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Touched,翻译:橘子汁
校对:肖荷,何宗霖,编辑:EON
公众号:neureality
我们骑跨赤裸的神经元,剥去它们的鞘,直至生命最幸福的时刻和最深刻的亲密关系。

当我还是一名神经解剖学学生的时候,曾解剖过一颗装在半加仑桶内的人脑。我们的实验室手册绘制出了大脑的原位图,那是沿中线切开的半颗爱尔兰老人的头颅,图谱画出了各个部位正常工作时该有的样子。我和实验室的合作伙伴花了整整一个学期,层层剥开那颗头颅,了解它所积累的经历。我们用拉丁语和希腊语给出粗略的轮廓标签。在考试中,我们可能会在脑桥和延髓的小分区里寻找如针一般的细小结构,可能会被要求描绘出小孩碰到热炉后瞬间缩手时的信息流。这些正是神经科学的魅力:它提供了一份经验的图谱,一份只需用柳叶刀和镇定的双手便可描绘的图谱。那年我21岁,震惊万分,彻底被迷住。

大概过了一年,我加入了几名研究生的午后活动,在齐踝深的水塘到齐腰深的水域中捕捞各式各样的鱼类。带领我们的是一位见解独特、思维灵活的鱼类学教授,他手把手教我如何使用围网:把手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倾斜渔网,它会在我的身后漂荡。他还教给我怎样在水里移动,把鱼儿赶进渔网中去。尽管我对这些知之甚少,他仍然很尊重我。当我眺望着蜿蜒在伊利诺斯州平原的费米利恩河时,他问我:“既然你是一名神经生物学家,那么告诉我:为何水流会如此迷人?”

或许是因为那溪水潺涓、浮光跃金,时而平静时而捉摸不定,我把答案留在了心里。那时的我们不会想到在今后的20年里,我们会继续讨论他这个奇怪的问题和当时尴尬的沉默。

也许我们太羞于谈论自己的奇思妙想。神经科学家想要的不仅仅是绘制大脑的“通航水域”,条条支流,潺潺涟漪。我们对大脑中负责情爱与欲望的区域完成了元分析[1]。就算我们拥有了这份有关情欲的、亲密的“地形图”,那又怎样?正如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所写:“你们掌握的那些事实很有用,但它们并不是我的家园。”[2]我们真的可以了解到为何刹那的接触会使心狂跳不止吗?为何那一瞬间的触觉感受会主观延长,十年之后才消失殆尽?答案应该始于皮肤,止于诗歌。

[1] 元分析meta-analysis是将前人的多个研究结果集成在一起的统计方法。
[2] 摘自沃尔特·惠特曼《自我之歌》 “Song of Myself”,该诗是一首超验主义的圣歌,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神圣’的。

19世纪末,当苏格兰医生亨利·福尔德斯(Henry Faulds)漫步在日本海滩时,发现陶器碎片中留有史前工匠的指痕。而当时通过类似方法制作的壶器可以显示出更多的细节,这促使他开始注意人手之间的细微差异。当时的博物学家通常在叶子表层刷上薄层印刷油墨,把植物的纹路转印到纸上,以记录异国蕨类植物的微妙形态。福尔德斯对手指和手掌的复杂纹路做了类似的记录,发现他的朋友和同事们都不一样。

1880年,福尔德斯发表了他的发现,并在文章中提出将手印运用到犯罪学中。他建议使用不同颜色的墨水把手印印在玻璃上,重叠处就可以利用幻灯投影出来。从烟灰或血液中采集到的信息可用于确定或排除嫌疑人,而残缺无头尸体的身份也可以因此而得以鉴别。

福尔德斯很快收到了威廉·赫歇尔爵士(Sir William Herschel)的回应:他已经开始用指纹识别孟加拉国的囚犯和抚恤金领取者。赫歇尔把收集到的大量指纹数据传递给了弗朗西斯·高尔顿(Sir Francis Galton)。高尔顿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表亲,同时也是数据统计的先驱。1892年,高尔顿比较了指尖中央球部的斗形、箕形和弓形纹路,在这个小小的三角区域里,细纹交汇于一点,发出无数种排列组合。高尔顿估计出现两枚指纹相同的概率大约是六百四十亿分之一。显然,我们的手纹线和指纹的组合比世界上存在的手指的数量还要多的多。至此,在进化过程中产生的指纹似乎已成为身份的代名词。

