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个被当地人称作“村长”的黑棕发中年人,穿着带有盘扣装饰的棉布衣裳,相比早被中国农民广为接受且作为寻常服装的西装,看起来比中国人还中国人。

但棱角有致的面部轮廓,和碧色深邃的虹膜,分明告诉你,这个人,从大洋彼岸漂泊而来。

2

“长久地行走在一种他者的文化中,会觉得孤独吗?”

“其实不会。中国就像是我的师父,他教给我很多美好的东西。”林登皱着的眉头倏然展开,给出否定的回答。

这是这个美国人来到中国的第31个年头,也是参与到大理白族文化保护、“喜林苑”客栈经营的第10年。

1985年,林登第一次来到喜洲,立刻被这里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所吸引。“像剑桥一样”——媒体采访中,他这样形容那种文化吸引力。

大理喜洲,洱海西岸最繁华的白族农村集镇。东临洱海,西依苍山,闻名遐迩的蝴蝶泉就坐落其中。而林登的“喜林苑”客栈——他似乎更愿意强调它作为少数民族“文化体验会所”的一面——则坐落在镇子东面,三面都被绿色的田野包围。

这所1948年落成的老宅,原是著名喜洲商帮杨品相老先生的府邸。“喜洲商帮”形成于清光绪年间,发展到民国时,已有行商300多户,商埠、商号遍及东南亚各地,以致于上世纪的喜洲,有着“小上海”的别称。

光辉显耀后,回到故乡建上一座宅门,几乎是“被土地束缚的中国人”命运的归宿。

白墙青瓦,斗拱飞檐,和北京传统的四合院不同,“喜林苑”这种典型的白族四合院是两层式的结构,不论正房、对厅、厢房都是三间两层,底层带有较深的厦廊,白族人把这种三开间的房屋称为“坊”。“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源于秦汉,隋唐演变,宋代定式。

“我认为应该是世界模仿白族的这些三坊一照壁,而不是你们模仿外面的东西。”美国人林登这样说道。

2001年,国务院将杨品相府邸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纽约时报》上这样写道:“这个建筑和长城一样是中国国家级别的文物保护建筑。”

时隔20年,林登带着自己在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妻子孩子,以及大部分的积蓄,回到喜洲。夫妻二人计划依托杨品相宅,开展一个文化会所项目,在保护白族建筑的基础上,做出合理开发的尝试。

然而将国家级文物“租”给外国人进行保护性开发在当地是前所未有的先例,林登夫妇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和当地政府以及文化部门进行不断谈判沟通,证明自己有能力对该院落进行保护并妥善修复。2006年,终于和政府签下了一份20年的“合同”。

采访中,这个美国人在表达对当地政府的些许建议和失望后,也总是不忘回上几句,感谢政府的魄力和对他的信任。

又一个两年,修复后的“喜林苑”最终落成。除了灯光、排水系统及污水处理系统的添加设计,作为文物的老宅“几乎一颗钉子、一块木板都没有变过”,天井旁的横梁上,缀着几只燕子窝。


在村里闲逛时,这个美国人常常会遇到一些本地村民将家里的“老物件”丢出来。人家丢,他就捡。他将这些零碎的、记录了一种生产方式的白族建筑零件带回来,用作客栈装饰。

这种对建筑原风貌的保护是林登所引以为豪的:将现代舒适的生活方式和古老的建筑相结合,而不喧宾夺主。

“像双廊之类的一些地方,随意把地中海那种风格带进来,我觉得很没意思,因为你已经有自己几千年文化,应该有充分的自信。所以我看现在双廊到处都是玻璃房,就是土豪喜欢的那些,我不知道这些和本地的人有什么关系。如果我是一个白族人、彝族人,我会奇怪你为什么要把外地的一些模式带进来,我们大理不够好吗?很多人进来,动不动想要‘创造一个新的大理’,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创造一个新的大理。”

这个美国人显然很清楚“土豪”一词在现今中国文化中的含义,而对其背后缺乏文化保护的投资,也语带不满:“破坏太多了,以前为了政治的原因,现在是为了商业、经济的原因。这些人不会永远留在大理,只是为了赚一点钱。”

而此时,一些居住在当地的文化人则喜欢以“小纽约”比喻大理,来形容这里的文化环境。他们大多来自北上广深一类的中国特大城市,在这个西部的旅游城市,形成自己的文化圈子。

