在美洲的存在,秘密训练古巴前政府流亡者,企图颠覆卡斯特罗政府。赫鲁晓夫不甘示弱,于1962年决定在古巴建设导弹基地,由是美国于1962年10月23日动用两万名海军封锁古巴岛,古巴导弹危机这一冷战期间美苏双方最严重的冲突开始了。

10月26日,赫鲁晓夫致函肯尼迪:“在古巴的导弹不会用来攻击美国,如果美国不再颠覆古巴,我们可以考虑将导弹撤出,前提是美国将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一并撤出。”是夜,古巴击落美国U-2飞机,美国国内要求军事打击古巴的声音抬头,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本着尽量不扩大事态的原则,压住双方内部的强硬派声音,密集进行沟通,力图避免热战甚至核战的危险,最终达成妥协:肯尼迪答应赫鲁晓夫的条件,苏联导弹撤出古巴。

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表示:“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一致性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代表着全民的利益。”,即所谓“全民党”。

赫鲁晓夫在经济上也实施改革,然而效果并不理想。1963年,苏联生猪头数降到1957年水平以下,最严重的是由于饲料不足宰的不是私人养的猪。而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养的猪。到1962年底5390万头“公养猪”中只剩下2770万头。与此相应,1610万头私养猪照理经过1962年这一年到第二年也只应剩下一半才对。可是到1963年发现,有1320万头私养猪却熬过了这种糟糕的状况保存下来。实际上,“集体猪”数额忽多忽少,摇摆幅度很大,而私养猪却一直稳定。

铺展:林登·约翰逊VS尼基塔·赫鲁晓夫/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1963-1969)

约瑟夫同志逝世后,一直由精通马列的苏斯洛夫同志做意识形态的最高权威。列昂尼德同志“接替”尼基塔同志不久,地位还不是很稳固。苏斯洛夫同志为列昂尼德同志写好了一片苏共中央全会的发言稿,其中有几段引用的马克思的经典语句,但是列昂尼德同志在会上读时却跳过这些段落,让苏斯洛夫同志一脑子问号。会后去列昂尼德同志家做客时才有机会问,列昂尼德同志说“你说他们会相信我读过马克思的书吗?如果我能引用出马克思话,柯西金同志、谢列平同志他们都会笑的。”
某日苏联举行国庆游行,沿着大街开来了炮兵、机械化步兵、坦克、自行火炮、战术导弹、战略核导弹,破坏力一个比一个大;队列末尾却是两个带公文包的矮子。在看台上勃列日涅夫惊讶地说:“这两个人破坏力比核导弹还大!他们是什么人?”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说:“不是我的人。”国防部长格列奇科说:“没见过他们。”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说:“他们是国家计委的。”

肯尼迪上台后,推行了美国战后最大规模的扩军,一方面加强核威慑,一方面重视常规作战能力的跟进,苏联不甘落后,从而开启了两国间长期的军备竞赛。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身亡,继任的约翰逊延续了肯尼迪的军事政策,并预谋向越南用兵(第一约翰逊主义)。彼时,美国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示威,黑人要求享有与白人平等的待遇,示威以1963年8月马丁·路德·金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为高潮:“我的梦想是深植于美国的梦想中的。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将能一起工作、一起祈祷、一起斗争、一起坐牢:一起维护自由。因为我们知道,终有一天,我们是会自由的”。

约翰逊被认为是美剧《纸牌屋》中弗兰西斯·安德伍德的最主要原型,他上台后提出“美国不仅要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更要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积极回应黑人诉求,并致力于完善美国的福利体系。彼时,西欧联合进程加速,法德对苏东态度软化,法国更退出了北约,约翰逊加强对古巴的敌视,武装入侵多米尼加(第二约翰逊主义)。到了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胁迫赫鲁晓夫下台,自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自斯大林死后逐步掌握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苏斯洛夫跃居第三把交椅,由此形成了直至80年代初期的苏联“三驾马车”体制。

赫鲁晓夫的下台使中国看到了中苏关系也许面临转机,11月,中国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高规格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与勃列日涅夫会谈,劝勃氏放弃修正主义与中国和好,被拒绝。这一年,中国成功试爆了首颗原子弹,并于三年后成功试爆首颗氢弹,到了1970年,中国首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升空。“两弹一星”标志着新中国国防工业、以及以国防工业为代表的重工业在建国前三十年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巨大成就,它是中国在外有国际重压,国内经济也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取得的国防建设的伟大胜利,使得中国国际地位大幅提高。此间,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中国在自身依然困难的情况下,加大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增强了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号召力,中国反对美苏两大国为争夺世界霸权拉帮结派、牺牲小国利益的呼声得到各国一致赞同。其中最著名的援助项目当数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