电压每次激增,都能长成一分微小而可预测的愉悦。

指纹拥有多样性,也就意味着同样存在恒常性。做个小实验:舔一下手指,就像你看书翻页时做的那样。你会本能地舔在手指捏住轻小物体的地方,在这个区域的中央,绕着中心一圈圈堆砌起来的脊线和凹纹,正是指纹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你在物体上往任意方向移动手指,物体将沿垂直于指纹脊线的方向运动,这样能保证摩擦力作用在每一条脊线上,好似推墙一样。指尖中心的球形部分包含了最精细、最密集的脊线。如果你沿着手指往掌心看,可以清楚地发现脊线越来越宽。我们手指上最最精细的脊线正好位于我们手指最先触碰到物体的区域中央,这绝非巧合——那里同样也是触觉神经末梢最密集的地方。回想一下你是如何爱抚恋人的——指尖慢慢地滑过皮肤,抑或展开手掌,最大面积接触恋人的肌肤。

Herbert List, Wrestling Boys at the Baltic Sea, 1933, Magnum Photos

我们的手指和手掌受密集分布的感觉神经元控制,它们将压力变化转化为电压。这些感觉神经元根据传递任务的不同,具有各种形态,并以神经科学家的名字命名,如Merkel感受器,Ruffini小体,Meissner小体和Pacini小体等[3]。神经末梢可以根据结构的重量或刚度分为盘、囊或小体。这些结构保证神经末梢或多或少对压力敏感。感受触觉的神经末梢可以埋在皮肤深处,或者处于皮肤表面,当然也可以在指纹的脊部找到它们。

[3] Merkel感受器-感受触觉,Ruffini小体-感受热觉,Meissner小体-感受触觉,Pacini小体-感受压觉。

当触觉的压力和深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受体神经元的表面变形、细胞拉伸,直到压力大到足以打开相关通道,让盐离子流入和流出细胞。离子流引起的电压变化沿着神经轴索传入脊髓,继而传递到其他神经细胞,最终到达大脑。我们之所以能判断物体的光滑程度和柔韧程度,是因为传递压力分布状况的神经冲动可以快速到达我们的大脑,从而在短时间内分辨触觉的变化。假如没有这种能力,触觉感受就会像半速播放的磁带那样,模糊又粗糙。和其他物种一样,我们通过让“导线”绝缘来达到这一传递速度。神经细胞高度分化,需要伴细胞(companion cell)辅助维持生存。一些伴细胞分化成了包封轴突的形式,一层层扁平地包裹在轴突的外侧,就像包裹着小宝宝的特大号襁褓,又像电线的橡胶涂层。

绝缘神经元(译者注:有髓神经纤维)负责细微的触觉,但是人体内还有第二类感觉神经元没有髓鞘包裹。这些裸露的神经末梢反应较慢,会对较粗糙的刺激作出反应。科学早已证明,这些无髓鞘神经元能回应温度、疼痛和瘙痒。但直到最近研究才发现,它们也能回应爱抚带来的愉悦感。当人类被试的皮肤被轻缓抚摸时,瑞典的研究人员记录下了神经元的相关数据。电压每次激增,都对应一分微小但可预测的愉悦感受。虽然在手指和手掌上的无毛皮肤中未发现这类神经元,但它们存在于身体的其他部分;也许你会带着爱意抚慰它们。无髓鞘神经纤维大量存在于常并在一起讨论的一类部位:嘴唇、乳头、生殖器和肛门。阴蒂和龟头里密布着感觉神经元的无髓末端。令人惊叹的是,我们通常认为这些神经元负责痛觉,仿佛我们不曾了解性接触的快感。


每个星期五,我都和一群鱼类学家在附近的酒吧聚会。我喜欢醉醺醺的辩论,乐意在湿纸巾上记录精心构思的论据,热爱喧嚣和嬉笑。某天晚上,我偶遇了从前的神经解剖学搭档,感觉亲切又激动。当我们握手再见时,我假装没注意到他悄悄用中指挠我的掌心。这种隐晦的触摸很奇怪,至少在美国中西部是这样,这是一个童年时期表示暧昧的暗示。从成年男子那里收到这个手势真是很独特的体验。我和朋友一起分析了手势的涵义。这并不是他唯一一次的特殊举动:他知道我没有摩托车,但是还是不止一次邀请我和他一起骑车兜风。

在进一步的公开分析中,我却没有提及到,他在我掌心的抚摸刺激得我背脊一麻。私下里我记录下了内心的震撼,并把带有记录的笔记本藏进了一个盒子。产生这样的情绪波动,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是某个人的性趣对象。这种情绪波动配合具有性意味的语境,一些情欲“电荷”自然会产生;情欲“电荷”加上我体内压抑的情感“能量”,这不难解释为什么我会心率上升、下体一硬。

虽然我可以接受这个不太靠谱的结论,但我发现,我越来越难以否认自己的迷恋之情——对于那位沉迷于流水的生物学家。我期待每周五他的陪伴;若在拥挤的桌子上我们意外产生亲密接触,我会十分高兴。快乐的时光延续至深夜,我们在酒醉之中讨论关于性向的生物学。

