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汉密尔顿》(《Hamilton》)大热的时候,无法直奔现场探个究竟,但心中暗记下了「纽约公共剧院」这个地方。之后也不顾得什么版权问题,下载了原版卡司的翻拍版,带着忐忑的心情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原声音乐带也在近半年的时间里完全占据双耳,这个获得16项提名(托尼奖一共只有16个音乐类奖项),勇夺11项托尼奖的剧目,不得不说,是宽街史上的一个奇迹。

到今年的3月,《汉密尔顿》(《Hamilton》)的巡演已经达到661场,据说二手票也被炒到400刀左右,虽然纽约外巡演不是原班卡司引来了一些唱功上的争议,但无论如何,这部里程碑式的巨作,承受得起纽时剧评人那句:即便是「变卖房产抵押孩子」也要来看的趣评。

《汉密尔顿》(《Hamilton》)的出品方,是有着60多年历史,号称可以同时上演莎士比亚经典剧和先锋剧的纽约公共剧院。创始人约瑟夫帕普(Joeseph Papp),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发起了纽约莎士比亚戏剧节,号召更多纽约市民接触莎剧。在中央公园的一个露天剧院里有了固定场所举办免费夏季莎剧节以后(如今依旧存在),约瑟夫帕普的兴趣转向了更现代务实的题材,他在拉法叶大街买下了如今的公共剧院后,决心制作出「纽约式」的独特先锋作品。

从2005年开始担任艺术总监尤斯蒂斯(Oskar Eustis)延续帕普的风格,早在几年前就尝试用Hip-pop讲述政治历史题材的故事,如2010年的《Bloody Bloody Andrew Jackson》和2013年的《Venice》,无论评价何如,纽约公共剧院作为下城区财力尚可又敢于冒险创新的剧院,选择了林-曼努尔·米兰达(Lin-Manuel Miranda)团队,是眼见也是缘分。

今年香港艺术节开票的时候,看到《大选年的家庭》三部曲是纽约公共剧院出品,毫不犹豫地买票了,后来票务致电说便宜价位已经告罄,问我是否愿意加价「升舱」,即便当时囊中羞涩还是义无返顾的予以确认。与其说是被美国大选的噱头吸引,不如说是相信公共剧院的眼光,更相信原班卡司首次海外巡演的水准。

三部曲分为《饿》《你究竟想怎样》和《某个时代的女人》。从下午一时到晚上十时,虽然每场只有约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但一口气看下来,仍有讯息过量亟待处理之感。《大选年的家庭》单看标题便噱头十足,似乎两党的明枪暗箭,口诛笔伐必定盘踞字里行间,主导故事走向。再不济,也应该是影响情节的「结与解」。

出乎意料的是,贯穿全剧的是厨房间的闲言碎语,切实地炒瓜切菜以及忆往昔故人,大选年间如洪水般的爆炸资讯化作对白中「看似」并不重要的「过场话」。一家人似乎并没有在谈政治,但政治却巧妙地隐匿在所有角落,或者说,他们的存在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隐喻。

过去一年中强奸视觉听觉的「推特大战」「邮件门」「歧视门」「精英主义」「蓝领革命」并不在讨论当中,托尼奖得主理察尼尔逊(Richard Nelson)志不在评论过分精彩的两党大战,而是用极致的自然主义向我们传递一个不曾觉察却又无比真实的事实。

这是他的惯用手法。尼尔逊的前一个系列《美国家族》(The Apple Family)亦是通过Barbara, Marian 和Jane 三姐妹的故事,隐喻时代的进程,被誉为「极致的契诃夫式」剧作。故事选择的时间节点也是颇有考究:2010年中期选举,2011年911十周年纪念日,2012年大选以及2013年肯尼迪遇刺案五十周年纪念日。

而《大选年的家庭》中加比奥家族(The Gabriels)也同样将故事设置在张力十足的历史时刻:《饿》于2016年3月上演,彼时大选已经经历了难熬的8个月,「超级星期二」结束之后;《你究竟想怎样》选择在白热化的9月,两党候选人终于出炉赢来首次电视辩论;而最后一部《某个时代的女人》则是选择在11月8日美国大选当日。

这样的时间节点设置像在剧场内摆放了一个「故意校慢了的时钟」。一则,热媒体时代下的竞选消息无疑乱花渐欲迷人眼,一副左拉派的自然主义实描反倒将我们拉回日常生活的正常节拍;二则,或许故事原本可以在一天之内讲述完,但是一分为三后,剧场时钟和现实时钟开始同轨行进,以致于模糊了「模仿」的主客体。

时间概念在剧场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莎士比亚不按三一律的规矩,跨越时空创作,拉长时间跨度;梅特林克将剧场时间调至手表时间,因为这是他追求隐匿在日常生活中伟大真理的前提条件;贝克特等荒诞派剧作家则故意校慢了时钟,将行动无限放慢后,才好开始解构。

尼尔逊在编织素材的时候,必然是做了大量的背景资料搜集,因为这样才能在数以千亿的家庭中归总出属于最具「美国特色」的家庭,但这样的家庭也注定是「被选择」的:其阶级属性决定了讨论问题的范畴,待人接物的方式,甚至当晚的菜肴是意大利面而非扭扭粉。纽约莱茵贝克镇在地图上一直默默无闻,被调侃为「被时代遗忘的角落」。在纽约时报的一次报道后,一夜之间忽然成为纽约客们周末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宁静的小镇霎时变得噪杂拥挤起来。城镇间的辐射效应与资源争夺,在世界各地屡见不鲜,放在中国背景下,姑且对应北京与承德之间的关系。

