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莫迪宣布大面值纸钞全部作废,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经济突袭,自1975年宣布冻结宪法后,印度政府还未有过如此令人措手不及的举动。

莫迪是英迪拉·甘地(在1966年-1977年间和1980年-1984年间两度执政)之后最强势的总理,俩人的品性相似:孤僻、勇敢、果断到甚至有些专断。他们的政治立场却截然相反,莫迪推行市场自由、企业自由;甘地夫人则拥护统制经济,在她治下的印度,是苏东集团之外最大的社会主义实验室。



红星照耀恒河

世人是容易健忘的,现在印度对西方非常友善,以至于忘了在冷战五十年时间里,新德里更倾向于克里姆林宫而非白宫。苏联在垮台的前夜仍然向南亚提供物资援助,美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直到克林顿时期才结下。北京政府对印度的态度要复杂的多,建政之处称其为第三世界的兄弟,1960年代斥责他是苏修的走狗,现在又怀疑他和西方霸权主义勾搭,合拢包围中国。

始终不变的是对印度贫穷的鄙视,拥有三个自信的宣传家提起“中国模式”的时候,往往要拉上印度(有时候会带上菲律宾)当作反面教材:看,搞民主只会乱,吃不饱饭,走资本主义邪路不会有好下场。联想力丰富的人绘声绘色地描述,如果在国共内战中蒋匪侥幸获胜,那么今天的大陆就沦落为南亚水准,农村封建落后,城市贫民窟遍地。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早在独立建国时,印度就“以俄为师”。经济采取管制措施,重工企业以“马钢宪法”(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管理方法,特点是专家治厂、科层管理、经济核算和劳动竞赛)组建,执政的国大党连续订立了12个五年计划,国家计委会直到去年才被取消。由于实行联邦制,各地的执政党立场各异,最左的马克思主义者握有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三十多年,跟“资产阶级统治”风马牛不相及。

左翼控制的选区

一个中国人去印度学习工作会发现,除却文化宗教上的差异,经济政治上的相同点大于相异点。公立的医院效率低下,去政府办事不仅贪腐而且没有效率,办公大楼是廉价而呆板的苏式风格。

除了建筑之外,苏联的印迹还渗入到体制内:公务员是终身铁饭碗,一个雇员再迟到旷工也很难被解雇;工会在名义上拥有崇高的权益,企业主不敢与之正面对抗;农村大规模推广土改、公社合作。

新俄自诞生之日起,便是穷国的学习对象。第三世界对斯大林的学说毫无兴趣,但对斯大林的手段颇为迷恋。犁耕手种的俄国实现电气化,拥有原子弹,这个成绩即便经过了真理报的夸大,也是非常惊人的。

布尔什维克举办革命十周年纪念时,印度代表团受邀参加,尼赫鲁对莫斯科的印象不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极端奢侈与极端的贫困无处可寻”。印度建国后,聘请苏联的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an),提供经济生产的指导意见。在过去帝国争霸的岁月里,英国人千辛万苦地防范沙俄南侵,孰料现在门户大开,俄国专家堂而皇之地入驻新德里。

尼赫鲁亲自担当计划委员会的主席,就像斯大林、刘少奇那样,极端渴望重工业。在第1个五年计划中,财政部拨给农业的经费只占三分之一,到了第2个五年计划时,更是降到五分之一,而当时的印度有五分之四的人口靠种地生存。

经济速成之道是由血泪铺成的,苏式工业化的要义不过两条:农业剪刀差与外国援助,第一条需要国人的自我牺牲,第二条看外部环境,冷战开始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宣布与西方国家“和平竞赛”,意图把印度装饰成对外友好的“橱窗”,输送了102个援助项目,从石油制品到米格21型战斗机,应有尽有。

短期内计划经济很快出现效果,生产能力达百万吨的钢铁厂建成,印度自有的汽车品牌上路,五十年代政府宣布步入世界十大工业国的行列。1954年尼赫鲁以志满意得的姿态登上时代杂志封面,沃尔特·李普曼称他是“亚洲最伟大的人物”。


尼赫鲁王朝的仁政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出生于阀阅之家,其族人在莫卧儿时期世代居官。在这种贵族家庭里,仆人敬畏、爱戴主人,而主人保护仆属,对他们负有赡养照顾的义务。温馨的童年生活孕育了政治理念雏形,尼赫鲁此后一直信奉家长式仁爱管理。