我知道很多神经内分泌学的知识:睾酮的释放受任意与性欲相关的气味控制、著名研究的取样偏误、人类大脑的可塑性。49岁的他问,如果性向是如此的不固定,那我为什么不和男人睡觉。我反驳说,虽然我没有同性关系的经历,但事实上,我会考虑在合适情况下和同性睡一觉。房间突然显得又吵闹又封闭。于是我们付了账单,他开车送我回家。尴尬地在我家门前停车,熄火,瞎扯一番明天的工作后,我下了他的车。

不久后,我们偷偷溜出去吃午餐。我们一同欣赏日环食在斑驳的树荫下投射明亮的光环。私下他教我如何在几英寸深的激流里依靠呼吸管浮潜,面朝着光滑的石头,捕捉五颜六色的鱼儿。

在这部分裸露的信息流中,触感可以是温暖的、激动的,甚至是充满痛苦的。

每个触觉感受器把电压向上传递至脊髓和大脑,像藏着信息的漂流瓶似的,电压沿着由感觉神经轴突构成的细长通路流动。每条电流会传达自己的信息,无数的电流合并成两条北上的信息流。

在这些信息流中,不同触觉有着不同的通路。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神经外科医生威尔德·彭菲尔德(Wilder Penfield)利用电流刺激癫痫患者的大脑,探索癫痫相关的大脑皮层区域。患者在整个过程中必须保持清醒,以便医生询问他们经受微弱电流刺激时的体验。仅仅是电流便足以引起手臂的触觉感受;当这附近的皮层区域受刺激时,就会感觉肩膀被触摸。

拉斯穆森和彭菲尔德的感官侏儒图, 1950

彭菲尔德发现大脑里有准确的“体表控制地图”。他沿着皮层上的一条条褶皱研究,绘制出大脑中负责触觉和运动的区域,同身体表面不同位置的映射示意图。他绘制的感官侏儒(homunculus)是神经科学中的标志性形象——身体扭曲变形,就像早期的世界地图,“畸形”程度反映了不同部位的触觉发达程度。 例如,人体对触觉最敏感的区域变得膨胀。“人体映射示意图”的三维重建以怪异漫画的形式揭示了人类的进化之路。我们的手指、脸庞、手掌、嘴唇、舌头和生殖器均变得过大。大脑对于运动的控制也呈现类似的扭曲——手和嘴的触觉感受和运动控制都相当精确。弹琴或者“吹箫”,会激起同等程度的、专门化的感觉和运动。

或许,触觉最大的特性就是帮助我们揭示了大脑强大的可塑性。一些人生下来带有“并指”,即多根手指合并生长在一起,该组手指被大脑认为是一个单位。当手指被分开,它们对应的皮层控制区域也会跟着变化,产生新的独立边界。专业的弦乐家可以用左手弹出和弦或咏叹调。演奏滑音、断音、颤音,左手对应的皮层也会逐渐扩大。

如果不断使用能引起神经表征扩大,那么停用则会导致它们缩小,这会让相邻的神经元占据空出的空间。与面部触觉的相关神经元毗邻手臂的神经表征;在失去胳膊的截肢者的大脑中发现,面部触觉的神经表征扩大,占据了临近闲置的区域。生殖器的触觉神经元和骨盆肌肉的控制神经元并列在皮层的中心凹处,就在足部对应的皮层区域下方。在神经可塑性方面有一个极具启发意义的例子,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神经科学家拉马钱德兰(V S Ramachandran)援引了两名截肢者的案例,称他们失去一只脚,生殖器官的敏感性却因此提高了。一名病人报告称,他的高潮可以从生殖器延伸到幻足上。

拉马钱德兰的一名学生推测,这种“大脑重组”助推了中国封建时代缠足习俗的流行和发展。1912年,缠足被废除。缠足这种残忍的行为是将年轻女孩的脚弯曲、束缚,历经多年,直到脚掌折叠成皮夹状,或者说好听点,莲花状。虽然缠足的初衷是令女性走起路来显得婀娜多姿,但圣迭戈的临床医生保罗·麦克戈奇(Paul McGeoch)认为,这些女性也会经历足部对应的皮层萎缩和生殖器神经侵占空间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英文学术界开始引用赞美缠足的文章。一些人宣称缠足改善了阴道状况,或者足部对性抚摸的反应异常敏感。这些文献莫名其妙地和缠足及厌女症相联,但它与我们对皮层可塑性的理解却是一致的。