1965年开始,至1973年方告结束的越南战争,其根源可以追溯到50年代初的印度支那问题。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建立后,印度支那地区的抗法运动到50年代初业已使法国难以支撑,请求美国援助。美国先是陷于朝鲜战争泥潭,朝鲜战败后,国会对再次派兵投入外国军事行动态度消极;到了1954年,北越在奠边府战役中大败法军,在美、英、法、中、苏和印支四国(老挝、柬埔寨、北越、南越)斡旋下,法国退出越南。翌年,美国操纵南越“公投”废黜阮朝末代国王,前首相、亲美派代表吴廷琰任总统,美国此后对南越进行了全方位的援助,肯尼迪上台后提出了“特种战争”,即“用越南人打越南人”。1965年至1973年,美国在越战中投入大量兵力,然而没能挽救颓势,反而激起国内水涨船高的反战情绪;1973年,美军宣布撤离越南,1976年,北越攻克西贡,越南统一。

1968年,杜布切克出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宣布进行改革,西方将其捧为“布拉格之春”,而苏联则十分忌惮,并于1968年8月兴兵数十万,迅速占领捷克全境,胁迫捷克领导人到克里姆林宫向苏联“赔礼道歉”,标志着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即所谓“大国特殊责任”“有限主权”“利益相关”和“社会主义大家庭”论的出笼,这也是苏联由盛转衰的开端。

1968年,勃兰特成为西德总理,他一方面在前任数位总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德国战后的反思、致歉与赔偿工作——代表性的举动是他在华沙的二战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和在以色列的诚恳致歉——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方面谋求缓和对苏联关系。1970年,东西德领导人在战后首次举行会晤,而美、苏、英、法也达成了《四国柏林协定》。

苏联的配给制度在维持账面上的收入平衡时,通过暗中交易中饱私囊,抑制社会生产率和分工:择业不自由使管理者限制本部门就业人数,使得本部门收入不合理上升(社会分工不合理);价格体制不健全(政府垄断过多),供求失衡;如果既想控制价格,又想控制各个部门的人数(统购统销),那么以上两种局面就会同时出现。人总是自利的,他们选择使得价格体制稳定的方案,却又限制该部门人数,使得产品供不应求,然后利用物物交换,间接抬高商品价格。

均势:理查德·尼克松VS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1969-1972)

美国人登月成功后,列昂尼德同志当天就打电话给苏联宇航员:“鉴于美国人已经在月球上登陆,现在我们决定,马上派你们去太阳登陆”。宇航员大惊,哽咽道: “您不知道吗,列昂尼德同志,我们会被烧死的” “你以为我们没有考虑过吗?我们已经决定,派你们在晚上在太阳登陆!”
美国宇航员和苏联宇航员同时登上了月球。苏联宇航员把整个月球漆成红色然后扬长而去。这时,美国人得到了来自休斯敦的指令:在上面写上白色的COCA COLA。
“为什么苏联不急着登月?”“如果宇航员拒绝回来怎么办?”
莫斯科某人遗失会说话的鹦鹉一只,登报启事:“本人近日遗失会说话的鹦鹉一只,另外,本人不同意它的政治观点。”

1969年1月,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他提出“创建一代人的和平”这一外交理念(尼克松主义),在进行适当战略收缩的同时,谋求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在经贸上,尼克松于1971年宣布由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改为38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美元贬值对美国的国际地位也产生冲击。在盟国方面,尼克松于1972年将冲绳归还日本,宣布1973年为“欧洲年”以加强美欧关系,此外,美国还力图从越战中抽身。

3月,苏联侵入黑龙江省珍宝岛,开枪打死打伤中国边防士兵多名,勃列日涅夫在随后发动的外交攻势中,严厉抨击中国,鼓吹建立旨在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甚至意图帮蒋介石“反攻大陆”,以苏联防长格列奇科为头子的强硬派甚至主张动用部署在远东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武装冲突从乌苏里江扩大到黑龙江,从水界扩大到陆地,从东段扩大到西段,直至八月间在新疆自治区的铁列克提又一次爆发严重冲突。

9月,苏联决定利用胡志明葬礼的机会同中国方面举行首脑会谈,缓和一下同中国的紧张关系——如同1967年柯西金访问联大时“顺道”访美同约翰逊会谈一样,但周恩来提前赴河内吊唁胡志明,当天就赶了回来。柯西金在河内扑了空之后,仍然坚持要在回国途中经停北京机场,同周恩来举行会谈。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的会谈完全出乎美国的意料之外,令尼克松十分着急,接连采取行动向中国示好。

中美双方先是通过第三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开始接触,继而开启直接接触之门,包括外交官间的接触和埃德加·斯诺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访华。经过一年多的外交接触,1971年4月,中国通过“乒乓外交”正式向世界揭开了中美友好的序幕。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问巴基斯坦,此前为了对美国国务院保密,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被召回述职,基辛格访问巴基斯坦的同时还有意在南亚数国逡巡数日,而后经巴基斯坦秘密访华。事后,双方向世界公布了这一令人惊喜的消息,并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应邀访华。