印度的法度与权柄自古由婆罗门掌握,即便是反抗殖民的国大党,领导人也多来自这个阶层,他们自认为仁慈而睿智,至于广大群众的贫穷苦难,那应当责怪于英国人和他们带来的资本主义,一旦祖国独立自主,劳动者就会得到解放。

尼赫鲁允诺了“奶与蜜的应许之地”,群众对婆罗门的国大党回报以支持,旧贵族和工农形成了同盟,中产阶级夹在中间,被痛斥为“买办”,两面不是人。这种古怪局面早有先例,英国的迪斯累利、德国的俾斯麦都率先实施八小时工作制、医疗社会保险,拉拢工人打压自由党。

在产业落后的印度,瓦剌巴巴伊·帕特尔扮演了市场自由派的角色。他是一位富有商业头脑的土地主,跟国大党原本没任何联系。1917年家乡歉收,帕特尔不得不请甘地(两人有同乡情谊)来领导抗税运动。斗争是成功的,英国人削减了税额,但帕特尔性格内向,不适合当一个煽动者。

后来他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又去英国的中殿法学院留学,回到国大党后,处理繁琐的事务工作。尼赫鲁小他14岁,具有年轻魅力,负责对外宣传,吸引群众。二战结束后,国大党的实际领袖不是甘地,也不是尼赫鲁,而是帕特尔,议会专门为他设立了副总理这个职位,管辖范围包括了内政、情报、土邦事务和广播传媒,最重要的人事任免权也在帕特尔手中,尼赫鲁虽然贵为总理,但只管外交一事。甘地死后一个月,帕特尔通过一项新党章,禁止党内组党,意在针对国大党内的社会主义者,果然他们愤而出走。

在印度独立岁月里,丘吉尔、真纳、甘地这些光鲜亮丽的人物,站在舞台中央演着一场场对手戏,英国与民族主义者相互斗争,穆斯林和印度教相互斗争,印度教的世俗派和虔诚派相互斗争,阿姆利则惨案、食盐进军、高德茨刺杀,每一场都伴随着血与火。

甘地遇刺,杀他的是印度教右翼分子高德茨


经济路线的左右之争发生舞台暗处,但其意义并不小,帕特尔以强烈的热情包揽工作。于公而言,尼赫鲁认为自己作为总理,权限超然于各部门,可以插手机构间的事务;于私而言,尼赫鲁是婆罗门的儿子,轻视低种姓的帕特尔。这场斗争的结局是,1950年12月副总理过于劳累患病去逝,由此可见,在政坛上活得长命就是胜利。

总理接手内政后,承诺已久的保护工人法案终于出台:当企业里的工人数量达到150人时,资方要提供小餐厅,若达到250人,要建大食堂;如果雇佣了30个妇女,还得承办托儿所。

新劳工法借鉴了前宗主国的经验,在丘吉尔怒斥为忘恩负义的大选里,工党获胜组阁。打败二战老英雄的不是温和平庸的艾德礼,而是凯恩斯与萧伯纳。新派经济学家否定了自由放任的理念,布鲁姆茨伯里大街的文人痛斥资本社会冷漠无情,尼赫鲁在英国留学时,受这两拨人影响极深,接受了阶级合作的信条。

正是这一点拉开了尼赫鲁与斯大林模式的距离。后发国家经济赶超,采取统制政策并不罕见,凯末尔主义、巴列维白色革命,韩国汉江奇迹,莫不厉行威权。唯独印度在实行大政府的同时,保留了大工会,民众罢工是寻常事,村庄集体化是和平赎买的,不像苏维埃那样暴烈。尼赫鲁真诚地相信,只要统治者公正,血腥罪恶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是能避免的。

他无微不至地指导劳资关系,生怕老板们不知道怎么开企业,结果总是事与愿违。工业法实施许可证,私人经营需要繁琐的审批程序,这意味着一个蛋糕店想改做面包,也需要官僚的同意。劳工法规定,一个企业有20个以上的员工,就可以建立工会。于是雇主干脆不扩招,把员工数量控制在20人以内,目前80%的工人在这种小企业工作。在印度4.7亿劳动人口中,仅有3 500万人受雇于“正规组织”,小工厂不在政府登记表上,也不缴纳税款。