缠足妇女及其莲花状脚掌的X射线图


触觉改变造成的神经表征变化揭示了经历对大脑发展的影响。大脑的发展与无数神经元的增长或衰退相关;神经元的树突和轴突被流经它们的信息所改变。一位专业音乐家朋友长期在欧洲工作,抄写为中提琴创作的珍稀音乐,时常睡在浴室中。在他家里,他在一张地图上用图钉标注一些城市——他与这些城市里的人发生过性关系。地图上布满了图钉。我试图想象他的大脑皮层是什么样的。他是用左手指触摸皮肤的吗?当他热情洋溢地演奏协奏曲时,嘴唇是否在颤抖?我们在世上走过的道路改变了自己,这些经历丰富多彩而又独一无二。


在我们醉酒辩论两个多月后的寒假,我陪同生物学家前往委内瑞拉。在起飞前一天晚上,我第一次完成了博士项目的申请。我用针式打印机整理了草稿,剪开后在酒店的办公室复印。起飞前几个小时,寄出了最后一份申请书。几小时后,飞机降落,我是近视,把大海上的加勒比群岛认成了白日里的星星。加拉加斯是一座有两百万人口的城市,还有更多的人挤到了城市周围的山上。我们途经了一片公交车“墓地”,车辆白色的框架如白骨一般深陷入了土壤。机场相当混乱,团队带领我们前往一家酒店,在那里度过一夜后,又出发去内陆。

在洛斯亚诺斯大草原的第一个早晨,我们醒来便遇到了房东——一位在当地大学工作的年迈移民,边弹钢琴边唱佩茜·克莱恩(Patsy Cline)的歌,煮咖啡时会用滤网过滤煮沸的牛奶。第二天,我们驾驶着两架老吉普和一辆路虎驶入了委内瑞拉的大草原。北美洲正逢冬季,人们更愿在南美的洛斯亚诺斯度过一段时间,探索草原的神奇与美丽。在潮湿的季节,浩瀚的平原会被奥里诺科河的水淹没。到十二月时,热度又会蒸发浅层地表水,留下充满种种野生动物的池塘:色彩鲜艳的鱼类,和它们种类繁多的天敌——淡水豚、鹳和蟒蛇。

在接下来的10天里我们开车,露营,骑行。我们开车到达圭亚那地盾,那里布满火山岩,就像月球一样。我们把凯门鳄从渔网取下,油炸水虎鱼做晚饭;还有一只巨大的食蚁兽穿过我们的营地。那几天我所经历的冒险、友谊和亲密,比以前在生活体验过的总和还要多。那里到处都有鱼可抓,供我们随意拍照,留作科研素材。每天晚上,我们两人紧紧地抱住彼此,好像随时都可能有人进来把我们分开一样。

无髓鞘感觉神经元形成了一条与触觉性质相关的信息流,即触觉的实质涵义。在这部分裸露的信息流中,触感可以是温暖的、激动的,甚至是充满痛苦的。多条支流聚集到负责区分触觉的“流域”中,这个部分为我们对纹理质地的体验赋予含义。裸露的信息流也会经过一条通道上溯至终点,这条通道在解剖学上被称为前外侧系统。前外侧系统和大脑负责调节我们的社会经历以及亲密性关系。

哺乳动物同伴被称为“宠物”,是因为抚摸它们和因抚摸产生的催产素牢牢维系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例如,下丘脑是位于人体上颚之上的脑区,负责协调激素的释放,也负责调节排卵和精子的产生。作为对下丘脑调节的回应,性腺细胞会分泌多种激素,如睾酮、雌激素、黄体酮,每一种都会产生生殖刺激。在脊椎动物中,排卵前雌激素会逐渐上升,而后黄体酮迅速增多。渴望交配的雌鼠会拱起背部,尾巴挪到一边,方便雄鼠进入。20世纪70年代,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在雄鼠的爪子上涂墨水,以记录交配时雄鼠抓住的雌鼠的腰臀位置。一旦雌鼠发情,它们体侧的墨迹显示:即使雄鼠放错爪子的位置,它们也不会发怒。雄鼠紧紧靠在雌鼠拱起的背上,这样的触觉通过前外侧系统传入雌鼠的大脑——这是一个在我们想到去问母亲、恋人、朋友给予的抚摸是否有共通之处以前,一直都被我们忽略了的事实。

Lovers Touch, Bernadette Koranteng

一种特别著名的激素——催产素,受到各种触感的刺激后从下丘脑中释放出来。新生儿和母亲之间的肌肤会促进催产素释放。哺乳期间,婴儿吮吸乳汁的感觉也会促进催产素的释放,从而引起母乳的分泌。催产素分泌的场景有很多,按摩、拥抱、狒狒群体间互相整理毛发、啮齿动物舔舐幼崽等等。罗马尼亚孤儿院里的儿童很少被抚摸,缺乏情感体验,同时他们血液中催产素的水平也较低。催产素被视为与父母、朋友或情人形成永久情感纽带的基础。据推测,哺乳动物同伴被称为“宠物”,是因为抚摸它们和因抚摸产生的催产素牢牢维系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它们皮毛柔软,与狼或非洲野猫大不相同,似乎是为了我们触觉的愉悦而专门设计的。盯着你狗狗的眼睛看,若时机刚好,你大脑自然会释放催产素。