航天领域的竞争也是美苏争霸的重要内容。1961年,苏联率先将人类送上太空,加加林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航天员,美国不甘示弱,也不断推进其航天计划。1969年7月,美国航天员阿姆斯特朗等三人登月成功,留下名言:“这是我自己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1970年8月,美国U-2侦察机在古巴西恩福格斯港侦察到新工事的建设,并获知一支苏联舰队正驶向古巴,进一步的侦查表明,苏联或有意在西恩福格斯兴建甚至可供核潜艇停泊的基地,基辛格在新闻发布会上敲打苏联,借以试探苏联反应,苏联旋即表示无意在古巴建立潜艇基地。由于苏联舰队不久又离开了古巴,此事不了了之。

1970年,柬埔寨发生政变,国王西哈努克滞留北京,亲美的朗诺上台,在国内煽动反华浪潮美国先是支持朗诺政权,其后又出兵柬埔寨,进攻北越军队在那里的庇护所。而苏联将西哈努克推给中国后,转而同美国站在一起支持朗诺政权。中国表面上对美国大张挞伐,实际上却把批判的重心放在揭露、孤立苏联上。西哈努克抵达北京后,周恩来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仍待之以国家元首的礼遇,但对西哈努克转告苏联方面提出的中苏应采取联合行动共同帮他的建议,明确拒绝;而后中国说服了朝鲜在柬埔寨问题上同中国采取同一立场,从而在朝鲜同苏联的关系之间打进了楔子。在周恩来提议下,在广州召开了印支四方最高会议。然而美国出兵柬埔寨后,刚刚敲定下来的中美会谈一度陷入僵局。但中美双方虽然在柬埔寨事件中都升高了抨击对方的调门,却适可而止,避免把门关死,以便在适当时机重新恢复对话的势头。

印巴问题由来已久,印巴各自独立以后,于1949年和1965年因克什米尔问题爆发过两次战争,而第三次战争则是因东巴基斯坦问题引发的。1971年,东巴基斯坦地方选举中,主张从巴基斯坦独立的政党上台,印度借机利用。4月,孟加拉流亡政府在印度的加尔各答成立,11月,印度进军东巴基斯坦,12月,印度对巴基斯坦宣战。美国认为苏联向来力挺印度,印度做大对美不利,巴基斯坦又与美国有同盟关系,于是要求印度停火。印度在苏联庇护下,要求美国停止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企图肢解巴基斯坦。尼克松致函勃列日涅夫:“苏联同印度有条约关系,我们同巴基斯坦有条约关系;不要让两个小朋友主导我们两个核大国间的争端。”彼时巴基斯坦节节败退,尼克松派“企业”号航母巡曳孟加拉湾,苏联对美国含糊其辞,实际是为印度争取时间。美国一时没有办法,中国在当时对巴基斯坦的支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最终东巴基斯坦独立为孟加拉国,但(西)巴基斯坦与印度的边界并未移动,中国帮助巴基斯坦度过了其建国以来遭遇的最大危机,此后中巴两国建立了“全天候的战略伙伴关系”。而印度又挟印巴战争之威,在1972年侵吞了锡金。

转机:理查德·尼克松/杰拉尔德·福特VS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1972-1977)

列昂尼德同志即将访问波兰,波兰当局命令一位著名画家创作一幅名为《列昂尼德同志在波兰》的大型油画作为献礼。画完成后,波兰一高官前来验收,结果让他大吃一惊:画面上是一男一女,窗外的风景是克里姆林宫。“这是什么?这女的是谁?”高官愤怒的问。“列昂尼德同志的夫人。”画家答道。“男的呢?”“列昂尼德同志的秘书。”“可列昂尼德同志在哪里?”“在波兰。”画家答道。
列昂尼德同志兴致勃勃地说:“同志们都说我那三本自传写得好,哪天给我弄一套,我也读一读。”
有人送给列昂尼德同志一个足球,他说:“谢谢您的勋章。但它看起来很像赫鲁晓夫。”
一老者人行道闲溜,不慎落入道旁河中。随即高呼救命,两警察闻之,视若不见,仍边走边谈笑如旧。老者情急生智,高呼“打倒勃列日涅夫”,两警察闻之大惊,急速跳入河中,将老者拖上岸来铐之。

勃列日涅夫在70年代初提出了“缓和外交”的思路,尼克松积极配合,并于1972年5月访苏——这是美国总统首次正式应邀访苏,1973年,勃列日涅夫访美。1974年,勃列日涅夫访问古巴,再次引起美国警惕,尼克松在因水门事件下台前夕再次访苏,意图以此争取两院议员的回心转意,然而两院最终仍通过了对尼克松的弹劾案,副总统福特继任总统,宣布特赦尼克松。当年11月,福特访问苏联。美苏就中欧裁军问题开启了长达15年的马拉松谈判——虽然最终并未取得实质进展。