一个怪圈形成了:由于要兴办福利国家,政府对企业过度管制,因而出现了无证经营的小摊小作坊,这些收入也没法课税,没有税收就没有充裕的国库,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也就办不起来。中国政右经左的知识分子,对这种体制大为赞赏:印度虽然穷,但是有福利,对国民负责任。

其实正因为这种畸形福利,才导致普遍贫穷。在尼赫鲁式社会主义里,唯一获益的是托拉斯巨头,他们刚开始厌恶管制,但很快发现了规避方法,生产任务尽可能地外包给小型的、不需要经过审查的“非组织性企业”,而政府扶植工业的优惠补贴照样流向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塔塔集团资产翻了一倍,董事长马泰“商而优则仕”,出任建国后首届内阁的财政部长。

现代政治的左右互搏,已不是马克思时代那样阵营分明,费边社提出可以对议会渗透演变,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反过来,大资本家也发现管制垄断手段能为己所用,典型的是罗斯福新政。实际上罗斯福对洛克菲勒财团的依赖,并不比他所反对的柯立芝、胡佛来得少,巨富参与制定了新政法案,遏制中小企业的活力,排斥了自由竞争。

说到底,罗斯福、尼赫鲁公子哥出身,轻视俗务。尼赫鲁年轻时挥金如土,一年开支800英镑,父亲抱怨他不会照料地产、牛羊畜类,只晓得在上流社会厮混。这类人擅长社交、谈判,但对管理实业一窍不通,1963年3月,印度外债达到当年政府开支的300%,晚年总理承认自己在经济学“完全失败”,把一堆烂摊子交给了女儿。

英迪拉·甘地(她的夫姓甘地,和圣雄甘地没有血缘关系)继承了父亲的政党和理念,并趋近激进。尼赫鲁虽然无能,但至少有宽厚的优点,他的女儿则完全冷酷。关税提高了,外资管制更严格,十四家大银行被强制国有化,数百万男子由于计生政策而绝育。为了首都的市容整洁改造,国大党迅速清除贫民窟,数十万计的男女流离失所。

前朝的宽明仁政一变为酷吏之治,英迪拉意识到,如果没有利维坦的强力执行,就无法彻底实现乌托邦理想。1975年她取消了民主选举,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政敌统统投进监狱,其中包括了不少参加过抗英独立运动的老革命。

反对派消失后,没人能阻止社会主义的试验,政府颁布经济改革二十点:管制物价,土地持有最高限额,允许延期还债等等。其激进程度相当于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派、俄国内战的布尔什维克,效果也类似——利在当代,弊在千秋。半年之后,宪法恢复,经改措施被放弃。

论治国水平,甘地夫人在印度历代统治者里算中上等,论镇压手段残酷,任何一个英国总督都赶不上她。英迪拉保证了儿子、孙子顺利接班,尼赫鲁-甘地王朝奉行社会主义的法统,执政了近50年。在此期间,印度GDP平均增长率仅为3.2%,这种速度与人口增长率相当,根本不能提高人均生活水平。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后,石油价格陡然上升,主管官员去检查国库,惊讶地发现外资仅够用两三个星期。在经济学上,一国的贸易领域,外汇储备最好能保证一年的支付平衡,至少也得是6个月,用通俗的话来讲,印度财政接近破产了。

印度教与亚当·斯密的结盟

1991年也是俄国人的末日,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退位,他在辞职演讲里充满困惑:“我们什么都有:土地、石油和天然气、其他资源;智慧和才能也都不错,我们的生活却比发达国家差得多,越来越落在他们后面。”这句话同样能套用在国大党身上,1950年韩国刚从战争中挣脱出来,人均生活水平和印度类似,半个世纪后韩国的人均收入超过了1万美元,是印度的10倍。

把时间线往前推,在中世纪欧洲的观念里,印度人如同洛克菲勒、罗斯柴尔德,是财富的代名词。倘若形容一个财主极其富有,别人会说:“看呐,他过的日子像印度土邦主。”莫卧儿时期的南亚盛产钻石,黄金遍地,连国王座椅都是珍珠玛瑙做的。

但是进入近现代,国家转而贫弱,1947年获得独立后,仍然没变富裕。社会主义者不相信这是自身错误,从其他方面找原因:种姓制度仍有残留,婆罗门教义包含了厌世思想,穆斯林、锡克教等族群冲突。

对于印度的选民而言,原因只有一个,国大党腐败无能,莫迪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上台的。人民党起初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他们只关心一件事——“印度教优先”。