另一种由下丘脑释放的蛋白质类激素β—内啡呔,尽管较少受到重视,但它增加快感和抑制疼痛的效力非常显著。内啡肽的受体与吗啡、海洛因和奥施康定等麻醉类药物的靶细胞相同,它们均能提供独特的愉悦温暖的体验。抚摸能刺激内啡肽释放。灵长类动物是触觉感知型的社会动物。如果不需要抚摸就能产生内啡肽,我们会失去相互抚摸的兴趣,猕猴也会厌倦被梳理毛发,就好像海洛因成瘾者厌倦了性爱一样。我们身体内的内啡肽也许能解释,为何在难眠的夜晚,恋人纠缠的躯体是如此美妙,令人沉醉。合成型麻醉剂能给人带来纯净的拥抱体验、纯粹的温暖和慰藉,但在清醒时,我们无法拥有这些极其强烈的感觉。


到了年末,我得出发去国家的另一端开始博士项目。生物学家帮我把行李打包,放进了一辆破旧的福特野马。尽管我们认为在一起的时光结束了,我仍在第一年寒假重返草原,与他带来的一大群学生和科学家们一起工作学习。大草原仍然美得令人窒息,但紧张的工作让我们少了彼此间的慰藉,也没有过多的私人时间。我们相处得太过拘谨,以至于最终我忍不住向他发火——这也惹怒了他。然而,生活中还是有一些美好的瞬间,让集体生活不那么乏味沉闷。

在其中一站,我们发现了一段狭窄的河流,水流下的河床宽阔平坦,裸露着石子。我们带上工具,两人或四人一组,踏入蜿蜒曲折的河流,将藏在岩石和缝隙中的鱼赶进我们的网兜。我独自前进,来到一处,那儿的水流在石面冲刷出一个几英尺深的小坑。湍急的水流里,甲鲶鱼藏身于黑暗的角落中静待夜幕将临。我戴上面罩和呼吸管,没脱衣服就扎入水底,紧紧抓着岩石稳住身体。河水不断拉扯着我,我握住岩石,向上望着那阴影里的鱼群。那儿约摸有六条,每条都有8到10英寸长,有着红木般的甲壳,鱼肚子压在石头上。当我憋不住气时,我冒出水面,站起身吹出呼吸管里的水换气。我看见他在远远地望着我——这让我感到了刹那的幸福。

一天夜里,我们小队扎营在偏远的河岸边,位于阿普雷河(西班牙语:Rio Apure)某处,这条河流附近有很多奇异的生物。我们头一次听到红面吼猴低沉的吼声。一名来自皮奥里亚的爬虫专业的学生从灌木丛中跑了出来,手里握着一只蜥蜴。“那是什么?”他喊道,“是野猪么?”后来还是在那里,当我趟过浑水时,突然感到一阵被叮咬的尖锐刺痛。那是一条电鳗,我们后来在围网里捕获了它——体长3英尺,有着红色的下巴和鲶鱼似的光不溜秋的头顶。这之后我们又抓到了44种鱼。我们拍了照片,扎了帐篷,畅饮朗姆酒。那晚,马群雷鸣般的嘶吼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它们从营地旁奔腾而过,帐篷随着马群的踢踏颤抖不止。

电鳗是一种体型相对巨大的长刀鱼(一种刀形鱼类),可以利用电流感知浑水中猎物的位置。电流是神经和肌肉的语言,最初长刀鱼用它探索暗处,而它的近亲电鳗则放大强化体内的电流,用来狩猎和恐吓。不均匀地分布在单个神经元上的盐离子所产生的电压通常小于0.1伏,而电鳗可以产生600伏电压,这足以为几个大型电器短时供电,给神经痛觉通路带来爆击更是绰绰有余。这种疼痛似乎有长久的历史。如果把目光从人类移到其他灵长类、啮齿类、哺乳类,乃至爬行动物、禽类或蛙类,我们会发现相同的神经解剖学路径。目光再远一点,越过电鳗,穿过海参和海星,到达昆虫类。痛觉的神经路径变得难觅踪迹,但是我们仍能找到类似于痛苦的感受。果蝇,常被用于遗传学研究,能学会规避带有任意气味的轻微电击。学会给一种动物造成痛苦,也就能给其他所有动物痛觉体验。生物规律是“吝啬”的,总有相似之处。