实际上,所谓“缓和”只是苏联由于各方面建设表面上呈现出歌舞升平的局面而产生的认为自己同美国势均力敌的误判,加之美国陷于越战泥潭,国内反战呼声高涨,布雷顿森林体系受到挑战而采取“战略收缩”,使得表面上呈现出一种美苏“均势”的局面。其实,此时苏联内部的改革(柯西金改革)渐渐陷入停滞,体制日益僵化,埋下了日后解体的伏笔。事实上,苏联企图利用计划经济建造起一个分工水平相当高的投入产出网络,网络越发达,协调失灵的风险越大,直至将苏联经济拖垮。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双方发表《上海联合公报》:“美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军事力量和武器设施的最终目标”。此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1971年10月),并与日本、英国、西德等主要西方国家先后建交(中法于1962年率先建交,中美于1979年建交),迎来了第三波建交潮(第一波是50年代初期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周边的第三世界国家建交潮,第二波是60年代与获得民族独立的大批第三世界国家建交潮,第三波是70年代初期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交潮)。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大发言,这是中国高层首次访美,也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联合国这一大舞台上阐述自己的外交理念。

由珍宝岛事件这一危机为契机,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为高潮,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心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对外宣传的基调依然沿用以往的提法,但实际上已经开始从六十年代中期对美苏并重的战略不动声色地过渡到联美制苏的格局:长期怒目而视的中国和美国却在努力捐弃前嫌,开始互相接近。中、美、苏之间新的三角关系的确立,动摇了原有两极冷战格局赖以存在的基石,引发了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揭开了结束冷战时代的帷幕。

早在1956年,埃及的纳赛尔在阿斯旺水坝筹款问题和苏伊士运河国有化问题上几乎同美英撕破了脸,此后又面临西方和以色列(于1956年发动了对埃及的进攻,即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施压——然而美英法以面临更为巨大的国际压力;1957年,埃及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威信陡升。十年后的1967年6月,以色列向埃及发动进攻,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重创埃及军队,占领西奈半岛,“中东雄狮”纳赛尔此战之后一病不起,1970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缠绵病榻的纳赛尔向苏联求援,在苏联施压下,以色列被迫撤兵,但此战巩固了以色列在上一次战争中的战果,10月,安瓦尔·萨达特接任埃及总统。

1973年10月6日,萨达特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以及由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游击队联合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埃及军队在穆巴拉克指挥下占领西奈半岛,美国要求停火,各方返回此战之前的边界,苏联则“声援阿拉伯人民收复失地的战争”;10日以后,美国开始大举援助以色列,苏联虽然也展开了对埃及和叙利亚的援助,但苏联援助的武器落后、效率较低。19日,尼克松再次要求国会增加援以规模,阿拉伯国家群起反对,欧佩克宣布减少石油产量,一些国家甚至宣布对美实施全面石油禁运,造成油价陡升的石油危机。21日,各方达成立即停火协议,但以色列在协议生效后随即突袭埃及军队,苏联跳得老高,指“不惜出兵中东,以维护该地区和平与稳定”。25日,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重申要求中东问题有关各方切实执行安理会决议,分别解除美苏军队的戒备状态;27日,埃以先后发布声明,同意谈判,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

基辛格在1974年上半年对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进行了“穿梭外交”,不断往返各国,来回斡旋,终使埃叙与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欧佩克宣布石油定价自决,大幅抬高油价,按照对阿拉伯国家的态度决定石油出口量。在各阿拉伯国家的努力下,1974年,联合国接纳由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法塔赫(巴解组织)为观察员。继伊拉克率先宣布石油国有化后,沙特、科威特也开始同西方石油公司谈判,意图逐步把采油业收归国有。

在解决60年代后期起的经济困境直至70年代的石油危机的过程中,欧洲走向一体化的进程加速。1973年,英国加入欧共体,与法德一起成为欧洲的“三驾马车”,1975年8月,经过近三年的谈判,33个欧洲国家(阿尔巴尼亚不参与)与美、加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签署《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保障了欧洲的相对安全与和平,促进了欧洲经济文化的交流;在解决石油危机的过程中形成了七国集团机制(美、英、法、西德、意、加、日)。

暗涌:吉米·卡特/罗纳德·里根VS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1977-1982)

列昂尼德同志拿起通往埃及的安瓦尔先生的电话:“我是列昂尼德,我要和安瓦尔先生的遗孀讲话!”“遗孀?安瓦尔可一直都活着呀?”电话另一端传来惊讶的声音。列昂尼德同志放下电话,冲身旁的尤里同志大喊:“为什么把原订的行动时间推迟了?”
“列昂尼德同志又住院了。”“作什么手术?”“扩胸。”“为什么?”“勋章没地方挂了。”
某人一天骂列昂尼德同志傻,结果被判若干年,他不服,问法官,法官说,判你泄露国家机密。
列昂尼德同志在奥运会上致辞:“O-O-O-O-O!”秘书提醒:“那是奥运五环标志。”
列昂尼德同志发表演说,群众听见“……列昂尼德同志的逝世令我们非常难过……”,一片哗然。列昂尼德同志把手伸进口袋摸了一下。“同志们,对不起,离开政治局的时候,我穿了尤里同志的西装。”