这个美国人也不喜欢“小纽约”的说法。在他看来,大理就是独一无二的。

3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苍洱地区的开放极早。

汉朝时,作为蜀地到身毒国(印度)的“蜀身毒道”必经之地,大理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重站和中原地区产生了密切联系。道教、佛教、儒家等文化汹涌进来,和本地原始宗教融合后形成的“本主教”依然是今天大理农村中的主要崇拜。

改革开放后,因这些多彩的民族文化和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大理成为外国游客最多的中国城市之一,著名的“洋人街”在此时闻名。

而今天的洋人街已经看不到“洋人”。几家颇有历史的西餐馆已经或拆或迁,2013年,大理古城一家名叫“树人”的书店也消失了,在这里,曾经可以买到最多、最全的关于大理本地文化的书籍,新开的珠宝玉器专卖店似乎在新旅游形势下更加如鱼得水——传统的老店已经无法支付飙升的房租,虽然它们有更多的故事、手艺,以及和本地文化间有更深的渊源。

“她本来就是一个美女,但就往自己身上乱七八糟地化妆,然后可能什么都没有了,也不美了。”林登对比今天和1985年的大理,高兴,也遗憾:“明显可以感觉到大家都生活得越来越富足了。但还是觉得有一些民族文化上的东西在消失。这些文化不仅仅是当地人的,同时也是整个世界的、人类的宝贝,没有了非常可惜。”


(喜林苑,图自网络)

2006年以来,喜洲镇依托大理旅游度假区介入组建“大理旅游古镇开发有限公司”对喜洲旅游小镇进行保护开发。

政策中理想的模式是这样的:政府主导运营、企业市场运作、社会积极参与;依托丰富的乡村景观进行村落旅游开发,政府寄望村落旅游提高农村经济效益,促进村落功能转变。

但现实并没有规划中的理想。

“新古镇”包括一批白族风格的旅游地产、水体景观、绿化景观和道路广场,仅西入口就占地64.48亩。地少人多的喜洲,进一步征地以后,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为求生存只能选择外出务工,本地文化也随着人流流出。

旅游开发公司拆迁涉及的建筑面积约为1.7余万平方米,包括大部分具有30年以上的历史、荟萃了大理白族民居的精华的村落建筑。

巨额资本寻求商业利益的冲击和政府开发与保护的失衡,作为“当地人”和“旁观者”的林登,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很吓人的,原来的白族建筑群非常值得保护,但现在以每年十所的数字在消失,可能十年以后除了董苑、赵府一些国家保护单位的大院子,其他就……”坐在露台上向四野望去,林登随手一指,田野边保存着典型白族传统风格的民居屈指可数,水泥盒子处处拔地而起。

相对于他的祖国,林登认为NGO的介入及时调整了各种关系,使政府层面的立法和执法力度更优,让古建筑有一个更佳的保存状况。

喜林苑总经理和彦聪在旁笑言:“村里面(拆房)办事这种,哪里不合规,拎两只土鸡去送人就搞定了。”

“我们当然都是按照最严的规章制度来的。我挖一个洞,要审批两个月。但是隔壁同年的另一个老房子,人家一夜之间就把它拆光了。”,林登也慢慢学会了如何和中国政府打交道。

“大家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都是对的。”他对当地人拆旧建新表示理解,“但有些东西消失了真的太可惜了,这些水泥房子,再过一百年也不会是文物。”

说到这里,他跟和彦聪开起了玩笑:“我认识中国、认识大理比你还早。”这个本地白族小伙子一愣,随即两个人就认真的算起来。林登说的没错——他来中国,早于和彦聪、以及笔者来到这个世界。

4

“三十年前的十二月,我暂别了北京大学的校园生活,跳上了一趟驶往新疆的列车。我的那本类似于护照的旅行许可证上,除了一枚西安的印戳以外,再无其它。公安局禁止我前往陕西以西的任何地方,所以我的旅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如同偷渡进入一个国家。”

2014年,他在文章《一路向西——寻找精神庇佑之所》中,这样记录自己在这个东方国家旅程的开始。

尽管作为一个异国背包客困难重重,但他去到了很多中国人都没有去到的地方,直至来到大理,发现喜洲,并在随后的找机会定居下来。

从美国搬到中国西南地区的偏僻小镇,家人的支持给了林登很大的欣慰。“因为他们知道中国是我的师父,让我学到很多东西。我和妻子也是在中国认识的,没有中国就没有他们。”