抚摸的舒适感到底存在多久了?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指出,古老的灵长类动物间存在互相梳理毛发和抚摸的行为,如黑猩猩、大猩猩、狒狒和猕猴等。一些狮尾狒群体甚至会花费20%的时间用于梳理毛发。利用抚摸加强社会纽带,这种行为似乎已存在3000万年了。但是,和美洲的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在这种社交行为出现的2000万年以前,红面吼猴在这革新的行为出现之前,就已经从人类的种群中分离了出去——它们不能体会到这种与性无关的亲密行为带来的乐趣。

积极的、充满爱意的抚摸从何而来?也许在3.5亿年前,脊椎动物第一次学会交媾时便发生了。

即便红面吼猴可能无法从拥抱中体会到任何喜悦,另一些南美洲的同类却偏爱此道。比如,一对对伶猴就时常拥抱,梳理毛发,或者把尾巴缠在一起。在哺乳动物中,互相交流的习性也在不断发展。新的学说认为,亲代抚养机制源于自然选择。例如,繁衍和哺乳引起母体分泌催产素,加强了母亲与婴儿的联系。催产素促进了草原田鼠雌雄之间的配对——这种啮齿动物分布在美国中西部,以家庭为单位活动。性高潮、伴侣和家人的爱抚都会促进催产素释放。催产素只是众多神经调质的一种,它在抚育方面的作用已经塑造了我们的性生活与社会生活。

除了哺乳动物,鸟类同样会关爱幼崽,它们通常结对繁殖。它们会梳理羽毛,咕咕叫,却不会分娩和哺乳。那么,它们的大脑怎么决定自己应该爱谁?难道鸟类的依附关系是一种全新的感情?还是说,各种亲密关系是由更深层更古老的机理转换而来?积极的、充满爱意的抚摸从何而来?也许在3.5亿年前,脊椎动物第一次学会交媾时便发生了。

体内受精是陆上脊椎动物的特征,比如爬行动物、哺乳动物和鸟类。发表于2011年的一篇论文指出,通过对小鼠进行基因工程改造,它们的神经元能够发光便于计数,这样能找到对抚摸敏感的神经元。作者客观地表示,这些神经元主要分布在脊髓内支配生殖器的区域。鉴于性感带的神经元末梢和爱抚的感受器很相似,它们的功能自然也很相像——将在肌肤上游走的抚摸转化为快乐的火花——似乎可以说,触摸的愉悦起源于交媾的痛感。

还有个小问题。沿着族谱继续回溯——这次不再与其他脊椎动物作比较——而是青蛙和蝾螈。两栖动物早在体内受精出现之前就从演化树上分离出去了。然而,和人类的近亲一样,它们的交配往往需要抱对:雄性用双腿夹住雌性,分别释放精子和卵子。把生殖细胞混合在一起,这对于陆生脊椎动物和一些四条腿生物来说至关重要——毕竟它们不能把生殖细胞排放到大海里,通过水流传播。也许我们会把肢体的亲密同呼吸的空气和已离开的水域相联系,事实上,它存在于彼此交织的四肢中。


尽管相距千里,我们总是会努力待在一起。多年来,我们在专业会议上相见,一起进行短途旅行,一起度过漫长假期——总能从工作中挤出几天到几个星期。我们每一次相处总是短暂又热烈。在公共场合,我们遵守礼节规则;无言地互相膝盖碰膝盖,在影院灯光暗下、眼睛尚未适应黑暗时握住对方的手。八年分别再聚后,我们变得更加宽容,谨慎地分享了我们与他人交往时稍纵即逝的亲密时刻,就像密谋反对传统的同谋者。

zwei Figuren, 1953, öl von Francis Bacon (1561-1626, United Kingdom)

我很快就要博士毕业,继续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他也将从科研岗位离职到华盛顿应聘。最终,我被聘为一名大学教师,而他选择提前退休,与我一道去大学城,那里树木茂盛,气候湿润,布满了自行车道。我们买了一所房子,逐渐习惯了一起生活。我们在一起裸睡:刚开始我们面对面,后来一个人抱着另一个,然后换位,彼此搂着直到天明。我们即便可以好几天或几周忍受双方性格上的极大差异,长时间的同居最终让我们都疲惫不堪。一场吵闹后,我们和衣而睡。与疯狂的过去相比,现在的性爱显得平淡又多余。那年春天,当他在奥沙克山脉间捕鱼时,我另寻了新欢。

夏天一到,我就逃到云雾缭绕的巴拿马山谷中,开始了田野调查的时光。当我在草丛中探寻时,无线电接收器探测到了神秘的电流声——藏匿于深处的老鼠在唱歌。那儿长期湿冷,我和公园守卫一起住的那间房子没有电力和暖气。我难受的时候就喝朗姆酒、抽大卷烟——那是一个同尼加拉瓜反叛份子打了六年仗的男人送给我的。独居之时,我的思绪就会飘向柔和的、幻想之中的亲密关系:星期天清晨,一起躺在吊床上阅读报纸;工作日晚上,一同分享葡萄酒和温暖的沐浴。