1977年,卡特击败福特,当选美国总统,调整对苏政策由“缓和”向“遏制”回归,指出“对苏联最好的方式是显示我们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强大”,不久即在白宫接见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卡特上台后,美苏随即在安哥拉、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中东展开较量,其中以中东地区的博弈最为关键。

1977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问中东,提出“考虑建立巴勒斯坦人自决的非军事的巴勒斯坦实体”,以色列十分不快,阿拉伯国家也不买账。布热津斯基转而做萨达特的工作,而萨达特也有意改善与美以关系。11月,萨达特访以,表示“希望推倒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间的藩篱”。1978年,卡特撮合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贝京在美国的戴维营谈判,三方签署《戴维营协议》:宣布由埃及、以色列、约旦及“其他地方当局”协商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带之自治,以色列撤出上述两地,但可以保留部分据点;以色列在三年内撤出西奈半岛。

1976年后,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去世,中国又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1978年,邓小平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国经济由此开始腾飞。1978年12月,中美发表《建交联合公报》:“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之唯一合法政府。”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不久,邓小平访问美国。2月,中国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胜利。3月,美国国会和政府又暗动手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4月,中苏双方宣布终止《中苏友好互助条约》。5月,卡特与勃列日涅夫在维也纳会面,为持续十年的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画上句号——双方签署了但不久后即爆发了新古巴危机:美国指称苏联在古巴有一支三千人的部队,苏联承认自1962年后在古巴设有“培训中心”,但没有战斗部队,双方“最终达成谅解”,美国借机建立“加勒比联合特种部队”。伊朗革命后,埃及成为美国在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盟友。1981年,萨达特遇刺身亡,穆巴拉克继任总统,继续萨达特的亲美路线。

伊朗危机使得苏联侵占伊朗石油资源的图谋遇挫,到了1951年,伊朗新首相摩萨台将原本由英国人控股的石油公司收归国有,美英担心摩萨台倒向苏联,意图废黜摩萨台,但伊朗国王礼萨·巴列维考虑到摩萨台的高支持率却犹豫不决。美国于1953年8月煽动伊朗军官扎布迪发动政变,政变迅速被摩萨台扑灭,摩萨台得手之后,宣布解散议会,美国趁机煽动示威,终使摩萨台下台。1979年伊朗发生革命,巴列维国王流亡美国,伊朗建立了以霍梅尼为领导的新政府。

1979年3月,阿富汗爆发政变,亲苏政府下台,新政府奉行亲美反苏路线,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第一次)阿富汗战争爆发,标志着表面的“缓和”彻底破产。美国加强了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各国纷纷谴责苏联的霸权行径,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因此拒绝出席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新中国体育健儿于1984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洛杉矶开始了首次奥运征途。

而苏联罔顾国际社会诉求,宣布留15万军队常驻阿富汗,美国宣布全面制裁苏联,包括对苏联实施粮食禁运,冷战重新升级,卡特主义出笼。卡特表示,美国要将西欧、中东、远东这三个最重要的战略结点联系起来,增强了美国的军备。彼时勃列日涅夫已重病在床,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灰衣主教”苏斯洛夫、外长葛罗米柯和防长乌斯季诺夫等人都已是老态龙钟,苏联在决策上更为保守。

实际上,说苏联是“老人治国”并不准确,因为勃列日涅夫(1906年生)只比里根(1911年生)大了五岁,安德罗波夫(1915年生)和契尔年科(1914年生)比里根还要年轻一些,更为准确一些的说法是“病夫治国”——或许与其不良的生活习惯和长期顶着沉重的工作压力有关,上述三位苏联领导人在晚年都百病缠身。但是“病夫治国”这个说法也有失偏颇,因为当时相当一部分苏联领导人并非像勃氏、安氏和契氏这样久病而终,而是并没有太严重的慢性疾病,由于突发心梗或脑溢血这样的情形离世,其健康状况并没有很妨碍其工作。苏联高层面临的大问题不是他们的健康,而是整个行政体制如同一潭死水,日益僵化。

1973年石油危机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形势日益严峻,通货膨胀严重、失业率高企,连续两任总统福特和卡特都未能连任。1981年1月,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其基本信条是小政府、低税收、削减福利、压缩预算、增强国防,从1982年起,里根政府推出高赤字、高利率、高美元汇率的“三高”金融政策,刺激美国经济发展,其扩张性财政政策推动了“以实力求和平”的努力。

1980年起,波兰各地接连爆发示威,1981年,里根发表讲话:“人类最基本和无法取代的愿望之一——通往自由,正在铁幕上打开第一个缺口。”12月,华约宣布军管波兰,里根政府宣布制裁波兰,成为里根主义的滥觞。