妻子Jenny是第三代华裔,和林登在南京大学的中文合作项目中认识。这位主修文学的华裔女性身材修长、仪态优雅,却又为人亲和,尽管她的中文和中国通丈夫比起来稍显逊色。

“我们夫妻俩是一个团队,目的是一致的,志同道合。所以只要我们在一起,就不会感觉孤独。有时候和政府谈或者怎样,也会觉得比较失望,但她就会安慰我,起码我们还在坚持。”

林登夫妇

夫妻俩曾游历八十多个国家,他们希望能够从这份旅途积累中,为当地人保护本地文化提供一种模式和参考。比如将现代清洁设备引入古建筑,而不影响其气质。

在林登和他的团队看来,房子无论怎么保护都有一定的年限,但作为观念的传统文化会永远留在人们心中。建筑群被过度破坏,生活习惯渐渐散失,在影响了民族的自信和认同后,那种文化根基的破坏或许会导致“十年后都没有人愿意回来”。

“古老的建筑和物质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物理特性多多少少能够帮助当地人克服这些弱点,激发人们的团结性,并为他们提供一种关于过往记忆的有形载体。然而,中国城市的同质化,包括中国城市景观中对西方建筑形式的盲目吸收与滥用,对于那些已经被破坏的中国传统文化建筑更是雪上加霜。”(林登《一路向西——寻找精神庇佑之所》)

他在文章中形容如今中国的旅游是“干净而奢华”,但与此同时,也失去了其原有的吸引力。

当双廊被“发现”,玻璃房拔地而起,排污和各类基础设施却没有跟上,涌入的热钱和人流都大大超过这所古渔村本身的生态承受能力,以致成了有些人眼中“一坨热气腾腾的臭牛屎”;剑川沙溪,早些年只有外国背包客来到这所人宁静的古镇,因茶马古道千年古集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文化成了开发商炒作的资本,中国特色的古镇旅游随之兴起。

“没有老百姓、没有当地人的沙溪,就变成一个迪士尼乐园。”林登说,现在住在他那的客人都没有人要去了。

“但我觉得大理还没有其他一些旅游城市那么糟糕,还是很有希望的。”

而他口中的“希望”就是生活在这里的真正生活的人。他认为 “人”才是文化的根本。

和其他较小的古镇不同,苍洱少数民族聚居区是一片很大的文化生态圈,大理古城就居住着近7万的人口。这里的人用自己的民俗习惯生活,民族文化就是活的。

“再好的人类学家也不如一个本地老太太了解得多。”秉承着这样的理念,林登和邀请了很多本地人进入团队,并借着西方节日传播中国节日、少数民族文化。

“比如舞龙。有人说封建迷信,但并不是说这个龙进来真要带来什么,但它进来是心里面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活的,不用写在书上,把它做出来,有外人来直接让他去体验参与。”作为经理的本地白族小伙和彦聪这样解释。

每年圣诞节,他们都会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过来,以此为舞台做一些表演、交流。新生代本地人鲜知的云龙耳子歌、剑川白族调,都在喜林苑内唱响过。

5

历史上,大理—喜洲,曾三次被外国文明深深的影响:

第一次是十九世纪, 1826年英国吞并缅甸,大理白族地区成为英国商品倾销的市场和由南向内地拓展经济侵略的重要通道之一。“侵略”—“发展”,外来的冲击刺激了喜洲商帮的健全。

第二次是二战,云南成为中国抗日物资输入的国际重要通道,地处滇缅公路枢纽地段的大理地区,成为当时各种进出口物资的集散地。而喜林苑原主人杨品相先生所属的“喜洲商帮”,也在这次统一对敌中做出卓越贡献。

第三次则是一个融合了过去时和进行时的过程,从“洋人街”的兴起,到今天林登在喜洲的尝试和努力,作为一个定居在喜洲的外乡人,他将自己的生命这里的建筑保护、可持续旅游开发紧紧结合在了一起。

2015年2月1日,美国驻华大使马克斯•博卡斯在喜林苑结束了云南之旅,博卡斯为林登夫妇颁发了一项美国政府奖项,奖励它们为美中交流所做的贡献。

“1984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它把我整个生命变得很漂亮。”

(感谢 笙 对此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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