我们对亲密行为的渴望源自灵长类动物的基因遗传。社会心理学家,可以说是最专业的灵长类动物学家了,他们记录了触觉在人类群体中扮演的复杂角色。比如,被销售人员触碰过的客户态度更加友好;我们习惯给接触过的服务员更多小费;在公共电话亭发现遗落的硬币后,如果失主在离开前触碰过我们,我们更倾向于把钱还给他。当然,接触的身体位置很有讲究。比如,大多数人对理发师保有一定的忠诚度。其他人群也有类似的例子。在南非和纳米比亚,进行狩猎采集活动的昆申( !Kung San)部落中,女性形成了理发组织,这有助于确定和维持社会地位。在大学生和青少年中,电动剪刀和卷发器似乎发挥了类似的作用。虽然许多文化中,多数成年人已经将这一工作委托给了熟练的专业人士,但我们对这些人士展现的忠诚并不会表示给其他服务者。我从不限制自己去单一的餐厅,或只找固定的店员买衣服。我们是社会动物,在很大程度上,自我的身份是由我们接触的人和接触我们的人所界定。

触碰将我们嵌入社交网络。我们选择公开哪些接触以及向谁坦白,这些选择将我们定义为一个群体。

我们对触摸的反应传递了放松和信任,而且愿意被多次触碰更是体现了给对方的信任。 触摸让双方关系变得亲密,我们的顺从意味着双方都默许这一发展。社会科学家观察了爱情中出现的抚摸,得到了普遍性较高的结论。在追求的早期,男性往往比女性更容易主动抚摸对方。在求婚的兴奋期,爱抚的频率会因互表爱意而增加。作出爱情的承诺后,亲密的爱抚似乎有所减少,而女性会继续主动爱抚,男性会更加热烈地回应爱抚,往复交替。我们通过能感受爱抚的神经元传达兴趣和承诺。当伴侣需要承诺时,便恢复抚摸;当需要自主的空间时,则主动减少抚摸——从而找到温柔舒适的相处方式。绝大多数人都能不经训练就理解这些亲密的信号。

触碰交流不仅发生在我们和朋友与恋人之间,也发生在我们与周围的人群间。我们在私密空间里的触碰交流及其对象,与公开场合中的触碰是大不相同的。在1983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密苏里大学的心理学家弗兰克·威利斯(Frank Willis)和克里斯汀·林克(Christine Rinck)要求本科生被试记录他们给予和接受的触碰。1498次接触中有779次被认为是私密行为,包括:亲吻面颊、抚摸大腿、生殖器间的摩擦——这些互动大多数发生在私密空间,比如家里和汽车中。以此类推,我们会为自己的不忠感到羞耻,至少不愿意透露这些事情。所以对拥有一个情人这件事要慎重考虑:触碰将我们嵌入社交网络。我们选择性公开的那些接触以及坦白的对象,会将我们定义为一个群体。

当彭菲尔德绘制触觉和运动的皮层图时,有一块出现了明显的缺失。皮层中缺少痛觉和温觉的区域,那是明显可以打破意识表层的地方。当代的研究方法表示,表现强烈情感的触觉与皮层中被称为“脑岛”的隐藏区域有关。用电极刺激脑岛,你会体会到疼痛或温暖的感觉。轻抚手臂,脑岛便会被激活。如果有一名男子躺在大学医院的功能核磁共振仪器上,即便周围嘈杂又超然,但当女友给他手淫时,他的脑岛仍会出现激活现象。

看起来,身体的感觉会集中在岛叶皮层的后端,然后向前移动到前脑岛,同时与身体状态相关的信息融合在一起,这类信息包括饥饿、性欲、警觉,和被情感中心过滤的、来自外部世界的感觉。中风和外伤导致的脑岛损伤会导致病态的缺陷。

躯体失认症患者感受不到身体的存在,他们可能认不出自己的胳膊,或者把别人的胳膊当成自己的。失认症是指自身有病却不自知的可怕疾病。比如,失明的人相信自己能看到。或者身躯麻痹,又坚信自己拥有“感受”。有一种解释是,前脑岛负责自身存在的感觉,而这感觉是皮肤将相关体验的神经信息流处理过后感受到的触觉。前脑岛的损伤会混乱这一信息流,导致我们最安全的知识——包含我们对身体的 “所有权”和完整的感官体验的知识——不过是一个脆弱的叙述罢了。