再起:罗纳德·里根VS尤里·安德罗波夫/康斯坦丁·契尔年科(1982-1985)

“为什么尤里同志前面总有两个麦克风呢?”“一个是讲话用的,而另一个是给他输送氧气的。”
“为什么康斯坦丁同志前面总有四个麦克风呢?”“一个是讲话用的,一个是给他输送氧气的,一个是助听器,还有一个是拐杖。”
秘书对康斯坦丁同志说:“您的皮鞋一只是棕色的,一只是红色的。”“这有什么奇怪,我家里还有一双也是这样的。”

1980年12月和1982年1月,柯西金和苏斯洛夫先后去世,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对苏共领导人这一位置垂涎多年却已经重病的克格勃负责人安德罗波夫挤掉勃列日涅夫亲信契尔年科,坐上了一把手的交椅。

需要指出,苏斯洛夫的死标志着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管理者的空缺。列宁-斯大林-苏斯洛夫,这是一条清晰的意识形态传承的脉络,而苏斯洛夫死后没有给自己留下接班人,或者说,当时苏联高层——一个经过“逆淘汰”产生的领导层——也找不到像苏斯洛夫这样兼具卓越文才和强硬手腕的人了。从某种程度上,苏斯洛夫的死比柯西金甚至勃列日涅夫的死对苏联打击更大,这一缺位将导致在苏联的最后九个年头内意识形态日趋混乱的局面。更严重的是,由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间并不是靠严格的法律约束的,而是靠意识形态约束的,当意识形态的混乱与各加盟共和国内部分离主义思潮合流,就会导致这些加盟共和国纷纷退出联盟。

安德罗波夫在其执政的短短十五个月内,先是抛弃了勃列日涅夫在赫鲁晓夫与苏斯洛夫所谓“全民党”的基础上提出的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的误判,提出改革经济政治体制,增强经济自主性,力惩贪腐。然而,改革尚未全面展开,安德罗波夫即撒手人寰,契尔年科一屁股坐上了苏共一把手的位置,其时是1984年2月。苏联高层苦心营造出契尔年科身体硬朗的假象,但是,到了当年12月,契尔年科即已神志不清。

在80年代初沉闷的苏联政坛上,1931年出生的戈尔巴乔夫渐渐成为一颗耀眼的新星,在那些病弱的领导人无法履职时,戈尔巴乔夫加速了他攫取权力的步伐,到契尔年科不省人事时,戈尔巴乔夫已成为苏共党内的第二把手,并在1985年3月继任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982年后,在法德推动下,欧洲一体化步伐加速,长期的经济阴云也因这一进程而消散许多,1985年12月,《欧洲统一文件》在卢森堡签署,西欧在经济、防务、内政、教育等方面逐步走向一体。西欧的联合标志着欧洲话语权的增强,它们在保持与美国盟友关系的同时,也与苏东国家保持友好,使得自身利益最大化。

发展中国家发声日益响亮,1981年,在墨西哥和奥地利的提议下,22国(8个发达国家:美国、奥地利、加拿大、法国、日本、西德、英国、瑞典;14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墨西哥、孟加拉国、阿尔及利亚、巴西、印度、圭亚那、科特迪瓦、菲律宾、坦桑尼亚、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南斯拉夫、尼日利亚)齐聚墨西哥坎昆,提出致力于发展经济,推动和平的目标;1982年,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1982年8月,中美发表联合公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无意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内政”,这一公报与《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并称为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1982年,以色列攻打黎巴嫩境内的法塔赫组织(第五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在摩洛哥的菲斯开会,提出了“菲斯和平方案”,安德罗波夫宣布苏联支持“菲斯方案”,谴责以色列,苏联又一次挤进了中东问题的解决进程中。1983年8月,苏联击落闯入苏联领空的韩国民航客机,机上269人无一生还,美国国会两院均以全票赞同通过了对苏联的进一步制裁案,美苏关系恶化。实际上,1981年后里根在恢复对苏部分粮食贸易的基础上推出了对苏天然气禁运,

198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挟在马岛战争中获胜之威访华,与中国磋商香港问题,邓小平严正回应:“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英方态度软化,双方敲定香港回归中国时间表;撒切尔夫人前往北京的菜市场用人民币买水果,表达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欢迎。1984年,撒切尔夫人再次访华,中英就香港归还中国事宜签署协议,邓小平提出解决港澳台问题的“一国两制”方案;同年,邓小平南巡深圳,中国改革开放加速;不久中国又和葡萄牙协商解决了澳门归还中国之相关事宜。1997年、1999年,香港、澳门回归中国。

里根在1984年总统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连任总统,并于1985年3月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虽然这一计划的提出有冷战的因素,但“星球大战计划”促进了以计算机产业为代表的一系列高新产业的飞速发展,直到今日,美国仍在这一领域拥有十分明显的优势。