散落各地的家族成员因托马斯加比奥(Thomas Gabriels)的去世而重回小镇。托马斯的遗孀玛丽(退休医生)、母亲帕翠西亚、弟弟乔治(木匠及钢琴教师)、弟媳汉娜(餐饮从业)、妹妹乔伊斯(时装设计师),前妻卡伦(演员及教师)齐聚厨房准备晚餐(沙拉、意粉、曲奇)。

围绕着托马斯的书信、剧本、遗物,你一言我一语,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一家人似乎为希拉里站队,但却居然有人忘记投票;小镇中产阶级乔治,敌不住「逆城市化」的进程,在新贵阶级出尔反尔中损失惨重;母亲帕翠西亚糊涂将房子反向抵押,家族根基飘摇,孙子只能申请助学贷款...这样重大的人生议题与艰难抉择就在烹饪的间隙被吐露出来,毫无仪式感可言,却又真实地可怖。尼尔逊选择加比奥家族作为时代的「代言人」:这样的阶层在当下会面临怎样的困顿?他们会怎么度过难关?可喜的是,创作者们并没有浓墨重彩地将矛盾集中在最源头,而是用流动的形式,如同抛皮球一般,来回转移自己以及观众的注意力,企图达到一种剧本架构上身份与身份间的矛盾消解,以及剧场美学上运动的平衡。事实上,在最末我们的确看到一些成效:年迈母亲帕翠西亚和常年在外的女儿乔伊斯之间的温情和解,遗孀玛丽和前妻卡伦的情感共鸣,但仍有剧目和生活解决不了的难题:最后一幕,在若有若无的钢琴声中,玛丽已经将曲奇已经烤好,但托马斯已经无法与他们同桌了。

与本届艺术节同样是用家族故事以小见大的《香港家族三部曲》相比,《大选年》切入点更细致,看似闲言碎语却无一不是人生难题。尼尔逊的野心并没有《香港家族》的编剧那样大,企图用几小时讲述几十年的城市变迁,因为宏大叙事被刻意压缩后,极其容易产生「刻板印象」,如《香港家族》中选取的三个时间节点:97回归、03港澳自由行以及沙士疫情以及17香港特首选举。演出结束后,我身后一位年迈的香港观众说,「怎么来去都跳不出这个框框?香港除了狮子山下,就没有别的了吗?」

而尼尔逊的「诡计」则是从现实时钟那儿偷来了时间节点,作为剧场时钟的一个「标记点」,仅此而已。利用观众对日常生活的好奇,将其引入剧场,虽然最终的落脚点仍旧是日常生活,但尼尔逊的这系列动作,已经将对观众的意识掌控从剧场内扩展到剧场外,且以一种完全自然及毫无说教的姿态完成。我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剧作家如果处理起布莱希特的作品,是能打破演员「人格分裂」的怪圈,用更无意识的方式达到陌生化。

2016年的2月,《大选年》在香港上演之时,总统之位已有定数。「美帝兴 川普王」的戏言成真。这位「自1940年以来,第一个仅有从商经历的候选人,第一位没有任何政府或军队经验的总统」身上饱含了太多「戏剧性」,戏剧之外的张力跨越物理的大门,悄无声息地渗入剧场内部。

戏剧作为一种从手工业时代流传下来的媒介,在动荡纷扰的当代发挥着吊诡的中介角色。像今年艺术节的主题「此时此刻」(In the moment)一样,如果不亲自来这里与创作者们分享此刻的时空,恐怕很难体会到,日常生活中的话题性已经在我们身上镌刻下如此之深的痕迹,即便摆出一副淡漠的姿态,依旧改变不了它瘟疫般的影响力。

上个世纪40年代,布莱希特在《戏剧小工具篇》曾构想戏剧这项媒介的政治功效,这位无产阶级斗士也在自己的剧作中做出尝试,不过效果出来却不尽人意。就自身的观剧经验,需要时刻保持抽离状态的剧是「不好看的」,连贯性被打破之后,跳跃的思维需要耗费更多的专注力,布莱希特企图在剧场内打破观众的幻想,并对他们在走出剧场后的行为充满期待,但事实上,从感知到接受到思辨,直至最后的行动,周期会比想像得要长,且要保持观众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娱乐性与教育性的跷跷板并不容易平衡。而《大选年》一剧,完全反布氏而行之,可却有出人意料的政治效果,虽然不知道这样启思能在多大程度上演变成实在的行动,但或许我们应该反思,布氏行动的实现是否只有一种方式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像 「婴儿潮」「垮掉的一代」这样的漂亮名字,私以为是上帝视角的历史学者的马后炮,但事实上,陷入集体无意识的混沌中,当代人很容易陷入语言学层面对言语自身的质疑诘问或是对现象的被动完全接受,并享受「被改造」的过程。这两种极端的状态,文字已经失去准确拿捏的资格,因为它一直是语言学中能指所指的得力干将。而戏剧,却能假装保持对现象的认识层面,不接受不理解不批判,并以「模仿」的吊诡名义再次呈现,将「被改造」的意识功能暴露在剧场中。

在我们诟病键盘下的真实,电视机背后的肮脏交易,和蒙太奇的山穷水尽之时,这位从农耕时代缓缓走来地古老技艺,开始发挥出文明之前,众人尚未启蒙而自知自信的巫术效力。这种瘟疫般的魔力,在当下,以一种「混淆」的视角,将生活的单一维度不断分层拓展,在多维生活中将真实的外延无限扩大。而这种程度的外延,我相信是离布氏的改造之路又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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