岛叶皮层不仅在感受抚摸时活跃,在想到抚摸时也会变得活跃。它不仅在痛苦和想到痛苦时活跃,想到其他人的痛苦时也会如此。这也是身体感到疼痛的原因。我们有时感到痛苦,或许这都怪岛叶皮层——失恋后消极颓废,喝多了躺在混合了眼泪和尿液的浴缸里,任由黑色的烟蒂漂在水面上。也许我们可以指责它令生命像断骨一般悸动。我们沉浸于主观感受,对于时间的体验无限扩大。脑岛的活动大概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在十年之后仍可以记得:两人在房间里的位置,一个站着,另一个坐着,气氛紧张地交谈,时有停顿;交谈中说了某句话,尴尬的局面渐渐转为和谐。我们也许可以据此解释记忆的不连贯性——记忆点之间总是存在间隔。往前跳跃几天,就能记起一个怀抱的温暖,一段舞步的纠结;正如威利·纳尔逊所请求的那样:不要忘记。再往前回溯几个月:我们在橡树下骑行,苔藓稀疏,露水尚浓;我们在潺潺溪流中猎捕颔针鱼;我们在昏暗酒吧里小酌,时光流淌,暮色四合。仿佛电影胶片快速回放,我们之间的激情一祯一祯凋零。也许岛叶才是心灵公正的编辑,当挚爱枯萎成一段旧时光,它默默收集过去的碎片。嗯,可能的确如此。


最近访问华盛顿特区时,我在美国国家美术馆稍作停留,欣赏查克·克劳斯(Chuck Close)的作品《范妮》(Fanny)。这是一幅大型绘画,详细描绘了一位女性饱经岁月布满皱纹的面庞,她的喉咙上有一道疤痕,那是气管被切开后留下的。这幅肖像是柔情的体现,由或轻或重的手指印画而成——说是绘画,实际上更像雕塑。我沿着史密森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街道漫步,看着孩子们将手放上古代艺术作品(来自澳大利亚博拉戴勒山的古人手印)的复制品,与它们相重合。手印上涂了法兰西、婆罗洲和阿根廷洞穴中吹出的红色颜料。孩子们跨越万年,快乐地与它们接触。

我略掉了西班牙卡斯蒂略洞穴中的遗迹——人类学家们争论不休,争论着这些遗迹究竟是由现代人类还是尼安德特人留下的。在附近的博物馆里,一名讲解员停下脚步,描述早期人种的脚印。他解释道,整个足迹化石学学科都在试图理解触摸留下的痕迹。在我们没有登上陆地之前,一只肺鱼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岸边行走;在我们完全进化为人类以前,一位母亲带着孩子直立走过一层灰土;在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的第一部彩色电影拍摄之前,他把手印在格鲁曼中国戏院的湿水泥里。像找到瓷器碎片的福尔德斯一般,我们痴迷于对触摸的记录。

我们是在海中一起游泳的两条鱼,我们是混合交融的海洋。

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将我们对触摸的迷恋描述成各种交感巫术。他认为存在一种巫术思想,能够通过触摸传递物质的特性。弗雷泽在他的著作《金枝》(The Golden Bough)中写道:“在南斯拉夫,女孩可以把她倾慕的男人脚印下的泥土挖出来,放在花盆中种上金盏花,它被视为永不凋零的植物。若金盏花永不谢败,她心上人的爱情也会随之绽放,永不凋零。”我们很容易把巫术思想视为愚蠢的荒唐事,但我更倾向把它看作一件来自4亿年前的、难以捉摸的人类遗产。我承认,我还留着一件他的衬衫,藏在我的破旧衣衫里。那是我刚搬到研究生院时,他寄给我的。他的味道在衬衫上保留了很多年。

在我们分手的夏天,我在巴拿马度假。一个无所事事的夜晚,我随手翻译了几首聂鲁达的诗歌。我想借此排遣心中的烦闷,同时提高西班牙语水平。我知道了un relámpago是一道闪电的意思;还知道了,聂鲁达像惠特曼一样,热爱描写水流、光和触摸。惠特曼歌颂被压抑的痛苦之河,这之中却有愉悦的浪花激荡翻腾:我们是在海中一起游泳的两条鱼,我们是混合交融的海洋。聂鲁达歌颂水流、梦想、赤裸裸的真理。他想知道青蛙是否会小声嘀咕两栖动物的不雅事,公牛是否会向骟牛咨询关于母牛的种种。他敬畏地问道:星河为何淌如流水,雨中敲击着怎样的乐曲。他惊叹于人类的无知。

当然,他是对的。我们的理解是碎片的、虚构的——记忆是一段由斑斓的碎片拼成的故事,以一种令人愉悦的方式。就像用海玻璃制成的风铃,它的旋律精巧,熟悉却又难以捉摸。聂鲁达写道,当风在耳边低语真理时,我们才会在遗忘中寻得答案。而他的问询依旧熠熠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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