为了加强与美日的竞争力,1985年,法国总统密特朗提出“尤里卡计划”(欧洲工艺技术共同体计划)。1986年3月,中国推出了旨在发展尖端科技的“863计划”。以“星球大战计划”“尤里卡计划”和“863计划”为代表的一系列发展高科技的计划,表现了各国政府对于科技的重视。然而,尽管苏联有健全的科学人才培养体系和发达的教育,但苏联在自然科学上的发展并没有转化为对生产力的拉动。苏联失去了利用科技的发展来解决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境和推动经济改革的契机,其经济体制的崩溃最终无可挽回。

落幕:罗纳德·里根/乔治·布什(老布什)VS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1991)

米哈伊尔同志作报告,他问:“我们这里有没有敌人?”一个人回答:“有一个,他坐在第四排第十八号位子上。”“为什么他是敌人?”回答:“列宁说过敌人是不会打瞌睡的,我发现全场只有他一个人没有打瞌睡!”
米哈伊尔同志访美,罗纳德先生邀其享用最新科技成果:全自动超舒适马桶。 用毕,米哈伊尔同志从心底赞叹,暗下决心:我国也要研制。 回国后,一个攻关部门成立了,进展顺利。可是,罗纳德先生突然访苏,米哈伊尔同志措手不及,召开紧急会议,要求三天后必须制出。米哈伊尔同志久久不见罗纳德先生有便意,左右加巴豆于咖啡给罗纳德先生喝下,终于如厕。罗纳德先生事毕,感到的确舒适如意,心想,苏联的确利害,这么短时间就研制出这么舒适的马桶。我得好好研究。于是,罗纳德先生又一次掀开马桶盖,扭了一下按钮,只见,马桶下伸出一只手, 将他的脸仔仔细细地抹了一遍。
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坐在火车里,火车开不动,才知道前方的铁路中断了。列宁:“应该发动群众再进行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斯大林一气之下下令“枪毙他们”,但是火车还是动不了。赫鲁晓夫又决定“给他们平反”,无济于事。勃列日涅夫:“我们摇晃自己的身体,就当作火车能前进了”。戈尔巴乔夫说:“我们下车吧。”
一个美国代表团要访问一个苏联的工厂,当局就预先教工人要怎样回答代表团的提问。代表团来后问一个老工人你每月的工资是多少,老工人回答有3000卢布;代表团又问他有多少存款,他回答有10万卢布;代表团问:你存了这么多钱准备干什么呢?老工人回答说:“我准备买一双靴子。”

苏联的军费开支至今仍是一个谜,因为苏联官方公布的军费数据和维持一支世界上最庞大的武装力量是不相称的,西方估计苏联军费开支可能占总预算的1/3。军备竞赛消耗了苏联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造成苏联生产结构的畸形,民用部门资金和技术不足,农业生产率低下,经济改革停滞。苏联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无法满足。当美国执行战略收缩时,苏联不是借冷战缓和的良机厉行改革,反而加大了在军工方面的投入,体制越来越不协调的同时也越来越脆弱;这样,当美国积蓄实力重新投入冷战之后,苏联经济终于不堪重负。

1986年,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概念,即“现实主义地估计形势,全面冷静地估计业已形成的局势及其变化,尤其是避免核战争”“全人类的生存、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各国和平共处,无权干涉他国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安全的基础是承认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的利益,承认各国在国际交往中平等;安全只能是平等的、相互的和全面的国际安全”“不把对抗而把对话视为目标”。这一年也被联合国定为“世界和平年”。

戈尔巴乔夫还提出了“欧洲同屋”,调整对东欧各国的关系,并拉拢西欧各国;戈尔巴乔夫也注意改善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自1986年到1988年逐步从阿富汗撤军。苏联驻美大使多波雷宁指“阿富汗战争在我国人民心中造成了深深的创伤,动摇了苏联的基础”。从1985年11月至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先后五次会晤,并实现互访,在裁减导弹和核裁军上达成一致。戈尔巴乔夫还谋求改善对华关系,在80年代末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

内政方面,戈尔巴乔夫从经济改革入手,然而苏联经济已经积重难返。到了1987年,戈尔巴乔夫又转而谋求政治体制改革。戈氏从彻底反思大清洗的过错入手,推动政治体制的转轨。然而,政治改革的操之过急加剧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俄罗斯民族固有的弥赛亚救世主义情结使苏共向心力大大降低——仅1990年7月到1991年7月一年间,22%的党员退党。1990年3月,戈氏当选为苏联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总统。

凭借里根的高人气,其副手老布什在1988年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布什上台后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称赏戈尔巴乔夫改革,要“推动建设一个开放、统一和自由的欧洲”,继续“以实力换和平”。到苏联解体时,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共进行五次会晤。1990年,苏联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个加盟共和国爆发武装冲突,苏联内部谣传戈尔巴乔夫辞职。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国对伊拉克企图打破中东战略平衡心怀不满,采取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和军事压力并举的措施,苏联则放弃了在海湾危机中扮演主角的努力。