国大党在宗教事务上立场复杂,帕特尔主张建立纯洁的、单一的印度教国家,尼赫鲁则是无神论者,除了这两个极端外,多数人追随甘地,持开明态度,平等对待各大教派,把世俗主义和社会主义一并写入宪法序言。这一切在人民党看来就是数典忘祖,偏袒穆斯林。

印度教右翼试图接续传统,他们的日常生活是礼拜祷告,喝脱脂牛奶(牛在印度教里享有神圣的地位),阅读卡奈亚拉·孟什的小说(通俗文学作家,模仿大仲马的笔法,描写印度教徒反抗莫卧儿等穆斯林王朝的故事,地位类似于中国的金庸)。

过去只有婆罗门僧侣识字读书,现代教育普及后,本尼迪克特·佩特森所谓的“印刷民族主义”产生了(具体阐述见其著作《想象的共同体》)。古老的史事打捞出来,在民族主义的视角下重新阐释,平民了解到伟大的巴布尔、阿克巴其实是异族外来者,他们的心理状态类似于晚清的鲁迅、章太炎。觉醒的市民阶层更换政治阵营,走进了阿育王路11号(印度人民党的中央总部)。1998年人民党大选成功,刚上台没几周,就试验了核爆炸,即便是世俗主义者也挥舞三色法轮旗(印度的国旗),欢呼这是一个爱国的、强有力的政府。

人民党原本在经济路线上消极无为(在宪法冻结期间,他们一度跟共产党合作,抵抗英迪拉·甘地),现在愈发倾向于亚当·斯密的观点,迎合自己的布尔乔亚选民。莫迪是党内最亲商、务实的人,他出生在古吉拉特邦,年轻时就参加了国民志愿团(人民党的一个外围组织)。2001年当选该邦的首席部长后,莫迪到处招商引资,像个推销员一样,充满激情地介绍优惠活动,他告诉企业家,在这里播种一卢比,你会收获一美元。

塔塔集团想仿照美国福特,制造一款大众实用性汽车,在西孟加拉邦的征地建厂时,遭受繁琐的官僚审核,于2008年暂停计划,另找新厂址。消息传出5分钟之后,莫迪就向董事长发短信,上面只写了一个词“欢迎”。

简洁果断,这就是莫迪的风格,他工作期间只睡五个小时,在竞选公职时,平均一天做19场演讲。古吉拉特邦在他的管理下,连续十年GDP增长率达10%,创造了占全国五分之一的出口额。印度以基建落后闻名,古吉拉特邦供应了充足的自来水与电力,在当地缺乏煤矿资源的情况下,莫迪兴建火电站,成功地给18605个村庄铺设电网。

铁杆选民视莫迪为帕特尔的转世,支持他进入中央,推翻尼赫鲁王朝。当时国大党也在转变思路,1991年财政部长曼莫哈·辛格削减关税,放宽管制。苏联模式的崩溃和中国邓小平的改开,给了印度极大刺激。

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在经济上仅仅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而国大党没有遵守这个信条,因此民间产生这样一句俗语: “经济在晚上增长,因为那时政府在睡觉。”辛格博士的自由化改革后,一个印度家庭奋斗15年即可收入翻倍,而在旧国大党治下,则需要57年。

90年代的经济复苏证明了,印度的落后无关社会文化,也不是民主宪政的错,人们津津乐道于威权主义新加坡的崛起,却选择性忽视了威权主义缅甸的失败。泰国、马来西亚跟印度一样,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实行民主制度,因为这两个国家拥有尊重产权、鼓励竞争的机制,所以经济表现比印度良好。

然而半个世纪的积弊不是轻易能解决的,辛格受国大党内部掣肘,改革陷入僵局,莫迪当选总理后,依旧阻碍重重。2015年7月统一税制,享受多年零税负的小工商业主跳起来反对,9月修改劳工法,吃了一辈子福利大锅饭的工人上街游行。

亲,形势这么差了,你还“yeah”


此次废钞是常规方法用尽之后的奇招,流通领域当中的86%的钞票一夜作废,连叶利钦的休克疗法也不敢这么做。莫迪的政治命运已到决胜局,要么前功尽弃,要么仿效甘地夫人的前例,宣布冻结宪法,以威权独裁的手段实现市场化改革,无论如何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发表于《经济观察报书评》微信

2016年写的最后一篇长文

献给所有不能入眠、灯下赶稿的漫漫长夜

展开全文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