1989年,瓦文萨率领波兰团结工会在选举中获胜,共产党在波兰被架空,团结工会主导修宪,确立多党制,东欧剧变拉开序幕:

匈牙利:1989年2月举行的中央全会对纳吉进行了重新评价;6月,卡达尔辞职,匈共宣布实行自由选举,自愿放弃政权。

捷克斯洛伐克:1989年12月,捷共面对布拉格等地的示威,宣布停止活动,总统胡萨克辞职,反对派领导人哈维尔当选总统,“布拉格之春”主导者杜布切克当选议长,确立了多党制体制;1993年,经全民公决,捷克斯洛伐克分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

保加利亚:1991年,保加利亚进行自由选举,反对党获得多数,确立资本主义国家体制。

罗马尼亚:面对周边国家的剧变,齐奥塞斯库加强了对舆论的控制。1989年12月16日,罗马尼亚的迪米什瓦拉发生示威,齐奥塞斯库未加重视,21日,示威扩大到全国,齐氏宣布实施紧急状态,在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集会谴责示威,示威进行的一半,人群中忽然有人高喊“打倒齐奥塞斯库”,一呼百应,集会人群一齐高喊“打倒齐奥塞斯库”。齐氏惊慌失措,下令防长镇压,防长拒绝执行命令,自杀身亡,这一事件使得军队也倒向了人民一边,齐氏仓皇出逃,于12月25日被捕并枪决,军方成立救国委员会接管政权,宣布放弃一党制。

阿尔巴尼亚:原领导人霍查于1985年去世,阿利雅继任,在1991年的自由选举中,劳动党保住政权,阿利雅当选总统,劳动党宣布“向社会民主体制转变”,翌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反对党获胜,组织政府。

南斯拉夫:1990年,斯洛文尼亚宣布退出南斯拉夫,实行资本主义体制,克罗地亚、波黑、马其顿先后效仿,塞尔维亚和黑山在1992年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南联盟)。1999年,南联盟分裂,塞尔维亚和黑山成为两个国家。

东德:1989年10月,东德爆发大规模示威,领导人昂纳克宣布辞职,埃贡-科伦茨接任,柏林墙被拆除,西德总理科尔也正式提出统一路线图。英法为了维持其在欧洲的优势,不愿德国过早统一,撒切尔夫人和密特朗强调“不要忘记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苏联也借机表示“应当维持战后的边界”;美国则不明确表态,表示“尊重德国人民的选择”。到了1990年,东德举行自由选举,反对党上台,两德统一进程加速。科尔向戈尔巴乔夫表示德国统一后将向苏联提供高额援助,戈尔巴乔夫表示“同意两德统一”,美国向英法施压,加之英法也看到两德统一不可阻挡,转而表示支持统一。1990年10月,民主德国(东德)宣布加入联邦德国(西德),两德统一,美、英、法、苏宣布停止对德国的“战后管制”。

1990年3月,立陶宛首先宣布从苏联独立,翌年1月,苏军坦克开进立陶宛,美国向苏联施压,苏联无奈之下眼睁睁看着波罗的海三国独立。东欧各国剧变之后,新领导人纷纷向西欧靠拢,提出“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华约和经互会名存实亡,1991年,华约和经互会宣布解散。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趁戈氏不在莫斯科时发动政变,宣布戈氏“无法履职”,自己“代行总统职权”,此前就一直在各加盟共和国间积极活动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尽管其住宅被亚纳耶夫派人包围,其与外界通信却并未被切断——发动人民上街示威,军队表示“绝不把枪口对准人民”,在乌克兰的戈尔巴乔夫也发表声明谴责政变。面对国内外一片反对浪潮,亚纳耶夫被迫将政权交还戈尔巴乔夫。

此后,布什继续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政策,苏联经济濒临崩溃,戈尔巴乔夫请求西方援助,布什则提出苏联应该制定“新联盟条约”。基辛格指“美国应该促进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毁掉了曾经铁板一块的党,这就必然导致统一的、中央集权的苏联的解体”;布热津斯基则认为“八月的事件标志着苏联的奄奄一息,美国应把重点置于各加盟共和国上”,叶利钦应邀访美,彼时苏联境内的分离主义思潮已经十分高涨,继波罗的海三国后,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塔吉克、土库曼、哈萨克先后宣布独立。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的叶利钦、乌克兰的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的舒什科维奇签署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别洛韦日协定》),这一协定扩大为12月21日由俄罗斯主导的更大规模的《阿拉木图协定》,宣布成立独联体,而上述两个协定都是在抛开戈尔巴乔夫的情形下缔结的。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同时“苏联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从即日起停止存在。”当晚,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落,代之以俄罗斯的白蓝红三色旗,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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